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革艺术家是经历了双重的历史终结

　　政治和艺术上的真正的先锋，是要将我们从一个开放和多样的市场，带入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作出一种激进政治的介入，去投身于共同体事业。这一点，苏联先锋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到了。

　　在文化大革命之下，人人都可以成为先锋艺术家，先锋艺术家可以被人人理解。条件是：我们必须与一切遗产决裂，绝对地毁灭一切个人遗产，收归集体。想要找到个人历史事迹的痕迹，在那时，就像要从集体骨灰中扒出自己的那一份那么地难。这时，艺术与生活同时到达零度。

　　伤痕文学和八五新潮，是要这样绝望地去扒灰，像海外资本家来认领被没收了五十年的上海房产，还美其名曰个性解放和自由表达。从艺术史角度看，这是不折不舞的倒退和复辟。当然如果满足于撬下几个革命符号和乌托邦象征卖卖，做一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出出风头，他们是可以被写进当代中国的艺术史里的。

　　对于历史的终结，这个后共产主义主体作为这个自由主义全球民主秩序中的他者，是不会像福山那样，将它理解成市场经济战胜了普遍的激进政治计划，不，这是在生硬地编造出新的遗产来。对于后共产主义他者，只有文革状态，那个政治计划的最终胜利，才是那历史的终结：终极地截断过去，与多样性历史决裂，告别所有的文化身份。这种历史终结是激烈的、启示录式的。这是所有历史的终结，而不是还留有一个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来混水摸鱼的。至少可以说，这个后共产主义他者，这个后文革艺术家是经历了双重的历史终结：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的收编，和革命先锋艺术的终结。

　　对于后文革的中国艺术家，历史的终结或艺术的终结意味着抛弃普遍、共同和一致，主动用自己的身体去感染多元、多样性和差异之病菌。这是一场未庄内的阿Q式革命：个性解放、自由表达和找到自己的多元和特殊身份之后，终于能很波普地去睡吴妈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后文革、后共产主义现实，对于这样的监守自盗式的当代艺术的符号和象征倒卖，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式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2011-06-12

需要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才能建立起一种真正健康的课堂文化

陆兴华

　　如何来评价我们的课堂文化？根据其源头？它是资产阶级的。根据其目标？它是资产阶级的。根据其辩证法？不用说，它是资产阶级的。然后是，用什么工具来评价？历史主义？社会学主义？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心理分析？它们统统都是被资产阶级化的。有些人是更喜欢打破这个打破着我们的头的问题：让所有文化都滚开，这意味着破坏和消灭所有的话语。我们需要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才能建立起一种真正健康的课堂文化。

　　文化批评连续地、多样地同时将新的与旧的、社会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经济主义与形式主义、逻辑实证论与心理分析对立起来，或重新将纪念碑式历史与经验社会学、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心理分析与科学主义对立起来。将其运用到社会中时，我们发现，文化批语话语只是一些策略的组合，是而过时，时而因情境而定、时而是乌托邦式的。文化批评如果不带上欲望，是批评不下去的了。马克思在他的写作中向我们示范了这种带着欲望的批评：辩护话语崇尚的是革命科学，启示话语是用来破坏资产阶级文化的，末世论话语里，我们看到，多的是欲望、诉求、意义的不分工、阶级融合（ＩＩＩ，　９０１－９０２）。我们在课堂内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带上欲望、表达为写作行动上的文化批评。

　　我们的课堂里理应做到这样。在课堂内，一种带着欲望的批评里，几种话语同时并存，在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的意识里，这几种话语作为保留曲目并存。我们的课堂只是这样一个坐标系：虽然我们的代表还不够全面，无产阶级话语仍被压抑，无产阶级文化和大众传媒里仍没有大众和无产阶级自己的声音，虽然我们的工具和方法仍也都是只是资产阶级化的，但是，我们应该像马克思那样，在我们的课堂里展示我们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话语，使它们进入欲望的循环经济。一切可以在我们的课堂里当厘清和澄清。各种利益和意识形态都应被押进我们课堂里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文化批评的坐标系中。

201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