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腐败势力，请胡总书记“削藩”！

分解腐败势力，请胡总书记“削藩”！　　

当今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形势宛如2008年5月12日前夜的汶川大地。谁能力挽狂澜？愚以为，虽然当前各种政治力量吵吵嚷嚷，各种思潮理论沸沸扬扬，但足以定乾坤者，唯有以胡总为首的党中央。民心向来思定，只有卖国贼和反动分子才会唯恐天下不乱。但民心何以安，国运何以昌？“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时代需要领袖人物以大气魄、大手笔，大刀阔斧地铲除那些顽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地方实力派，亦即常见之于我国古代明君的“削藩”，才能够树立中央权威，才能够让中南海的政令畅通无阻，才能够让党中央制定的“五有”惠民政策（即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康熙帝削三藩平天下而终至“康乾盛世”的范例大家都比较熟悉，正合苏东坡所认为的，削藩要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毛泽东为了达成“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目标，也曾经适时巧妙地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伟人实践，足可效法。这里笔者摘录一部分“削藩”实例，以供参考。

                       汉代“削藩”

在古中国时代，夏商周朝基本上属于联盟组织，类似于现在的代理商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秦国集团，下设事业部、分公司以及办事处(郡县制)。只有集团有法人资格，其他机构则没有，财权、人权全部收归到总公司，实现了高度集权化，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制度变革。　　

之后是汉朝集团，继续实施之前的代理商制还是事业部制，是集团CEO刘邦苦思冥索的问题。最后，他采取了一朝两制：对总部附近即京畿地区的势力范围按照子公司的模式运行(它不同于秦国集团的分公司制)，而偏远的地方则采取代理商制度，让其他人去开拓，给足优惠政策。　　

这些子公司掌握着属地地方赋税和官员的任免权力，有法人资格，被称为“藩国”。“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就是说这些子公司像篱笆一样，在京师周围保卫中央总部。这些子公司老总都称之为“藩王”，刘邦规定必须是刘姓子弟才能当子公司老总。当这些子公司老总势力坐大、不听总公司话的时候，就需要抑制他们。为何叫“削”呢？就是慢慢来，今天切一点，明天再切一点，一点点把他的势力切小，这就叫“削藩”。如果变成了“砍藩”，挥起大刀猛砍，那就有可能被子公司反噬，两败俱伤。　　

刘邦妻吕氏夺取大权，任用自己娘家人搞得总公司鸡飞狗跳。最后被主管销售的高级副总裁、元老周勃拨乱反正，迎接刘氏后人刘恒重掌大权，史称汉文帝。当刘家、吕家内讧的时候，各子公司的发展却蓬勃向上。当汉文帝坐上CEO的宝座后，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弱总部强地方”的格局，子公司的强大使他们对总公司的政令阳奉阴违。虽然有不少朝臣不断建议削藩，但汉文帝深知时候未到，多次驳回了此类条陈。　　

等到汉景帝继位，总部的势力已经开始有所恢复，但仍不具备削藩的实力。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晁错出现了。此人学贯儒法，知识渊博，时任CEO高级助理。他做了一番市场调查后，向汉景帝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削藩策》，建议马上削藩。比起自己的父亲，汉景帝对大势的把握要差得多，他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任用晁错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上面要削藩，下面的子公司老总肯定不愿意。在子公司里，这些老总就是皇帝，说一不二。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力白白交上去？所以，发生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 　　

可这时候，作为削藩项目负责人的晁错由于对既得利益势力的必然反抗估计不足，当子公司老总纷纷发难的时候，该项目负责人晁错就只有作为替罪羊，被汉景帝骗到刑场处死，将矛盾暂时缓解下来。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晁错论》，指出了这次削藩的失败原因。他认为，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否则非常不利于整体的长治久安。但是，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一、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选错了削藩的人；三、选错了削藩的方法。他认为要想此事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把握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晁错没有想清楚。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没有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仅此而已。　　

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然后还要“徐为之图”。　　

徐为之图。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事缓则圆。要逐步一点点去实施。　　

对苏东坡的思想领会最深的要数清朝帝国的康熙。他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三条策略，和自己的祖母孝庄文皇太后筹划了五年左右，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然后从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开突破口，徐徐图之。最后面临吴三桂势如破竹的造反，不慌不忙，御驾亲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自己的父亲因为削藩郁郁而终，汉武帝刘彻牢记这个教训。

当16岁的刘彻坐上CEO宝座的时候，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朝集团已经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社会安定，人心思安。但子公司日益做大，总部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总部的高管们却醉心于表面的太平盛世，开始奢华腐败。　　

面对这样的局势，刘彻充分吸取了父亲削藩的失败经验。在集聚了足够的民心和人才后，开始了破局的第一步——推出推恩令。　　

在当时藩国，藩王去世后，嫡长子作为继承人继承他父亲的所有领土和权势，其他孩子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汉武帝的高级助理主父偃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内容是经过报请皇帝同意，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为侯。这些侯国的名分要由中央确定，而侯国的领土来自于原来的诸侯王国。这些侯国一旦确立，就不再隶属于原来的王国所有，而转属附近的郡，也就是说改属中央直辖领导。起名为推恩令——就是把皇帝的恩泽推广开来——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名义下，各藩王名义上没有任何损失，但却使他们的绝对领土很快由大变小，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　　

随着第一步的顺利实施，刘彻又逐步颁发了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新的规定，进一步收回了地方权力。所谓阿党法是指“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阿党是重罪，由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在诸侯王国出任傅和相的高级官员，如果诸侯王有任何的不轨行为没有事先发现，或没有向中央朝廷举报，就要被按照阿党之罪处置。　　

通过推恩令分化各子公司内部势力，然后通过阿党法让下面的高管彼此监督，使他们面对“囚徒困境”不得不选择抢先告发，最后将子公司的财权和人事权归置中央，把子公司变成分公司，甚至有些子公司改为办事处。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削藩的最终目的。

                普京“削藩”振兴俄罗斯

普京总统上任后，为了防止国家进一步分裂和经济进一步崩溃，着力加强中央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能力。他发布总统令，组建７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联邦区全权代表，分别主管或监督８９个联邦主体。与此同时，普京还整顿宪法秩序，要求地方的任何法规文件不得与中央立法尤其是宪法相抵触。与此同时，在全国重新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加强中央的权威。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又决定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由总统提名。实际上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命制。　　

这一系列措施阻止了分离主义情绪的蔓延和国家的继续解体，实现了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控制传媒：让其适应新规则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俄罗斯传媒已经彻底被收买，一部分被金融寡头收买，一部分被西方势力收买，成了资本和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对人们的意识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说，谁控制了传媒，谁就控制了政治进程。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夕，在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5%的情况下，以金融寡头为主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传媒把叶推上总统宝座。当时七个金融寡头几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寡头在把叶利钦送上总统宝座的同时也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进程。资本控制传媒的意图非常简单，它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无限地扩大这种利益。大资本在发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有着权力背景，“寻租活动”始终与他们的经营活动相伴。　　

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经扬言：“我想让谁当总统，谁就能够当上总统”。言外之意，谁当总统都得听我的。　　

刚刚上任的普京必须摆脱金融寡头的围追堵截，把传媒控制在自己手里。　　

普京开始整顿传媒。他从独立电视台的“债务”问题入手，向金融寡头发起反击。独立电视台是俄罗斯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控制的电视台。古是俄罗斯著名的7大金融工业集团中“大桥”银行的总裁，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寡头，不仅掌握银行，而且控制着许多传媒工具。1998年年底，古辛斯基还由政府担保向美国人借资发射了一颗价值1.5亿美元的电视通讯卫星。　　

普京以独立电视台“债务”问题为突破口，成功制服桀骜不驯的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流亡国外。接着普京实际上开始了一场“等距离疏远”金融寡头的行动，先后使其他金融寡头俯首称臣。普京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改组各电视频道和其他立体及平面媒体。这种做法虽然遭到资本势力和西方的抵制和批评，但是经过不断的较量，在一系列重大的事故和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当局逐渐让媒体适应了一种新的规则。这种心照不宣的规则的核心是不能反对国家，不能反对当局，不能反对宪法，媒体要负责任，要自律。　　

        摆脱了大资本的控制，规范了大资本的行为　　

当上了大国的总统却不能控制国家的政治进程，这就是当时普京的处境。 他面临着强大的资本集团势力的围攻。摆脱控制，遏制资本的影响是普京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的转变。政治制度的转变是通过推翻共产党统治实现的，而财产关系的转变是通过私有化完成的。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明显的泛政治色彩，并带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闪电性、官僚性和野蛮性。　　

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形成一个强大的资本集团，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7个最富有的金融寡头控制了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政权并列的资本权力集团。　　

对所有这一切，当时的私有化设计师丘拜斯在2002年曾经坦言：“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任务是政治方面的，只有百分之五是经济方面的。”　　

正是这种由政治原因主导的私有化使少数金融寡头控制了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　　

对于国家而言，资本是不负责任的，资本关心的首先是利润。因此要振兴国家，首先要摆脱大资本的控制，尤其是摆脱由大资本组成的“家族”的影响。这是普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石油大亨、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当天，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向总统递交辞呈；30日，检察院冻结尤科斯公司部分股票。这说明，普京摆脱资本“家族”束缚的行动开始了。　　

尤科斯石油公司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以尤科斯公司的部分财产冲抵债务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牢狱生涯而告结束。尤科斯公司冲抵债务的资产被国家石油公司购买。　　

首战告捷，普京又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逐渐对国家财富进行重组，强化了国家的作用，规范了大资本的行为。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连年攀升的形势下，俄罗斯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物质和货币财富，借此解决困扰多年的外债和国内社会问题。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连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普京也始终保持居民的高支持率。　　

            理性对待批评，敢于走自己的路　　

俄罗斯复兴了。俄罗斯经济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法国和意大利，进入世界七强，国家又以大国形象重返国际舞台。　　

对于俄罗斯崛起的道路，俄国内外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俄国内多数政治力量和大多数人拥护普京的路线。而西方则进行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俄罗斯，确切地说，普京是走集权兴国的道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民主的倒退。美国和西方批评普京不民主，搞集权。对此，普京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思想，意在强调国家主权大于民主。“主权民主”的提出标志着俄罗斯承认与西方价值观存在差异，标志着俄罗斯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标志着俄罗斯在继承自身文明，这与上世纪90年代追随西方民主时髦的理论和做法截然不同。　　

有趣的是，虽然普京时代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在俄罗斯官方文件和政治词汇中避讳这个词，因为在西方政治学，包括俄罗斯学术界的政治词汇中，“集权”无疑是一个贬义词，俄罗斯官方正式的说法是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其实，集权与民主，无非是一种管理形式，是根据国情实施的。所谓的民主制，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对权力系统实行监督和制衡。　　

　　普京魅力语录

1、我们打击腐败分子必须坚持到底，即使他们逃到厕所里，我们也要把他们溺死在马桶里！

2、一旦你下决心打这一架，那你就要坚持到最后。换句话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赢！

3、不能再不顾老人们的死活，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眼见贫穷的儿童哭泣！

4、证明“铁腕”的最简单方法莫过于用马刀把敌人的脑袋砍下来。

5、美国这次的动机和他们任何其他的动机没啥不同：把你的房子点了煮鸡蛋！

6、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7、即便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也要及时造出新一代潜艇来，因为这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

8、在回答西方记者关于俄罗斯政府是否会与车臣非法武装进行谈判时普京义愤填膺地反问道：“你们怎么不和拉登谈谈？为什么不把他请到布鲁塞尔或者白宫去谈判，问问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想要的，让他安静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