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力来自贪腐官僚阶层的破坏

岳青山：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力来自贪腐官僚阶层的破坏

当今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相继建了官员及家属财产公示制度。实践证明，这种“阳光法案”对于“从制度上”预防和反对官员腐败，具有明显的“铁拳”意义。　　

我国早在改革开放头个十年，鉴于官员腐败迅速滋生和漫延，人大就提出过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全国人大党常委会就已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　　

只不过，怀胎一、二十几年，就不见分娩。　　

2008年2月，份李成瑞、巩献田等1211人联名向党中央及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9月，李成瑞、巩献田等880人又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反腐体系规划的两项建议》。只是直至年末，未能得到任何答复。李成瑞、巩献田等不得不第三次上书，请求答复前两次的建议，并作为公开信发表，同样如石沉大海。 　　

去年两会期间，《瞭望》新闻周刊报导也说，人们“对于这一制度本身基本没有争议”。　　

这样一来，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就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建立《阳光法案》为何比上天难？究竟困难是什么？阻力在哪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人大审议和通过的法律多达380件，为何唯独这个“阳光法案”千呼万呼出不了台？　　

  当今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我国自己港澳台也都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常喊要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怎么偏偏这个“轨”不敢接？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些年，我也是在观察、在捉摸这个中国这一大奇异的难题。现在好象接触到了真象。原来，中国的领导干部长期敛财，家里聚集而成的“金山”、“银山”实在太高、太大、太黑，绝对见不得“阳光”!　　

我这种认知，并非想入非非，而来自近年来若干高官的落马案例。　　

案件之一，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贪污受贿239万元。他利用职权，违规为其弟陈良军获得354么土地的使用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3441万元，陈良军倒卖土地使用权，就非法所得达1.18亿元。　　

案件之二，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2005年至2008年间，利用其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职权，在有关案情的审理、执行等方面为广东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390万元。此外，黄松有还于1997年利用担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308万元，本人分得120万元。　　

案件其三，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多达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案件之四，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原司法局长文强，双规后，其一处住所搜出大量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以及金条，价值3800万元。他还有8处住房(其中4处别墅)总资产已近9位数。　　

案件其五，土地大案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在任朝阳市委书记期间，和房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贪污受贿几千万之多(尚在调查)！宋勇的妻子和弟弟已先于去年年中被 查。其妻崔某系辽宁作协专业作家，同时兼任朝阳市义利房地产公司副总，据接近专家组的人士介绍，“宋的老婆已经交待了300万元 ，在宋的儿子的一张卡上有存款4000万元。” 　　

案件其六，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从1999年到2006年，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工程承包、采矿、任职、减免税费、解决贷款、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陈立华等人，共同收受22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404.3281万元。此外，李大伦还有折合人民币1798.7393万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案件其七，四川乐山市犍为县，是个穷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却成了响响当的“暴富”。先后受贿36人财物，其中现金1504.2万元、 美元9万元、住房三套用其装修、轿车2辆、50外银行卡1张及家电，共折合人民币1859万元。同时，田玉飞还有1330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案件其八，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涉案金额高达18亿。他的同事李剑芒在博文中说：康日新贪污7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7亿多元，全部是现金，藏在他家的三楼上。　　

 从这些案例中，不难看出，陈良宇这些人，在东窗事发之前，对于建立“阳光法案”，会取何种立场？会抱什么态度？答案有是：他们俨如冰塑巨人之惧怕“阳光”一样。即是说，他们群众千叮万喊的“阳光法案”能不深感惶恐、惧怕和恼怒，以至于凭借手中权力，拼死反对、阻挠和破环？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多年疯狂敛财，家里暗藏着的“金山”、“银山”，那大那高那黑。如果“阳光法案”一旦付诸实行，那就意味着什么？　　

首先，《阳光法案》会使他们的“乌纱帽”融化成为泡影，头上顶顶桂冠随即本报个个落地，昔日“光辉形象”，现在原形毕露。长期苦心经营，结果毁于一旦。他们能甘心情愿？　　

 接着，更可怕的是，《阳光法案》使他们难逃法网。他们懂法，无须纪委调查，仅此一项“财产来源不明罪”，就足以使之“身陷呤囹圄”。有些人还不得不虑及自人头难保。他们能不胆战心惊？　　

更在甚者，《阳光法案》还将祸及他们全家 。中国特色的腐败本以“老子做官，妻儿发财”为特色。有些“明智”高官，长于心计，自己廉政作秀，妻儿仗权敛财，名利双收，殊途同归。可恨资产阶级发明的这个官员申报财产法案，偏还要包括妻儿子女，真要实行，全家陷于灭顶之灾。他们能不拼死反抗？　　

“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大凡手脚干净、没有贪腐的领导干部，对于《阳光法案》无疑会举双手赞成。　　

这就是唯物史观有一条基本原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物质利益归根到底是决定的。　　

中国的《阳光法案》的制定，其所以比上青天还难，完全是中国贪腐官员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资源，拼死的阻挠、反抗和破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在党的领导之下，近三十年竟然冲不破腐败官员的阻挠和破坏？　　

严重问题在于，中国的贪官，已不仅是单单个人，而是业已形成为 一个“贪腐官僚阶层。”　　

证据就在于，中国的贪腐官僚已经“集结”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力量、能量业已发展到足以左右中国人大的立法的地步。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成了立法与否的准则，欲则立，不欲则否。不是集结成了“阶层”，以怎能如此神通？ 　　

早在1956年8月 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曾振聋发聩地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毛选集》第5卷，第326页)　　

令人万困惑和遗憾的是，毛泽东不幸言中了!　　

 马克思有句名言：一个革命行动，胜过一打理论纲领。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三令五申，官员腐败危及党的生命，制订的党员廉政法规，实在是多于牛毛。这一切似也必要，但实践证明，全都管不住高官，收效自然甚微。用江西省那个被处决的副省长胡长青的话说，“那是牛栏里关老鼠，进出都自由。” 　　

建立《阳光法案》，在当今中国官场的严峻形势下，实乃反腐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对于腐败官员，不失为一面“照妖镜”，让贪腐官员原形毕。这是真正的铁拳重击!　　

鉴如中国官员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已经严重危及到了党的生命。 因之，我作为一名老党员，热切期盼胡锦涛总书记学习毛泽东发三反运动那种彻底革命、除恶务尽的决心和气魄，果断作出政治决断，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此作为向中国的贪官发起“全面进攻”的突破口，让他们原形毕露，并绳之以法，把我们党从危难中挽救出来! 这是全党的大幸!　　

2010年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