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需要呐喊而非压制！

“有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不高兴》的空前火爆，标志着民族主义卷土重来，正是这一情绪促成了海监船出航、商务部拒绝汇源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美国《时代》周刊3月20日惊呼：“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实际上，对于主权问题，中国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只是西方政客习惯了中国的“韬光养晦”，看到中国态度强硬有些不适应。加上中国历来有人喜欢粉饰自我，刻意放大自己的影响力，把正常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当作勇敢来吹嘘，让许多西方人惊讶莫名。”——新加坡《联合早报》

中国有民族主义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从历史上看过来，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自发的、所有国人共有的。看看日本侵华时甘当顺民的“中国人”、那些为日本人充当走狗残害同胞的汉奸走狗；看看鲁迅笔下那些为自己的同胞掉脑袋齐声叫好的“中国人”；看看那些国内挣钱国外消费的、有钱就往外国跑的“中国人”；看看那些为中国发生天灾人祸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看看那些长期致力于分裂国家、图谋不轨的中国人……

1949年解放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一个西方媒体这样写到北京人：蒙古人打进北京的时候，北京人热烈欢迎；满族人攻入北京的时候，北京人手舞足蹈；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北京人一样兴高采烈；现在解放军来了，他们一样的表示了欢迎……这段描述很难让人接受，但恐怕总有与历史契合的地方。民族主义！如果说他们在当时的蒙古族和满族面前没有展现多少民族主义，在朝代的更替中完美地演绎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理念，总还可以解释为毕竟都是中华民族。但是当面对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日本杂种时，我们的民族主义呢？至于后来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之流的公开叛国，民族主义又在哪里呢？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民族性（既然是民族主义，我们就需要考察整个国民的民族主义，而不能单单停留在少数民族意识很高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与国家的强弱成正比的，国家强盛之时，民族主义自然很高，而且发乎自然，并非刻意为之，古之汉、唐等朝代，及部分朝代的强盛时期，民族主义显而易见，这点从把一些少数民族、外国人称之为蛮夷就可窥见一斑。而国家贫弱的时候，群众生活困苦，不仅在外族面前感觉矮人三分，而且会因生计充当走狗。崇洋媚外这个词语是近代诞生的，简直就是民族主义缺失的一个经典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尤其在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无论面对弱小如越南、印度等龌龊鼠辈，还是面对强大如苏联、美国等超级大国，民族主义都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完成了从旧社会心有余力不足地“抵御外侮”的慷慨悲歌到毫不示弱敢于胜利地质的转变。我们不妨再听一遍朝鲜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元帅那铿锵有力的宣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中国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仅从标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人从懦弱到自信的演变。

那个时候的中国相对封闭，人民群众对世界的认识不够，但他们都相信毛主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判断，也许正是这种“无知”成就了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

改革开放后，随着与世界的交往加深，人们开始发现原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与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如此之大，再加上在WG中遭受的经历，一些人开始费尽心机的逃往国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宁肯夺进轮船狭小密闭的夹板中偷渡到国外刷盘子洗碗也决不留在中国。中国派到国外的留学人员也绝大部分以各种接口拒不回国，就是回来的也有很多是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留学生达到130多万人，但是只有不到30万回到了祖国。在他们的眼中，这个祖国母亲太寒酸了。至于报效祖国、献身四化的谆谆教导怎么能在与金钱、机遇的交战中招架的住呢？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一个娘能养活十个儿，十个儿养活不了一个娘！”家庭与国家竟然这样的相似，“万事孝为先”的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照顾自己的娘，照顾自己的祖国母亲。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说出这句话的人叫钱学森，如果没有他，中国的导弹、卫星、载人航天事业恐怕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尔等留在国外的有这等本事么。还有一些人担心政治因素，这或许是一个很恰当的理由，但是也更加说明了我们民族主义的缺失，难道不是么？你可以背叛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但你怎么能因为这些因素理直气壮地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发三十年后的今天，崛起的中国正迈着沉重而迅猛的步伐奋起直追。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国人被压抑的民族主义便开始抬头，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也需要具有民族性的国民，有民族主义总比无所谓强，更比把民族主义转移到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强，也比那些整天看似理智的、处处以世界公民自居的、道貌岸然的、整天就知道发表一些狗屁言论的所谓专家学者强。

一个缺乏甚至没有民族性的国民组成的国家是可悲的，是没有发展的依靠的。而民族主义者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无论个人顺境与逆境，无论国家强盛与衰败！

当然，民族性在积聚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分的言行，所谓矫枉过正。但是正如鲁迅举的例子，你要想开一扇窗子，没有人答应，你要威胁说把屋顶揭了，他们就会同意你开窗子了。现在的中国，除了面对有着深仇大恨的日本，民族性还是少数人事情，这个时期需要有激烈的民族性言论来唤醒那些还在沉睡中的国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是需要压制而是需要“呐喊”。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有些“砖家”“叫授”在高涨的民族性面前是那样的胆怯，生怕我们说个不字或者不高兴一下就会阻塞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渠道。这是何等的可笑啊，就像一个一个做惯了奴隶的人，看到别的奴隶要做主人了，还替他们担心当了主人后将得不到奴隶主的赏赐。

让他们说我们是民粹分子吧！我们很高兴这样的称呼，让我们继续努力吧，让投降主义者现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