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已死，理论时代终结

　　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思想理论的威力被喻为“精神原子弹”，其地位可想而知。即使在今天，理论对一般人的诱惑也是明显的，它突出表现为效果立竿见影：只要掌握它，思维马上变得简明、锐利，面对现实问题犹如庖丁解牛，几可势如破竹。而它的副作用却是隐蔽的，难以为一般人所察知：当你“掌握”理论时，理论其实也掌握了你，限制了你的思维，使你无法顾及其他方向;同时，它会迷惑你，让你沿着它指引的方向进行逻辑上的“裸跳”。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几种主要理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实践中都曾反复遭到挫折，但在逻辑上却始终能做到自洽——经历挫折后，理论体系通过修正、调整，仍然可以回到自洽状态。这也是左右各种理论两百多年来争论不休，却各自都能保持观念自信的原因。

　　这种挫折和自洽恰恰说明：1，对同一世界、同一现象，可以有从不同观点出发的多种解读;不同解读导致的不同结论和推论，在观念逻辑上都可以成立。2，理论只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现象的一种解释，它的适用范围是时间上已发生的“此岸”;当它面对未发生的“彼岸”时，其结果是不确定。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已发生的现象中提炼出规律，而人类历史最精彩而又令人迷惑的特征是：它可以不遵循此前表现的规律性，而展现出新的规律和特征。对于人类的主观理性来说，客观世界就像一个挂满帷幕的舞台，台下的你，现在只能看到帷幕已拉开的部分，剩下部分只能等待帷幕的进一步拉开。所以，从各种理论导出的关于未来的推论，其准确程度并不比扔骰子更高。否则，各种理论就不会两百年来交锋不断;否则，人类社会早就预言家满天飞，随便某个理论的学徒，都可以充当预言大师了。事实上，从理论出发的预言，其准确性普遍不及从经验出发的判断，因为后者跨越的逻辑链条更短。所以，在实践中更具权威的，总是经验人士而非理论人士。恐怕没有人否认，拿破仑比克劳塞维茨更懂得战争，更能判断一场战事的走向;或者说，更能诊断中国经济的，是朱镕基而非林毅夫;更能诊断美国经济的，是格林斯潘而非弗里德曼。不久前发生的“二山会”，也生动诠释了此点。

　　因此，没必要对某种理论过于迷信，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观念的自洽游戏而已。思想者通过理论的自洽，可获得一种“念头通达”的精神满足，由此很易产生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错觉。就像1976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描述为无所不能的“手术刀”“显微镜”一样，今天的自由主义也被一些人当成这样的宝贝。事实上，越彻底的理论越不靠谱，越宏大的预言越易破碎。近代以来，理论上最经典的预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解决它自身的危机”，另一个是哈耶克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不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这些都是从对已发生的“此岸”事实之解释中得出的结论，而随着历史由“此岸”延伸到“彼岸”，这些结论都像泡沫一样纷纷破灭。几年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互联网时代无法进行舆论管控”的说法，现在还站得住脚吗?针对拙文《“不争论”的三重变奏》，有学者断言中国“在民间社会形成建制化的批评性言论之不可能”，因为“那其实是民主本身的制度要素”，其表现出的理论自信，与前三者如出一辙。但这种从“一般意义”出发的预言如果成立，那么一切的社会改革或改良，就都没有存身之地了。在观念世界中，对“已发生”的解释最终被自洽为一条逻辑直线;而经验世界只要发生一个波折，所有的解释就都要打散重来。现实世界的真实逻辑隐藏在未发生的“彼岸”之中(如果这种逻辑存在的话)，那是人类的理性无法企及之地。

　　那么，如何理解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其实是观念掌握群众后，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现实产生作用，使其发生了一种朝向理论描述方向的变化。例如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前很多人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但其实只是理论动员了民众，获得阶段性的胜利，而当历史再往前走几步时，结果又不一样了;又如苏联解体，同样有很多人说是自由主义的胜利，甚至有人说“历史已经被终结”，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到底有没有被终结呢?还有一个经典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从效果看，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同样从反面证明了，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其实就是理论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来影响现实。

　　说这么多是试图说明，理论只对“已发生”的解释有用;对于“未发生”，从根本而言那不是理论可以适应的领域。只不过人类思维有其自身的固定特性，那就是习惯于“从特殊(已发生)到一般(抽象结论)，再从一般到特殊(包括未发生)”。这种特性是由“观念支配行为”这一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决定的。所以，人类由“已发生”推测“未发生”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不管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经验出发。关键是要对“理性有限”保持足够清醒，对理性膨胀保持足够警觉。概率论的方法之所以能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决定性现象的发生所需要的确定条件，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才能得到满足;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者自己先须明确，所得结论不过是一种概率，就像扔骰子一样，具有偶然性。恐怕任何有着观念或逻辑偏好的人，都不会喜欢概率——它太缺乏理论的线性建构所必须的确定性了。但是没办法，只要面对的是“未发生”，谁都无法回避概率。

　　人类的历史和认识发展到今天，应该对自身的局限性已有了明确认知：上帝已死(这里的上帝与尼采的不同，它是指思想者而非信仰者的上帝)，理论时代终结了;对思想理论的建构，不再是一种“指引人类前行”的崇高事业，而只是一种解释曾经过往的思维游戏。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理论建构的繁盛在东西方都并非常态，它主要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和两百多年前的启蒙时代(马克思、尼采、密尔，都只是启蒙时代的余波;进入20世纪后，则只剩几朵浪花)。其他大多数时候，理论建构都只是冷门甚至异端。今天的它，当然不会再被视为异端，而只是被“祛魅”，回归其本来。

　　当然，如前所述，理论还有着另一种功用，那就是马列主义者一再坚称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换言之，理论服务于一定的利益立场，其作用是将相同立场的人聚集起来，统一思想、目标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理论被很多人信仰时，它是一种可以改变现实的强大武器。但是，随着理论“指引人类前行”的光环被祛魅，信仰它的人必然程度越来越低，范围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