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国一锅粥”之八：谁来守卫价值、关怀心灵？

“苦闷中国一锅粥”系列之八：

谁来守卫价值、关怀心灵？

        教堂密布、钟声起伏，这是在色彩斑斓的民居和清爽秀丽的风光之外，德国乃至欧洲给我的第一深刻印象。村村镇镇，教堂都是标志性建筑，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即使在科隆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其它建筑的高度原则上也不能超过大教堂的尖顶，可见在这一社会体系中它拥有何等地位。当然，在此并非人人都信上帝，也并非人人都信同一种宗教。但教堂的密集存在及其连续的功能，体现了基督教传统在世俗社会与人类心灵世界的双重力量。就前者而言，它起到社会组织与人际关怀的功能，教会与教堂成为人们团体生活、情感交流的载体与场所；就后者而言，它保有了世俗生活的神圣维度，在市场、金钱与物质的现代社会表象之下，还有它们守护着传统、价值、道德与信念。  

    一百多年来，以启蒙为主流、向着现代性狂奔的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以至有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就职、法庭开庭，都要手按圣经宣誓。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教会、教堂都是维系西方社会稳定与认同的强大力量，基督教是其典型文化特质。所以假如“范跑跑”现象出现在美国或欧洲，那么很难想像，守护传统价值的教会不出来予以谴责。然而在当下中国，以追求“自由”的名义，以追求金钱的名义，出现种种荒唐的挑战公众道德底线的行为时，可曾有哪个机构能理直气壮地出来代表道德发声吗？

         在古典中国，正如西方国家有着遍布城市乡村的教堂一样，教化、道德、心灵关怀，都有其具体的社会架构与风俗设施来实行。士大夫、乡绅阶层，孔庙、学校，宗庙、礼器、服饰，以及经藉、文字，便共同构成了这些架构与设施。而儒学或儒家便是这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把儒学降格为“子学”，仅仅作为诸多学术思想中的一支，是现代学者的一厢情愿。诚如冯友兰所区分的，先秦还可称为 “子学时代”、百家争鸣，但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年，便进入了“经学时代”。从此儒家世界观作为官方哲学，不是仅仅停留在“十三经”汗牛充栋的经、传、注、疏里作为“学术”，而且也体现在史学的是非褒贬、文学的志趣情感中，以及礼制仪式的举手投足中，体现在政治架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意义世界里，“天理”、是非、善恶都有确定说法，而家庭与宗族是我们心灵寄托与生活联系的场所，一切井然有序。

         但绵延两千年，当然也会形成与放大其自身的一些弊端。例如“君子小人”、“义利”、“道器”之辩，所不自觉地造成的重文轻技、官本位、特权思想等等。特别是在与西方“比武”中败下阵来的国人，发现自己技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后归结到文化也不如人，作为这一文化代表的儒家传统，首当其冲，类似这样的流弊便更加面目可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于是不绝于耳。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不断尝试，逐步打散了原先传统中国的社会架构与风俗设施，也不断瓦解着儒家伦理、哲学学说的合法性，构造新文化、新道德、新世界观一直是那个时代的诉求。最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最初也切实关心群众心灵的政治与教化系统：共产党的组织与共产主义理论。本来，这是中华民族面对资本扩张的全球历史进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调适，是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架构、新文化、新道德的尝试。党员的组织生活，以及由党组织所领导的各种群众性的谈心会、宣讲会、诉苦会、群众性的基层文化娱乐活动，甚至各种群众运动，实质上起到了关怀心灵与组织联系群众的作用。这曾经落实在党的各级基层组织，落实在人民公社，落实在街道、居委会、工厂与单位……尽管曾有着种种不完善与失误，但那时候，“有组织的人”成了一种自豪，一种享有温暖的象征！党此时是群众心灵与组织生活的唯一照管者，也和群众一起维护新道德、建设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此时也同样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的中国内涵被综合表述为“毛泽东思想”。

         近三十年以来，共产主义理想被嘲笑了，集体经济与生活解体了。党的基层组织日益涣散、脱离群众，个别地方甚至沦为不法之徒谋取利益的黑社会组织。党不主动地关心群众心灵，而更多地只关心GDP和资本落地；党丢掉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而改为密切联系权贵豪强。基层组织生活基本上流于形式，往往变成了虚伪做作的“表态”会；至于群众的谈心会及其它种种活动基本停止，心灵与组织生活极其匮乏，连群众集体文化活动也凋敝了。心灵的荒芜带来的是信仰的迷茫，组织的涣散造成的是群众的无力——任由权贵与资本宰割与欺凌，无法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就积累起重重的社会矛盾与怨气。如前所述，面对贪腐横行、不公不义的社会，面对市场经济、资本原则下道德的堕落，苦闷的中国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与身份焦虑。传统中国早已被革新了，儒家世俗组织与伦理学说遭到了双重解构，继起的共产主义学说与道德现在又被主流放弃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形形色色宗教信念与宗教组织的全面恢复与扩展，以及各种各样舶来理论的纷繁登场，如此开启的又是一个寻找信仰与身份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经”运动与“国学”热几度兴起。于丹在浏阳讲《论语》竟然“警车开道”，凸显出社会追求文化认同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其实即使在"

        当然，儒家有其自身多重的面相，有清流也有浊流，有左派也有右派，这在以后的行文中我们会继续探讨。只是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在于，我们已迫切地缺乏组织生活和在此之上形成的稳固健康的文化认同，以至没有稳定的建制来关怀心灵、守卫价值，在社会与思想乱象迭起的状态下，人心极度不安。与之要对应，除了国学热，更多的白领和知识群众、城市与农村平民竟相加入了基督宗教团体，据非官方的数据，目前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超过一亿。因为教会的团契生活正给予了人们迫切需求的组织生活，给予了人们谈论公平与正义的话语概念与场所。与之相伴，生活方式与文化信仰都将随之改变，最近耶酥大教堂落户曲阜，正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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