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书院摘抄（四）

其实在高校，很多腐败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合乎程序、手续，并没有很多大肆送礼、胡乱上床的事情发生。但是在循规蹈矩的进程中，国家的百年大计被损害了，教育的高尚本质被污染了。有些人，似乎很有“文化”，看上去清廉得很。但为了赢得自己的“百年名声”，不论是想当一个“国学大师”也好，想当一个“改革功臣”也罢，都可以置正义道德于不顾，良心丧尽、草菅人命，而你送他亿万财富、三千佳丽，他都不要。这种腐败，才是真正让人胆战心惊，让我们的民族噩梦连绵的啊。

最近发现电脑字库里的词汇，一般是按照出现频率排序的。用拼音打renwu，出来的先是任务，后是人物。这说明现在任务比人物重要，这是一个重视干活不重视人权的时代。由于我使用“人物”概率很高，依靠词频调整，我的词库里“人物”终于排到了“任务”前边。还有如果用简码打zy，先出来的是“这样”、“左右”和“中央”，很后边才出来“自由”、“尊严”和“左翼”，这说明现在“中央”比“自由”和“尊严”重要，甚至“造谣”都比“自由”重要。我使劲调整了半天，结果弄巧成拙，把“早夭”给搞到前边来了，那“中央”的嘴都笑歪啦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智库“新经济学基金会”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普通的医院清洁工在挣1英镑工资的时候平均创造10英镑的社会财富。而银行家、广告商、税务会计师等行业对社会的危害大于贡献。每个银行家挣1英镑反而消耗或抵消掉7英镑的社会财富。税务会计师则因帮有钱人“避税”而损害国库收入、负面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他们每挣1英镑时毁掉47镑的财富。而废物回收工对保持环境洁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贡献重大，每挣1英镑工资实际贡献值为12英镑。孔和尚由此明白了，为什么一个社会里清洁工等底层劳动者的数量必须远远多于那些老爷们。如果蜜蜂的数量少于蛀虫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耳边响起《国际歌》的声音：“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可惜寄生虫是不能用肉眼发现的，它们拍着无耻的胸脯说：“我叫耶和华，是我创造了你们大家！你们生来就欠我丫的，下礼拜我就来看望大家，让你们人人都剩个蛋！”

香港传真09年63号是郑苹如烈士的妹妹郑静芝的述说。身居洛杉矶的80多岁的老太太，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清晰地讲述了姐姐参加抗日工作的详情，对那些胡编乱造的戏说之作和某些汉奸文艺给予了驳斥和批评。老太太很伤心，全家抗日，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辗转飘零，今天却被无耻之徒那样糟蹋，某些中国人真是太没有心肝了。我这次去参加东北亚和平论坛，韩国朋友也问到了《色戒》问题。我说假如韩国有人拍摄一部电影，描写韩国抗日女英雄被一个卖国的韩奸“在床上征服”，并且死心塌地爱上了这个韩奸，最后又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这个韩奸，韩国人民会有什么反应？还不将所有导演编剧都给腌成泡菜？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竟然允许这样的影片公开放映，朋友们，我看亚洲的社会主义前途，可能在韩国更有希望啊。

深圳朋友来信问：“孔老师，您说到语言应该追求品格的问题，想到有些经典也甚粗糙，比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这段唱腔，上半段是……这几句表面看上去很华丽，其实既重复又矛盾吧？接下来……为了把沉鱼落雁的典用上去，似乎不顾常情与逻辑，让人产生困惑。比如，姑且就算‘金色鲤鱼在水面朝’、‘雁儿并飞腾’的景致会出现在月夜中，但‘鸳鸯来戏水’明显应该是白天才可能出现吧，放在这儿是不是牵强呢？这出戏梅兰芳演了40多年，可谓千锤百炼，这些明显的错误，莫非就一直没人指出来啊？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烦请老师点悟啊。”

孔老师答复曰：“几乎所有的传统京剧，都文理不通。那些名段经过多少次打磨，仍然捉襟见肘。因为底子就不行，是下里巴人硬提上来的。京剧真正成为‘文学艺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一大批文学家进入了京剧领域，中央领导也多是文学内行，京剧演员也大规模扫盲补课。京剧才真正典雅起来，样板戏更是辉煌的顶峰。今天过分美化和抬高那些旧艺人了，所以越是这么吹腾，京剧就越没有前途，三十多年，没创作出一部能够站住的戏，多少优秀的演员，都成了春晚上高歌改革开放的戏托儿了。”

今晚看新闻，胡主席、温总理都出门串亲戚去了。于是贾主席和近平、克强两位千岁爷，也不闲着。贾主席一眨眼的功夫，换了好几身少数民族的衣服，笑得雪化冰消春意烂漫，那笑容仿佛是对胡主席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到山花开！”近平千岁爷继续坐镇东倭自治区，召见各洞番主。番主纷纷表忠心曰：“他日千岁继位，吾等纳贡如故，千岁毋忧。若有私结红毛鬼子，忘却广岛长崎之耻，胆敢藐视天朝者，死啦死啦的有！”克强千岁则一路访贫问苦，体察民情。看那电视里的一派大好形势，还有群众脸上真诚的笑容，真不相信这个国家隔三岔五就自焚一回啊。
另外发现一个重要问题，自从孔老师批评中央领导的领带都是一个地摊上买来的之后，近半年来，中央历次会议上各级领导的领带明显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做到了五颜六色、多种多样和肥大的肥大、干枯的干枯，在这样的一件小事上，能够虚心听取一个普通教授的意见，这充分说明中央政府是有能力、有魄力发扬民主、令行禁止，闻过则喜、闻过则改的。但孔老师最近发现，中央领导的眼镜又是从同一个地摊上买来的啦！不信明天大家可以细看电视，除了习近平等几位不戴眼镜的之外，其余领导的眼镜，从镜片到镜架，从款式到档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孔老师绝对相信这不是各位领导故意的，但孔老师不能不怀疑这是中南海六处的后勤科长从动物园批发市场拿了回扣。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笑话，当年乾隆皇帝那么圣明，还被后勤科长给骗了。乾隆爷吃的鸡蛋，十两银子一个，而市场上一两银子可以买一百个！眼镜业是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区区成本可能只有几块钱，卖进中南海，至少也得几千块钱。咱广大革命群众，可不能眼看着中央领导吃亏呀！人家一个个辛辛苦苦，为国为民，连工资都舍不得花，却被眼镜商如此蒙骗，真让俺们贫下中教气炸了肺也。

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政策，时而好，时而孬，其实也是与其侵华总体方略相辅相成的。不过留学生中的汉奸倒没有日本所希望的那么多，多数汉奸其实都没出过国，并非是帝国主义精心培养的，而是人品本来不好，遇到可以卖身投靠的机会，就出轨了。

单二员外依然那么纯朴，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华人。大伙给她介绍了伟大祖国的光辉成就和一屁股烂事儿，告诉她美元跟人民币很快就要1：1了，让她告诉美国人民安心等待，不要上访，不要自焚，中国十万精英学者和百万虎狼城管就要去解放他们啦。

关注刘汉黄，关注工人兄弟的命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良知的体现。我们知识分子经常呼吁的是我们的言论自由，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有多少工人兄弟，连自己的四肢都不能保全，他们基本上是“外出打工——发生工伤——漫长的索赔和侮辱——人财两空——身心饱受摧残——奋起反抗——再次遭受法制媒体的侮辱……”。当言论尚未完全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运用这有限的自由为他们说话，如果我们不为刘汉黄们说话，那人民会赞成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吗？不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充其量只能获得资本家豢养之下的侮辱革命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自由。

晚上与家人吃了饺子，并到北大旁边的“蚁族”生活区逛了一圈，看了那些年轻人简陋的苦乐交织的生活，告诉家人这里才是中国的缩影。我课上对学生说，明年630万本科毕业生，其中大约一半找不到工作，大家放心，党和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的，一定会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比如就可以学习当年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给你们工作，但是没有工资，或者一份工资三个人轮流领，或者每年八个月给工资，另外四个月当志愿者，或者当月领给5折，年底领给7折，5年以后领给9折……同学们都欢欣鼓舞，都说党和政府能让我们过上《茶馆》里那种好日子，真是谢天谢地谢谢政府的祖宗八辈啊！

晚上看新闻联播，说李长春同志在国家大剧院观看的歌剧《乡村女教师》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简直是狗屁不通！“现实主义”是创作方法或者创作思潮或者创作流派，跟他奶奶的题材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不能怪中央电视台，一定是李长春同志身边出了白痴了。另一条新闻称颂澳门在亚洲首先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孔和尚感到很奇怪。人家朝鲜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啊。还有本和尚，俺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博士，20多年受的都是“免费教育”啊？小学中学时，每年象征性地收几块钱的学杂费，大学以后，每月国家倒贴给俺助学金，上学等于上班，难道社会主义的免费就不叫免费啦？怪不得张宏良气愤地写下《开放瓦罕走廊——60年后美国大兵要重返中国》的战斗雄文：“美国在完成了对中国经济殖民化之后，终于亮出了最后底牌：要求美军进入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为解决阿富汗10万美军补给问题，美国政府要求借道中国新疆瓦罕走廊，向驻阿富汗美军运送物资。……噩梦终于敲门了。”

但毛泽东时代，上海为全国所做的贡献比今天大得多，那时候的上海人却没有如此激烈地歧视和排斥外地人。而今天，上海与其他地区的矛盾在加大，一方面剥削着全国人民，一方面不知道自己的钞票是从哪里来的。这正是新疆等西部地区分裂势力可以用来进行政治煽动的根源之一。当年热比娅那些人，在上海买一皮箱纱巾，回到新疆就可以腰缠万贯。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热比娅，你如果逼着她去说上海话，那她恐怕只好回敬给上海一万颗炸弹了。

《巍巍毛泽东》：“毛泽东出生于中华民族命运最为黑暗沉重之岁月。他发宏愿，立雄心，养浩气，救万民。立足湘江，胸纳寰宇，北游红楼，南结黄埔，东谋建党盛举，西挽灭顶危局。遇千难而不挫，经百战而愈奋。终成一代民族舵手，驱倭寇，扫民贼，新中国乃巍巍然崛起东方。毛氏毕生，与庶民同呼吸，谋国家千秋业，戒骄戒腐，反帝反霸。一穷二白之赤县，转为粮油滚滚，钢花烁烁，书声琅琅，欢歌阵阵之强邦。更有两弹一星，护民万福，哲思雄文，厚馈子孙。华夏神州之命运，已跃出低谷，冉冉行天矣。”

美国侨网最近发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2009年对毛泽东的评价：“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於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天下谁还没有一两个敌人，特别是政治家，尤其是你们中国的政治家……不过你们这些青年人面对这些谣言的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话！” 

达赖于11月访日期间被媒体问到“您印象最深的领导人是谁？”达赖回答：“是毛泽东。1954年到1955年，我们之间培育起某种亲密的感情。毛主席把我当做儿子一样对待。我时常会从内心深处感叹他充满自信的领导力。同时，我还能感到他那种贤明的理想：他不仅已经获得一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改变整个世界。”今天还有哪位中央领导能够从人格魅力上征服达赖吗？倘若一个集团里边，连一个让人家钦佩的成员都没有，那怎么叫人家不闹独立啊？

毛泽东1958年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50年过去了，什么是伟人，我们刚刚看清了一点点。

洒家前往某派出所，跟一位女民警谈社区治安问题。民警说常住人口都是好人，但暂住人口是常住人口的十倍，麻烦都出在他们里边。我说不能这样看，这样看问题，你们会累死的。暂住人口问题多，不假，但他们的问题，跟我们常住人口没有关系吗？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是他们如何对待这座城市的关键。如果我们都像上海某些瘪三法西斯，强迫人家说上海话、认上海人当干爹、顺便给上海人的日本干爹当干孙子，那人家对这座城市产生敌意，就是合情合理的。警察的主要功能不应该是镇压，别忘了咱中国警察的前边还有“人民”二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时代的上海警察马天民同志啊。那个《今天我休息》中的马民警，是怎样对待兰州来出差的罗爱兰同志的？那才是堂堂大上海的胸怀和气度啊。

由于孔和尚多次批评中南海后勤部门有营私舞弊之嫌，人家终于找上门来啦。不过不是打击报复，而是表示欢迎批评，希望继续监督，言者无罪，闻者根本就不在乎。为了表示感谢，特意给孔和尚办了一张内部优惠健身卡，让俺有空就去雅正雅正。孔和尚这人，据说是很爱贪小便宜的，据说是吃了两盘朝鲜泡菜就开始歌颂金日成，吃了一盘日本寿司就开始歌颂汪精卫的，这样的本国便宜哪能放过呢？于是俺就大摇大摆地单刀赴会，幻想着能够跟胡锦涛一块在跑步机上聊聊天，跟温家宝一块在游泳池里背背诗，趁机给某位北大领导上点眼药，何其快哉也么哥！

不料洒家连去了三日，不要说胡温习李没见着，连一个副部级干部都没有，全是一些退休的司局级老头老太太，思想贫瘠，语言干瘪，除了身体，没一样比街道干部强的。最后俺忍不住，问了值班的东北小丫头：“喂，妹子，胡主席他们，上这疙瘩来吗？”

小丫头一听，咧嘴笑了：“大哥你想啥呢？你瞅这疙瘩跟农贸市场似的，整得冒烟咕咚的。你瞅那些老太太，还往家偷香皂呢，胡主席能来这疙瘩吗？人家胡主席啥素质啊？胡主席要使香皂，还用自己出来偷啊？人家那秘书是吃干饭的啊？”

孔和尚恍然大悟：“哦，妹子，我明白了。这疙瘩是专门给司局级用的，副部级以上不许来这儿，对不？”

将近15点，终于离开机场。半路上听广播里说，机场已经启动紧急预案，5百多航班取消。又说现在机场出租车数量为零，上万旅客滞留，希望广大司机前往救助云云。我跟司机说：“市长丫的大概酒醒了，开始救助老百姓了，总算还有良心。下这么点雪整个交通就瘫痪了，我们东北年年下大雪，一切生活照常，你说要北京当首都有他妈什么用？还不如把首都改签到夹皮沟呢。”司机说那可不行，那也得让北京当首都，当首都我们还活得这么惨，要是把首都搬东北去，我们还不得饿死？

山西李徐鸿寄来《经济加权统计》和《商品价格黄金定理》，指出很多经济活动不能简单计入GDP，例如假冒伪劣产品、功能多余闲置的产品、耗能浪费产品、污染企业的产值等等共50项，有的应该计为负数。国家的经济核算方法必须变革，否则明明是成年累月地祸国殃民，却天天说繁荣兴旺、日新月异。按照目前的欺骗人民统计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都可以增加GDP，都可以促进某些人的活动，增加某些人的收入。所以，凡是GDP高速增长的地区，把领导干部排队后隔一个枪毙一个，绝对有大量的贪官坏官漏网也。

朝鲜货币改革后，给工人发放改革之前同数额的薪酬，由于新旧币按照1新币等于100旧币兑换，实际上大大提升了工人工资。据《朝鲜新报》1月4日报道，新年假期，朝鲜商场内高价消费品的购买人群以农民、矿工为主。据商场负责人郑明玉（音）介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矿工等是“高收入人群”。他们是电视、洗衣机、冰箱等高价商品的主要购买者。而一般工人则购买食品、糖果等日用品居多。她表示：“这正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贯彻实施的体现。”看到商场内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商品和争相购买的消费者，商场的销售人员都感叹道：“强盛大国的大门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孔和尚想提醒乐观的朝鲜人民，你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多先进合理之处，但在通往强盛大国的路途上还要走很远，这路上肯定还有风霜坎坷和枪林弹雨，乐观的畅想加上理智的奋斗，才能迎来最后胜利的画卷。

20年前，流行“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系列，似乎我们中国竟然不在“世界”之内，我们从一个地球外边的犄角旮旯拼着老命往人家“世界”的屁股蛋上靠。等热脸靠上了凉屁股才发现，那不是“世界”，也不是欧美，而只不过是美国的后臀尖，真正的世界，恰恰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在我们身后，在我们无情无义狂奔而来的长长的路旁，站满了一百多个深情厚谊的亚非拉的穷兄弟。那些汉奸，正是习惯了没有主语的“走向”思维，所以才义无反顾地忘记自我、忘记父母，然后再反过来杀害父母、同时杀掉自以为耻的往昔的自我

商金林老师《现代作家日记中的胡风》。吴组缃1945年日记中载，张天翼、以群等都不喜欢胡风的不宽容。朱自清1947年日记也说不喜欢胡风，“因为我要永远保持宽阔的胸怀”。叶圣陶1948年日记载杨晦来谈胡风，“此君自名不凡，否定一切，人家之论皆不足齿数，而以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于青年之文心。”这些不同倾向的作家都不喜欢胡风，而且不喜欢的原因都是胡风的专断霸道、党同伐异。今天思考胡风冤案时，如果忽略了这个背景，那就是再一次冤枉了胡风也。试想，一方面为胡风“反党冤案”鸣屈，另一方面又拼命把胡风高举为反共旗帜，脑袋被门缝夹过的文人何其多哉。

美国1940年制定的史密斯法案第2条规定：“意图颠覆、破坏联邦政府，提倡、鼓吹、教唆或印刷、发行、编辑、出版、公布、出售、公开展示颠覆、破坏联邦政府的必要性、适宜性的书写品或印刷品”，都是被禁止的。这项法律制定发布后，几经修订，目前仍然有效。1948年7月，美国政府依据该法律，以违反本法为由，对尤金·丹尼思等11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提起诉讼，被起诉者中包括新闻记者，罪行就是“讲授、宣传用暴力推翻、摧毁美国政府”，罪证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 11位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仅仅因为“谈论在以后出版某些思想”，就在“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美国身陷囹圄，锒铛入狱。《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明文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为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或印刷品”，均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罚。根据美国联邦法院历来在案例中的解释，言论自由的运用以不致妨碍美国宪法的规定为限，任何出版物的刊行以不得恶意诽谤政府或企图颠覆政府的存在为限。中国的汉奸们连洋爹的法规都没有读过就盲目磕头，以为在美国可以随便骂共产党就叫做言论自由

毛泽东才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说毛泽东没留过学、没做过买卖、没搞过偷税漏税，所以就不懂经济者，都是人云亦云，倘若银行家企业家这样说，是无知；倘若经济学家这样说，就是学术流氓；倘若是政治家这样说，那就是白痴。就拿北大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来说，即使对毛泽东意见最大的学者，也仅是不同意他的经济路线，而不会说自己比毛泽东更懂经济。

关于谷歌问题，世上没有绝对的“信息自由”，美国是控制信息最霸道的国家，美国国会不久前以395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煽动仇视美国”的中东地区卫星频道进行制裁。有一个人天天坐在你家向你透露你父母兄弟的各种“丑闻”，这不是什么信息自由，而是搞垮你家的手段之一也。言论自由从来就是对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讲的，中国固然言论不那么自由，连新浪这么好的网站也组建了专业的删帖队伍，但美国就自由吗？他们不过是被训练习惯了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而已。自由不是恳求来了，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自由。美国可以随便抓别人的总统，中国只能钓鱼自己的百姓，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

当年受冤枉的右派多在基层，上面划个道，下面瞎胡闹。基层右派很多没有反党言行，往往是给某位干部或者某项工作提点意见，有的还属于“很左”的意见，就被借故打击报复成“右派”。例如认为“李区长工作拖拉”，“党委会对扫盲不重视”，还有的反对大龄男子娶妙龄女子，这都跟左右没关系，所以打成右派是错误的。后来平反时应该这样说：你们不是右派，你们受冤枉了，但右派是有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与他们进行思想斗争。但实际上广大“右派”从匆匆忙忙的平反中体会出的错误信息却是：我们还是“右派”，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对头，只不过现在共产党自认是孙子了，向我们投降了，所以我们越说自己当年多么“右”，就越英雄。于是大量的“历史”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胡风全集》，留下了太多的空缺，特别是胡风早年为国民党工作时写下的一系列反共文章，都没有收入，而且也没有在前言后记里说明和交待。于是胡风的形象就完全合乎“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要求了。这其实也不是出版社的错，而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太需要弄虚作假了，太需要把共产党批判过的人一个个都树立为合乎资产阶级“高大全”形象要求的立地太岁了。君不见春晚上除了赵本山饱含血泪的小品外，都是一片歌颂盛世的无耻喧嚣么？胡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家和作家，胡风冤案有着深刻的文化政治背景，本来应该以此作为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多维考察路径，但比胡风冤案更可笑的是，他们的历史在“澄清”的幌子之下被粉饰和伪造，我们的社会和学术界每天充斥着大量叫做“揭秘”和“真相”的谎言。如果多看看《新文学史料》这样的严肃刊物，就会明白，今天被树立为这个“国宝”那个“大师”的慈祥老人们，其实都是跟我们大家差不多的普通人，有点特长，有点贡献，也有一些难于启齿的尴尬事儿，也有一些偷鸡摸狗的流氓行径，还有少数人留下了卖友求荣卖国投敌的光辉业绩。他们在蒋介石时代就高唱剿共，在汪精卫时代就高唱共荣，在毛泽东时代就高唱革命，在邓小平时代就高唱改革，毛爷爷邓爷爷都升天了，他们就把自己打扮成或者被打扮成反革命的“剩蛋老人”，硬说自己一贯正确，早就投降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正等着罗玉凤老师找上门来呢。

《毛远新果断指挥海城避震》，根据苏铁山的文章，公允评价了1975年毛远新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接到地震预报后，不顾个人得失，果断传达，并紧急疏散群众，挽救了数以十万计的人民生命的事迹。毛远新不愧是毛家的后人，不愧是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而今天，某些干部明明接到了地震预报，却担心预报不准，担心万一不地震让外国爷爷笑话，担心停产影响GDP，更加阴暗的心理是希望地震发生后借救灾而作秀，借救灾而升官，借救灾而发财，所以隐瞒情报，死活不报，造成几十万民众本来可以避免的伤亡。而正是这些良心被狗吃了的共产党干部，到处鼓吹中国要学习美国的“普世价值”，一有机会便疯狂咒骂毛主席，疯狂咒骂共产党，甚至幸灾乐祸地欢呼毛泽东的儿子死得好。这种连起码的同情怜悯之心都没有的瘟猪还是人么？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敌人？可怜的人民群众啊，你们白白死了那么多人，残废了那么多的肢体，现在还认不清吗？

2009年，我给当代语文学会名师班隶属于我名下的学员，开列了5本阅读书：1、阿普尔《被压迫者的声音》，华东师大出版社08年9月版。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02年1月版。3、朱良志《扁舟一叶》，安徽教育出版社06年8月版。4、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09年5月版。5、吉田兼好《徒然草》，版本不限。以上5本书，任选3本阅读，并至少写一篇读书报告。

我开列的这5本书代表了5种书，合起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教育工作者的知识框架模型。其中第一本书，讲的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理想的答案似乎是，我们的教育是为所有人的。但如果我们止步于这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是虚伪的甚至是杀人的。所以必须强调，我们的教育，首先应该为被压迫者。大规模地从精神上解放了被压迫者，那么也就等于同时解放了压迫者，让囚犯和狱卒共同奔向自由的田野。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的时代，我们恰恰听不到被压迫者的声音，所有的发声媒介，都被人尽可夫的“民主”给买通和操纵了。偶尔电视记者把话筒对着被压迫者时，那些可怜的草民却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被长期的教育剥夺了发表自己心声的能力，他们除了“现场直憋”，就只会用统治者的语法、统治者的表情非常逼真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扫除这吃人的筵席，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任务。当代人如果不理解鲁迅，是无法理解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筵席上，吃人的节目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技巧化了。正如春晚上那几十道精心打造的菜肴，在我看来，一碗碗端上来的，都是十三亿人民的血和泪。

所以，尽管我不喜欢基督教，我也常常悲鸣一声：“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