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腐败,人人都咬牙切齿。剑锋所指,当然是执政党的各级各类官员了,因为只有他们有条件、有能力、有机会腐败,其他人等是想腐败而不可得的。当今官员腐败之深广、危害之暴烈,执政党是有充分认识的,所以不停的用各种法律、条例、制度、机构加以预防、打击、惩治,不停的用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律教育、道德教育来强化官员的信仰,加强他们自身的抵御能力。收效虽说不尽如人意,但总能控制在一个不至于亡党亡国的范围。 
     成功人士、民营企业家、资改派代表之于普通百姓,对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他们一般称之为官僚集团或利益集团。他们认为官僚集团的腐败是专制集权的产物,认为要彻底割除腐败毒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吴敬琏、茅于轼之流近来口口声声所说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的原因。
     乍一看,好像这些资改派们是很为国为民着想的。其实,这是很具有迷惑性的煽动,包藏着不可测的祸心。
     回溯一下这些成功人士、民营企业家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就知道腐败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清楚了资改派口口声声要将改革深化的罪恶目的了。
     八十年代初期,集体经济国营经济的公有制是绝对的主体,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们穷饿无聊,党、政府、组织为了帮助他们,允许发展一点私营经济,既解决了共同富裕的问题,又让集体经济国营经济有一点补充。那时的官员是贴心贴意地帮助他们,资金送上门,技术送到手,为他们找销路找市场,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他们能够成功赚钱,不找政府的麻烦,就谢天谢地了。即使最后抽他们一条烟,喝他们两瓶酒,那也是为他们脱贫而高兴。他们即使赚得比自己多,也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付出了劳动,冒了些风险,特别是他们还不忘感谢党的政策感谢政府的帮助。这时还谈不上腐败。
     九十年代,这些个体的私营经济有所壮大,也想在自家的池塘里买首航空母舰来玩玩了。资改派的号角吹的更响更动听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美丽图景迷惑了工人,也蒙住了一些官员的眼睛。个体的私营经济在大部分官员们糊糊涂涂的帮助下,一夜之间膨胀成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消失殆尽,大家都眼睁睁的等着私有化把集体经济国有经济起死回生。但左等等不来,右等等不来,等来的是企业老板的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等来的是血汗工厂、有毒产品。原来他们是这样回馈社会回馈人民的。工人阶级自知被骗,如梦初醒,但已坠深渊;官员心理不平衡了。有那么几年,脱党退党时有发生,辞职下海也成潮流。官员们迷惘了,不平衡了,那就腐败吧,因为那些一夜之间土财主变大富翁的,确实是靠变戏法的私化转制等抢劫手段而成的,所以,这时官员普遍出现了“59岁现象”。可以说,私化催生了腐败。
     新世纪,民营经济羽毛丰满,老板们不满足吃喝玩乐了。他们出国了,他们见世面了,口口声声的国家利益民族崛起,民主自由地心忧天下。他们参政了,他们有地位了,他们也有胆量了。能够用钱解决的就用钱砸,官商勾结应运而生;不能用钱解决的就借助外力,借助民力,于是出现了汉奸买办,出现了政策以利民始而以祸民终的奇观:为了解决春运难就提票价,为了解决吃水难就提水价,为了解决用电难就提电价,为了解决住房难就提房价,为了解决看病难就提药价,为了解决上学难就提学费。总之,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生活的更好更幸福更有尊严,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提价。最终之所以不能彻底解决,是因为还有那百分之几的国有大型企业没有完全私有化之故,是因为我们富可敌国的私有民营财产还没有在宪法上得到确认之故,还有那不可逾越的体制性障碍。而这时的腐败就不可遏止了,因为与其让你去私化,还不如我名义上还给国家守着,我拿百万千万的年薪也比你全掏空的好。
    私化与腐败同罪,一个是公开招摇,一个是潜滋暗长,一个是假公济私,一个是损公肥私 。腐败公开化、集团化,这正是资改私化派们所乐于见到的,因为为他们的最终登台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人人只见腐败之恶,却不见私有化之原罪。回顾一下,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普通大众私化了个什么呢?只是自己被别人私有化了,而且思想灵魂也私化了。所以,彻底根除腐败,外必须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内必须反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内外同反,标本兼治,回归公有。
     一提回归公有,资改派们总是要用共同贫穷来吓唬人的;其实,在60年财富创造的基础上再来公有,绝对是共同富裕,华西村、南街村即是明证,腐败在人民监督之下也不治而除。所以,打着反腐败旗号的继续改革,那才是最大的腐败,是前腐后继的原动力,是亡国的靡靡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