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老大载不动旅客愁
铁老大载不动旅客愁
——春节回家看看为什么行路难?
我不得不找关系买票了。
电话急促地响起,是所找的“关系”打来的。我被告知:别说卧,就是坐也没了!站票也只有一张,要还是不要?
我还存一线侥幸心理,换换车次,换换周转地。不久,电话又打进来:都没有。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往北方去都是满满的,买票的队伍老鼻子长啦!
总算可以回家了!但一想要在人潮人海中站立十几几十小时,就不寒而栗。转念又一想,多少人排队站死了冻僵了还买不到票,我多么幸福啊!
票呢?大家都在问。不是增开售票窗口了吗?不是开展银行卡购票业务了吗?不是扩大电话订票范围实名制试点范围了吗?不是要保证学生购票方便农民工购票吗?不是要严打黄牛党了吗?不是实现运输能力的最大化了吗?法律新规定要“常回家看看”,为什么回家看看如此行路难?
1月15日,铁道部举行了2011年春运新闻发布会,在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等人对今年铁路春运有关情况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供需不平衡。“铁路运输能力大大低于全社会的客运需求。预计今年春运40天中,全社会的旅客运量将达到28.5亿人,比去年实际完成的运量增加3亿人,增长11.6%。根据铁路的运输能力,春运40天,铁路预计完成客运量2.3亿人,比去年春运铁路实际完成增加2554万人,增长12.5%,尽管铁路运输能力在不断提升,但与社会需求相比,缺口仍然很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二、铁路建设不平衡。尽管“经过几年的大建设、大发展,一大批铁路新线建成通车,一大批新的机车车辆投入使用”;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期间,我国铁路新线建成投产有15000多公里,到去年底,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达到了9.1万公里,投入运用的高速动车组达到了480组,新增的普通铁路客车有8540多辆,另外有290多座新建客站投入使用”,但主要集中在中东部沿海一带,短距离。建了修,修了建,平时闲置,繁忙的背后是重复是浪费。春节人突然多起来,哪冒出来的?主要是农民工,当然这一时期是学生寒假。农民工来自北部西部西北部落后地区,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周遭高铁再多D车再多,有个鸟用?再者,高铁票价昂贵,农民兄弟那一年挣到几个钱难道都花在路上不成?两手空空回家?
28.5亿人40天中,候鸟一样的大迁徙,空前绝后蔚为壮观!来自《东方早报》的报道,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来沪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一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总有不回去的难处。”熊良山说。
按媒体报道,使熊良山夫妇不能返家的难处主要是两个成本,一是金钱成本:火车票231元+16元+吃饭20元+转大巴车69元=336元;再就是时间成本:火车31个小时+1个小时大巴车=32个小时,排队10小时。
而去年新发生的珠三角农民工组摩托车大军返乡现象仍历历在目。由佛山、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返乡农民工组成的10万“摩托车返乡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他们拖家带口,餐风露宿,千里奔驰,只因为票难买和票太贵两点原因。
学者卢周来《悲壮的迁徙》:“看到《动物世界》的朋友都知道非洲角马。每年6、7月间旱季来临之前,这种生活在肯尼亚塞伦盖蒂纪草原上的动物就开始了一轮悲壮的迁徙。长达10余公里的队伍浩浩荡荡,卷起漫天烟尘。它们的目标是马拉河对面长着肥美绿草的草地。而旱季结束后,角马们又将开始另一轮悲壮的迁徙:回到塞伦盖蒂纪草原。就在这长达3000公里的漫长旅程中,角马们不仅要穿越鬣狗、狮子、豹子埋伏的草原,更要横渡满是尼罗鳄的马拉河,数十万角马将葬身于路上。然而,任何死亡威胁都无法阻挡角马们前行。人们称之为‘自然界最伟大的迁徙’!”
“近年来,每到旧历春节,中国农民工返乡的场景与角马的马拉河之渡堪有一比,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迁徙之一:超过23亿人次——这几乎相当于全球人口的一半——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狼奔豕突,他们的目标是往返于‘家园’与‘打工地’之间,迁徙距离也是数千公里,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马拉河’,就是各地火车站。每年春运期间,中国农民工最集中的城市火车站所发生的一切也与角马们渡马拉河惨烈而壮观的场景类似:为了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为了能够在春节前返乡,也有人死在了路上!也正因此,那位网友才悲愤地写下了‘我们是人,不是角马’这样的文字。”
30年来,农民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最大方贡献。巫继学撰文指出“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历史性贡献: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第三,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第四,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第五,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第六,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起到了根本性冲击。第七,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第八,为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第九,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第十,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
“中国农民工,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1.2亿直奔1.5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说他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民族]雇佣劳动人群恐怕没有什么争议。现今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七到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在当代中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今天,人们大都认同是改革将中华民族的经济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大国(尽管从人均角度看名次十分落后)。人们享受到了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果实。然而,农民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中国GDP的果实。我曾套聂耳一首著名歌词说过:他们种的粮,他们盖的房,分享盛宴场,罕有他们档。是啊,排排坐,吃果果,却少有农民的档位。”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春运拥堵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卢周来指出,农民工的流动促成了中国30年经济增长,而要保持这种增长的势头还必须很大程度上依靠于继续促进人口的流动。蔡昉一项研究曾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有21%则直接来自人口流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则说,在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有一个百分点来自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但现实却是,构成流动性主体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种种好处,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甚至基本保障都仍然依赖于农民工的流出地;与此同时,农民工精神上被剥夺感更强:在灯红酒绿的城市某个角落,看着万家灯火,心灵不免越来越焦虑、浮躁与孤独;同时,对妻儿老母仍在守候的家园的归宿感也将越来越感强烈。再加上传统乡土中国特有的“家”文化,每到春节前后,农民工如角马般迁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明知回乡之路充满艰辛,仍然前赴后继,前折不挠,一定要回家!
谢作诗说:“春运的需求价格弹性低。不是简单的回家过年这样的文化、习俗问题。那些农民工朋友,他们的孩子在老家农村,那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的爹妈在老家农村,那是他们的内心牵挂。要把价格提高到能让需求量显著减少,那会是不小的高度。让他们分散了时间回家吗?就业压力巨大,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工厂大门外还有人等着就业呢。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够请到回家的假,就算能够请到回家的假,他们敢不敢请这个假,敢不敢回这个家?那些大学生朋友,他们没有心头肉在老家农村,但是一放假学校就不让他们住校了,不回家上哪里去?”
在铁道部举行的2011年春运新闻发布会上,王志国表示:“我认为到‘十二五’末期,随着铁路的大建设、大发展,我国铁路在春运中一票难求的情况将从根本上改观,或者说将成为历史。”如前所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解决,这个表示是不是太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