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是个大缺点

“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是个大缺点

在两会上，钟南山发言批评说：“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本网民是看过当年大跃进的，也参加过文革，前后比较，我以为——“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与“大跃进中尽是好话、文革里遍地高歌”，实际是同“宗”一源，都通着我们民族的旧意识、旧习惯。或者，说到底——仍是封建主义下奴性的残留。当然，也许，现在代表们身上残存的这些旧思想、旧习惯，较几十年前，会轻一些，但，不管怎么说，这对人民代表来说，不是个小缺点。　　

有文化学家由此说到专制，认为，专制心理和奴性是孪生姐妹，并且互相转换，互为所用；专制者通常在更大专制面前，立即转换为奴才而尽说好话，而奴才得势，亦更加专制；愈是多奴才，必造专制者，以求仰息，凡是专制者，总希望有奴才；相反，在无奴才的地方，既不会有总抱怨“不让讲话”的“民主英雄”，也不会出现“讲话后的担惊受怕”，专制失了根，于是，社会在“尽是鸣放中平等、综和、繁荣”！　　

更有哲人说：从上层建筑反作用上说，现代中国人中的某些所谓的专制，常常是奴性的误判，是“抱怨出来”的！现代人中的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是因自己有着“谋夺专制地位”的“战略用心”。这不是个小缺点。　　

有网民说：如就事论事，这种现象，从领导方面说，使领导听不到有用的真知灼见；从发言人方面说，他此时放弃了他崇高的人民代表身份，甚至是人格。两者结合起来，让决定１３亿人命运的庄严大会受到损害。　　

本网民重复地说，这一现象，依旧有着（部分人的）“当年大跃进，领导面前尽说好话；文革中，尽是高调”的历史印记，或者，说到底——仍是封建主义下奴性的残留。　　

也就是说，从这里，可透视到我们民族的心理弱点。　　

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封建主义“如磐夜气”的千年重压，国民心性相对存缺。我们有既丰富、精巧得令所有外民族叹服，又卑俗得使人害羞的“整打整盒整箱”的处世哲学，有“识事务者为俊杰”之论，有“见人只说三分话，事在为时留分寸”之说（后半句尚有理），还有“多栽花，少栽刺”之“艺”……　　

而这全部“丰富”和“精巧”，大多是叫国人把“真”、把私粉饰起来；大多是在铸就国人乖巧、无原则谦和、去欲忍让、从众适世、苟且随俗；教人们在成筐成袋的公、德、仁、义“好话”中屈曲养晦（在对敌斗争时，这一方略是可取的）以巧取个人私利……　　

由此，有不少人最善于追逐时髦，攀龙附凤，歌功颂德。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领袖、对革命大肆恭维、歌功颂德，甚至不惜制造个人迷信。这种充满处世、升腾谋略的歌功颂德，也极具生存应变力，一般人无法批评、反对。即使被歌颂者出面反对，他也会以“这是伟大的谦虚”进一步恭维你。要知道！这是“奴才希图翻身”的权谋啊。　　

……于是乎，一旦平常里出现矛盾，便取中折衷，圆圆滑滑，真实情况，实质问题的争取和争论，通常被回避；趋时应世的精巧手段常常在虚空中“飞扬”，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有坦率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常被视为“不成熟”……　　

因如此，以往的结果是：我们常在“遇强势则尽说好话、歌功颂德的成熟中”制造悲哀；有了悲哀后，就去找它别的原因，从不自省己身。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他把这一切看透了！并采取了大民主——这一非常措施——去克服这一缺点！而现在有人却又在找毛泽东方面的原因！说毛泽东“专制”、消灭“文化”！　　

哈哈！哈哈哈！“在天”的毛泽东在含颔微笑。　　

附旧文片段：　　

因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社会本位的伦理观念，作为人类理性的开拓性要求，当时确是大大超越了时代所赋予的物态文化的前提，这就注定了它必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部分地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一伦理观念在封建社会相对稳定后，尤其是中后期，确在两个方向上发生嬗变。在官方，统治者依据这一思想，编织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繁芜的重社会轻个人、重君轻臣、重官轻民、重义轻利、重道轻术的统治思想。自秦汉以来，统治者利用人们对社会本位伦理观念的认同，创造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至今也达不到的那样丰富的全套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完成其空前绝后的发展（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同质社会相比较而言）。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立世恒言；有友朋悌弟爱幼孝父敬老尊师忠君怜弱从善憎恶的人际协调论；有教人“守天命，听圣人之言，遵祖宗之法”的麻醉术等等。

此时的公、义、仁、德，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愚民教义，是一种麻痹、麻醉和奴化理论。在民间，去私、利人、奉公的观念因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同封建主义碰撞，承受“如磐夜气”的重压，于是也有变化，并重塑国民心性。产生出既丰富、精巧得令所有外民族叹服，又卑俗得使人害羞的“整打整盒整箱”的处世哲学。而这全部“丰富”和“精巧”，大多是叫国人在公的名义下把私粉饰起来；大多是在铸就国人无原则谦和、去欲忍让、从众适世、苟且随俗。它或叫人逃离避世孑孤飘然和洁身自好；或让人在公、德、仁、义下屈曲养晦（在对敌斗争时，这一方略是可取的）以巧取个人私利……说到底，公、德、仁、义成了一种空大的信仰，一种无望的期待，一种可供装扮的外在“面具”，而不少人却在这种信仰、期待下溜之大吉，或拿来作为一个体裁，发一点牢骚，发泄一种低能的不满，作一些诅咒和凶险的预言，有时也能搞一些以一部分人得权收利而告终，近于破坏的“造反”，至多不过是进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改变制度”的革命。这也是近千年来的中国，虽然有不少人看到“公”心的重要，但真正出于公心的，有自我责任感的，从自己做起的，不惜牺牲个人而长期（甚至三、五代人）坚韧不拔努力的，充满理性和原则性的奋斗精神的人，却又不十分多的原因之一。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黑洞效应”的负面影响，有时表现为一种全民族性的巨大心理定势，以万应之力，承受各种改革、革命的冲击，而安之若素，守旧依故，使历史的发展不是停滞，就是在原地兜圈子。

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中国旧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历史常常表现为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跳出中国历史运动的恶性周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又面临着传统文化负面影响造成的困难。高处不胜寒，社会主义的列车在社、资文化激烈争斗的高寒地带发生了震颤。

第一，社会主义要求有历史以来的真正的人民革命，要求在逐步破除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去除“私有观念”的革命，而在传统文化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笼罩下的思想观念，却对此不屑一顾，叽哩咕噜地猜测和指责这种革命的虚假性。如果这是真正的诚心的指责，倒还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这种指责并非诚心，不是旨在消除革命党人可能存在私欲杂念，而是为自己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张目。这里有一个“黑洞”逻辑：“说明他人有缺点，我的错误也就合理”。比如前几年我们屡屡听到的民谣：“西方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拿了也白拿，不拿白不拿”──其心态含意是唆动大家去拿，而不是制止拿，更不是有责任感地警戒自己不拿。另外“上边吃紧，下边紧吃，吃了也白吃，不吃白不吃”等，都是劝人退动的可悲“理论”。请注意，这里的立论点，都是公，都是“不拿”──是集体主义，但又实际鼓动我们去损公，去毁坏这个集体。传统文化中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二重性，于此昭然可见。

第二，社会主义要求他的中坚者、积极分子、精英骨干有高度的责任感、独立的自我人格、大无畏的负责精神和牺牲精神，有坚持社会主义──“为伊消得人憔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追求精神。然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中间人物和一些落后的心理灰暗分子去冒充精英骨干，导致有些部门和单位出现“无原则平庸者的优势”，致使一些对困难和“折腾”缺乏较大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解决能力的人，常常站到行进队伍的关键部位。于是增加了我们事业进程中的某些缺失，其表现有多方面：

首先，谋取“精英”名利的个人主义之图，使一些人在一定时期内，追附时髦，攀龙附凤，制造迷信。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领袖、对革命大肆恭维、歌功颂德，甚至不惜制造个人迷信。这种充满处世、升腾谋略的假意迷信，也极具生存应变力，一般人无法批评、反对。即使被迷信者出面反对，他也会以“这是伟大的谦虚”进一步恭维你。要知道，这种并非真诚的迷信，要比真正迷信有害得多。因为真正迷信，在说明道理后，迷信者便渐渐觉悟了，大都心态会逐渐健康起来。而假意奉承并不那么简单。这也是“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权谋。迷信的虚妄，是不可能取得实际成就的，领袖和革命的“非千真万确”性，“社会主义”的“非顺直”性，会使这些人中的少数人在事业出现失误、困难时，又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去批评反对社会主义，或用批评、反对某个人的方法去毁灭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具有绝对的单向性，是从来不考虑自己在困难和失误中的责任的。

其次，长期以来，在相对俗下的意识下，总有一些人把革命、社会主义的运动理解为一种对个人不会有任何伤害的无缺损运动。本来，社会主义在其开创和前进发展中，不可能不存在某些缺陷、探索性失误和某些自我伤害。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应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矢志不渝地对自己和社会进行引导性改造──甚至是强制和半强制性改造。而亚细亚型利己主义心态下的人，容不得半点失误，尤其个人容不得半点伤害。稍遇到一点挫折或失误，就叫喊“革命、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这不是社会主义！”或反过来说：“本不该搞社会主义”。他们不去区分好心探索中的失误，同存心败坏下的错误之间的区别，稍不如意，就要挖人家“祖坟”。中国近代的历史，常常就是在这种困则思变的革命激动──遇到困难便悲观失望、回心转意──于是仍旧落后──不得已便再次革命──遇到困难再回头的倒退中，反复转圈子（这实际上是中国在历史运动中陷进恶性周期的思想文化原因）。今天，这些浅薄懦下的观念，仍在一些人身上发生作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八、九十年代后的政治消沉，即可以看着是历史拙剧在这些人身上的再度重演。这是传统文化的“黑洞效应”制造的怪圈。

再次，一些人无坚定的原则精神。与以上的两点相联系，传统文化下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由此形成的全套的处世哲学，使一些人毫无原则性。如前边多次揭示的──它叫人明哲保身，有“识事务者为俊杰”之说；另外，它叫人圆滑，有“见人只说三分话，事在为时留分寸”（后半句尚有理）“多栽花，少栽刺”“势不可使尽,才不可尽发”“见人说年少,见娃夸俊俏”……之训；此外，它叫人掌握“敲门砖”，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小亏方占大便宜”“十年勤把媳妇做，熬出头来也做婆”……之论，如此等等，多如牛毛。在这深大难测的做人秘诀中，浸透着浅俗，到处有“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狡黠。在这里，原则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个人实用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每一步的前进，都需要用坚定的原则精神去抗争、去努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本位，在自己热切盼望的“天下为公、奉公利人”的社会到来──并需它进一步去拼争时，它的扭曲了的部分, 却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淡漠,这近似──“叶公好龙”。应为国人警醒。

第四，旧文化的负面效应对社会主义消极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同化作用。因为人类文化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否定之否定的现象（以上已论说过），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伦理文化方面，有其相似性。这一特征是中国社会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也给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冒充社会主义文化或同化社会主义文化，造成可能。建国以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可能有的已变成现实。作为传统文化的观念性存在，千百万人旧的习惯观念，有时不自觉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解成与传统文化完全一致的东西（过去有些人把它们作为一致的东西去批评），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这就是说，不一定都是别有用心）重演封建主义，并且还十分诚实地“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当这些本来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现实中造成祸害时，在一定时间里，当事者和另一些人，却又有意无意地把责任加到社会主义的头上，使社会主义的本来光辉遭到贬损。这种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意的，但又是十分绝妙的栽赃术，在现代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伪巧变化之大成，极具特色，很有蒙骗作用。这种半公半私的历史性“原罪”，在表现形式上，亦颇具特点，通常在表现形式上（仅仅是形式而已，本质未变），是时左时右，左右无常，令人不可捉摸……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在历史上，它“崇公”的价值取向，成功地阻挡了以彻底利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军，现在它的“半私”部分又给社会主义造成困难。它不提倡“私”，然而却又不是真正诚实的“公”；它提倡公，却又对“私”含情脉脉。于是乎，取中折衷，圆圆滑滑，实质问题的争取和争论，通常被回避；趋时应世的精巧手段常常在现实中“飞扬”。

社会主义要求诚实的公、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有坦率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实心实意的不遗余力的工作、有不怕曲折困难的勇气、有改正一切已被实践（这种指的是“大实践”，不是暂时、局部的成败得失）证明是错误的求实精神、有敢于探索和坚持正确原则的严肃态度……总之, 真正的社会主义（它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指望通过三、五十年，百年革命来完成，恐怕是幻想）在中国的实质性进军，必须在坚持物质创造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必须以“半公半私”为改造对象；民族灵魂的重塑改造，必须以全新的道德为基本点。并且也要有一定的特殊手段。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尝试。也可以明确的说，大凡对我们民族心性有如上认识的人，也大体能承认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开展思想文化革命、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新民族心态的良好主观愿望（之所以承认其良好，即这一愿望不是“乌托邦”，有其客观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