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表不治本 到老一场空

我倒想说说“行政中心”是不是有必要。像成都这样的“行政中心”是：“成都市政府43个市级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集中受理的服务窗口”。我已经无法追溯这个经验是从何处传出来的，因为各地都在这样搞，依我看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效果不一定就好。成都43个市级部门都要在行政中心设立派出机构，但是决策权还是原来的政府部门，重大问题还是需要回到行政机关讨论，大概只有少数项目的行政许可能一站完成，因此这种“行政机构”实属多此一举。我到不是一棍子把“行政中心”打死，少数能实现一站服务的留下来，还是方便老百姓的。　　

政府行政审批的程序不能少，办法需要改变，关键是需要方便提出申请行政许可单位和个人，如此“行政中心”还是摆脱不了高高在上的衙门作风。　　

人们还需要到现场勘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中心”就能把这么多手续一下子就办完了。共同的问题是，行政机关都需要深入现场调查、勘查、审核；共同的问题是都需要深入基层才能解决，因此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中心”是不能一站式解决问题。如果并不能完全实现一站式解决审批问题，那么行政中心确实是多余的，由此造成的行政费用也是一种浪费！　　

没有“行政中心”是不是就不能实行一站式的行政审批？我想也不一定，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观念的转变，变在上面等审批，转变为主动走进基层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还是以建设项目为例，如果规划是第一关，申请人只要把齐全的建设文件递交到规划局，余下的事情都是政府内部依照程序，依照期限主动进行审批，文件的转递由政府部门之间主动完成，需要下基层，到现场也不必申请人来请，而是依照程序自己主动就来了，这种效率才是高效率，这种做法才是解放思想，这种做法才是把方便留给申请人，把困难留给政府机关，这才是彻底的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现。　　

现在的“行政中心”已经有点过多过滥。地级市的区下设的街道办事处也搞起“行政中心”，笔者也亲自体验过一次：　　

6月30日　接到电话，是街道办事处行政中心打来的，说我母亲退休年审必须今天办好，我问怎么不早说？回答是一直没找到我，没辙，赶快去行政中心民政窗口领年审的单子，回来贴照片，然后到居民委员会盖章，最后送到行政中心。　　

第二天一早，电话又来了，说还要派出所盖章，我说不是不要盖了吗？回答说当时没搞清楚，今天统统要办齐。于是又到行政中心拿回单子，到派出所盖章，然后又送到行政中心。又是大半天的时间耗费了，而且天气还真热。　　

我对民政的同志说，这些退休老同志都是文革前退休的教师和医务人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一个区也不过30个人，基本都是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母亲已经99岁了，作为民政部门一年去家里看望一次也应该，这样就免得年审了。回答说看望老人不属于民政，而属于老龄委。　　

我无话可说，但这种方式无非是把方便留给了自己，麻烦留给申请人。如果“行政中心”就是这种工作方式，我看不要也罢。　　

这是“行政中心”方便了谁？一文的中后部分（引文开头省略），由[lup] 于2008-07-18 13:55:43上帖于人民网强国论坛。看完此文，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治表不治本，到老一场空。

最近几年来，大政府名副其实地为小政府服务：撤乡并镇给钱刺激，没钱不办事或少办事；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出了，也是不灵，指挥不动地方诸侯；出事是大政府买单，如“三鹿奶粉事件”，国家对患病婴幼儿的一切费用包揽下来；矿难后的赔偿等等，就像一年个家庭了养了一个不屑儿女，父母只有跟在后面陪小心掏钱的份；到头来，没人同情那对父母，因为，子不孝，父之过，只能怪家长无能，没本事，镇不住调皮捣蛋者，那只有花钱消灾，好在国家还算富裕，不是说有多少多少外汇么？但如此下去，就是个金山银山也没用，都抗不住人家腐败、事故，经不起败家子折腾，迟早会坐吃山空、以泪洗面、悔之不及。尤其是一股为农民工讨薪之风兴起，包括我们的总理都在为其努力讨薪。如此做法，本人觉得在激动之余，却颇不以为然。它与什么行政服务中心、城管执法大队、群众上访等等，情形差不多类似，都是多此一举。在展现领导或部门的亲民、为民服务的同时，给人更多的感觉却是中央无能，指挥不了地方各路诸侯，其中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只能说是治表不是治本。

一、精简机构。地方精简人员还得靠中央财政补贴，实在荒唐。中央让你精简，地方理应照办，何来讨价还价？这好比是家长哄骗或宠爱哭闹不听话的小孩所为，久而久之，小孩掌握了大人的心理，凡是想要或不想干的事儿，只要拿出耍赖、哭闹的本领，就无往而不胜。本应是大人指挥孩子的，最后反倒成为孩子指挥大人了。发展到最后，那不是如平常人们所说，届时小孩想天上星星，要父母的人头，都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么？长此以往，岂不是大人不像大人，小孩不称其为小孩，家不像家，国将不国了吗？

二、农民工讨薪。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为什么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拖欠1千亿，相当于几百万的农民工一年没有领工资。用周孝正的话说，我们上百万的农民工连奴隶也不如，让农民工白干一年，最后叫共和国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工程建设是为国家建设，国家工程款也早已下拨到地方，那钱款理应发放到农民工手里的，为何却要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去做出表率带头讨薪？讨薪成因更是如此，多数地方父母官们拖延或克扣造成项目承包人得不到全额款项，还有些款项是到了承包人手中，但也拖延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这责任大头理当在地方政府。倘若我们的政府及其父母官高效率、清正廉洁、心系百姓，就不应该出现农民工讨薪难的状况。

三、老百姓上访。现在许多的问题与我们没有制度化解决方式有关系。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不稳定幻想”。什么意思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重要的节假日，重大的政治活动，重要会议的时候，人们进京上访是最让中央或地方政府紧张的事情，遇到重大的事情，许多地方都提出要“保卫北京”。你想想，如果不严防死守，行不行？可能还真不行。十七大，两会，奥运会，30多个省，一个省来一千人就是3万人，都在天安门广场怎么办？如果这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就表示中国社会在火山口上，那美国还有几百万人在游行呢？如果有理，不在十七大上访也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没理，到十八大也得不到解决。由于社会长期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上访的人只能选择这个时候。如两会期间，若有两个人去北京上访，于是就会有很多干部去截访，对那两个人软硬兼施，承诺问题肯定可以解决，无论如何不能让其上访——我们就是用这种解决方式，甚至用破坏制度化的机会主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平时缺乏制度化的方式，到了关键点上，又用机会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进一步破坏制度化。有则故事讲一个人在北京地区法院当法官受到了处分：一个老头来告状，说有人欠他两万块钱，要求立案。法官接待它，说两万到了立案的标准，你有证据吗？他说没有。有人证、物证和其他的有吗？他说没有，但欠钱是肯定。最后也没有立案，这个老头没有带借条，但是带了毒药。他出来了以后，在台阶上就开始往嘴里灌。最后这位法官受到了处分。法官说我完全符合法律，没有证据不能立案。院长说这个是对的，但是要处分的不是这个，是你在敏感的时期，没有处理好安定团结的问题。到最后，我们还是得走一个制度化解决问题的道路，那就是将“下访”进行到底，把问题、隐患、矛盾解决于萌芽状态，而不是等问题成堆，疖肿出头，乱子现形，隐患火烧眉毛，矛盾打成梱，才临时抱佛脚并采用高压态势、专政手段、饮鸩止渴。

四、城管执法大队。城管设立的初衷是针对城市里的一些乱摆卖现象，乱摆卖严重到需要专门成立一支队伍来管理的城市不超过十个。很多地方的城管干的就是打打杀杀逼迁之类官商勾结的事情。小地方的城管是断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大城市的城管有存在的部分理由，但城管不是治理城市的保证。大城市摆卖的食品免费给城管人员吃我看城管也未必肯吃，为什么偏偏会有不少人去买来吃呢？这反应的是民生问题，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吃干净食品呀？谁不愿意在正规地方经营买卖呀？去街边摆卖的小贩和在街边购买小贩商品的都是社会底层人士，是被逼的。如果政府对经营者不施以重税的话，街头乱摆卖的现象就会减少很多。说白了城管就是为政府错误政策提供强制力的一个机构。我们现在的城管人员素质不高，执法水平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使得本来官民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人权教育，法制教育应该是当务之急，人权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没有这一课，确实需要补课，纵观当今社会，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我们不能将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再不当回事了。

五、行政服务中心。兴起的“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各部门娘家架空是小，成本也增加了。要搞，也不能一刀切，大中城市可以办，区县级大可不必照此办理，道理很简单：假使一个外地人去大中城市办理证照，要跑好多家部门签字盖章，加上部门地点分散，道路管制严十字路口红灯多，办事时往往还须排队等候，是很不方便的；而区县级则不然，县城本来就小，四、五条大道就到尽头，开车绕县城一圈，半个小时足矣，加上半天都没一个人办事，何谈效率效益？地方小，外来人少，即使外地人去，大多都是有当地人合伙或带领，再不就是与区县领导熟悉，无须上大厅也是轻车熟路方便快捷的；当地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有的还有着三亲六戚的裙带关系，这些人办事，自然是一摸不挡手，马到成功；剩下的两眼一抹黑的农民工更是少之又少，这且不多说了。光说宗旨，就是把政府各职能部门集中一处，提高办事效率，便民服务——这个中就反映了中央集权的指挥掌控能力微弱，职能部门是国家养育的，理应尽责尽力，何须再设机构？高质量的办事效率，不一定在高标准的办公楼里产生！所以这里要建议国家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决定，否则，劳民伤财是小，还于事无补，得不偿失。

当前党内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干部队伍的变质。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改造政党的主观世界，这本身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却没有改造政党的主观世界，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会顺利，就会有波折，就会走弯路，就会事倍功半，就会出力不讨好；反之，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我们不忘改造政党的主观世界，那么结局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事半功倍。这不仅让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标本兼治。如果我们改造好了政党的主观世界，加上国家能使出集中国力办奥运、对付金融风暴的精神去管理所属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那以上所提治表不治本到老一场空的窘况自然会荡然无存！诸多问题自然会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效果，中央领导自然省心！中央集权自然更有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