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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前景的新思考

火烧 2009-03-08 00:00:00 思潮碰撞 1025
文章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缺陷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分析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新路径的思考,提出经济民主与后资本主义社会等新观点。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西方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前景的新思考

郑一明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3 期

  [摘 要]  冷战结束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现状和社会主义前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文化和道德危机等方面都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他们勾勒出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如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说,以及德因兹·迪德里齐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蓝图”。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定能给人以启迪。

  [关键词]  西方;左翼学者;全球化;社会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几件重要的大事。一是冷战结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二是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席卷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正发生着深刻的影响。面对这种新的历史态势,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最有代表性且名噪一时的应该算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得出的结论,即认为苏东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已经终结,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完美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家而言,苏东剧变确实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但面对全球化和冷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以及人类未来走向,也应该有所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预见。本文要介绍的正是西方左翼著名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一些新看法。

  一、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基本看法

  对于当前正在发展着的全球化趋势,有的左翼思想家还是承认它的客观性和进步意义的。这点我们从依附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阿明的如下话语中可以得到确证:“全球化是现代历史事实,是积极的事实,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被自发的文化回应抹杀”[1]。这就充分表明,并不如一般人所言,西方左翼思想家都是反全球化的。相反,对于那些较为深刻的左翼思想家而言,只有从全球化的新背景出发,去探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并给社会主义理论注入新的生命力,才能真正提供有价值的复兴社会主义的新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人们感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本身似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因而有必要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期来探讨。阿明正是这样来处理问题的。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他从作为依附理论的核心的“不均衡的发展”范畴出发,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特别是对1990年以来的“最近时期”做了专门探讨,从而为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寻求全球化的人道主义替代方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阿明认为,从历史上看,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一直就是人类历史的一大特征。只是到了现代,随着全球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两极分化才成为这个过程内在的副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进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却呈现出几个不同的连续形态:第一个是“重商主义形态”(1500~1800年)。它出现在产业革命之前。这种商业资本主要是在大西洋主要的中心国家中取得垄断地位,形成的外围地区是美洲,外围地区的形成是完全符合商业资本的积累逻辑的。第二个是所谓的“古典模式”(1800~1945年)。它起源于产业革命,并且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这时外围国家进一步发展到了亚洲(不包括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后者一直处于农村、非工业化的状态,它们只能靠农产品和矿产品来参与世界劳动分工。从产业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体系都是以两极分化的这种“古典形态”为特征的。第三个是“战后时期”( 1945~1990年)。这是一个外围国家的工业化时期,这种工业化必定是不平等、不平衡的。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工业化是主导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刚刚获得政治自主的外围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加速了这一不平等、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然而,与此同时,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生产体系逐步瓦解,并且重新构筑了整合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有机要素。这种双重衰退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表征。第四个是“最近时期”(1990年以来)。在这一时期,上述转型的累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的均衡状态最终崩溃。

  考察历史是不是终结于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的社会主义前景如何,关键是要说明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一切矛盾和危机,或者说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和谐发展状态?阿明对这个问题显然持否定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这个演进过程并不仅仅带来以新的两极分化形式为特征的世界新秩序,还造成了全球的无序。”“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的方方面面,到处可见这种混乱局面。”[1]

  究其原因,阿明认为有三个:“(1)它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社会组织--这是全球生产体系的新要求;(2)它一直没有在亚洲、拉丁美洲有新的竞争力的外围国家兴起的工业化与全球增长的追求之间,形成一种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的经济政治关系;(3)它一直没有同根本就没有参与竞争性工业化的非洲外围国家形成一定的联系,而是单独存在和发展。”[1]所以,在阿明看来,目前这种混乱局面根本不能维持全球化进程,反而揭示了全球化的极端脆弱性。

  在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存状况方面,沃勒斯坦的观点也值得注意。沃勒斯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是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代表。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经因预测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走入绝境、2025年会出现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受人瞩目。“9 ·11 事件”重新挑起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这一话题。为此,他接受了《天下杂志》的专访,谈了自己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最新看法。总的来说,沃勒斯坦仍然坚持自己以往的看法,即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在走向解体。

  沃勒斯坦预测“世界体系”将要解体,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方面,在未来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人的利润都会越来越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先天就有的限制,不是任何人做什么就可以改变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发展具有先天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政治方面也在衰退,即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减弱。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所得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不满。这要是在过去,可以让人们相信,通过政治活动是能改变这种境况的。它实际上是一种让“人民”稳定的重要力量,即让人民“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全世界的人民逐渐丧失了这种“信心”。再加上全球的企业都发现,赚钱越来越困难,资本家也开始不满,大家都越来越失去了耐性。因此,他说:“经济加政治压力,自然造成我预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危机。”[2]

  除上述两种观点之外,在解剖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方面,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的观点同样有代表性。他总的看法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奥尔曼把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喻为一架每小时飞行600 英里但却迷失了方向的客机。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尽管在不断增加,但是,大量的物质财富却不能保证其精神和体制的自足,这使它不可避免地正在走向衰亡。

  奥尔曼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种种舆论宣传,使人们不再专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例如,资产阶级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主要依靠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支持:“一是依靠政府积累资本,二是依靠政府拓宽商品信息,三是依靠政府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四是依靠政府压制对自己构成危害的社会力量”。这些措施尽管缓和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但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奥尔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用他带有比喻性的话来说就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如同一只被割掉头的鸡,尽管它到处乱跑乱跳,还可能伤害别人,但它很快就会倒下去,因为它已经没有头了,这个头也就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条件,它已经不复存在”[3]。

  奥尔曼认为,要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走向崩溃的因素,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对资本主义及其500年的历史整体地进行研究;另一种方法是以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对资本主义近二三十年的发展进行研究。对于前一种方法,应当从三个“过多”开始研究,即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有过多的资本、过多的商品和过多的失业工人,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于后一种方法,也应当从三个“过多”去考虑问题。例如,美国最大的生产商不是生产产品,而是经营有很高利润的证券;投机商不是生产产品,而是投资于赌博机器;人们总是在追求如何消费,等等。这些都与三个“过多”有关,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是相联系的,它们恰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原因。

  二、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新战略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必然,全球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一点是为阿明等左翼思想家所承认的。但是全球化并没有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矛盾,相反,它还制造出一些新的矛盾,扩大人类社会中的两极分化,这点通过上面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介绍,我们已经有较清晰的了解。那么,对社会主义而言,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对此,西方左翼思想家也有一些新的分析与看法。他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为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提供了机遇。

  承认全球化是现代历史事实、积极的事实和历史的进步,这是一回事,怎样对待和引导全球化,则是另一回事。阿明认为,在后一问题上,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主流的意识说教,试图通过市场实现的全球化,只能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相反,他所提出的方案是:“从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通过发展另外一个全球化的人类方案来回击市场的全球化。”[1]“社会主义有责任提出另一种全球化方案,也就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和具有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1]阿明之所以提出这个“难题”,根本的一点在于,尽管人们远没有认识清楚“全球化”,但从社会主义立场与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认识毕竟应该不同。资本主义希望维持现状,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资本单方向流动的可能。社会主义却应该让人们看到,为什么资本主义全球化会产生、繁殖和受到限制,而且它会逐步加深世界的两极分化。也就是说,应该在全球化中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它制造的两极世界变得越来越缺乏人道。

  所以,阿明认为,全球化本身就预示着世界各地都在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是怎样一种新社会主义呢?在下面这段概述性的话语中,他给我们做出了清楚的交代:

  社会主义没有死亡,但它不会通过试图复兴旧的国家社会民主,或者静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热情的主张来获得新生。所有这些旧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被新形式取代。新的社会主义更具有国际主义,同时也积极致力于区域集团的重组,以便能把本区域人民的国际主义施加给资本主义的人民。这个区域集团不同于新帝国主义逻辑想像的区域集团,比如,把南半球的某些特定区域和中心大国捆绑在一起(如把墨西哥并入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与欧洲的结盟,日本控制东亚地区的重组)。相反,它一方面克服了欧洲中心国家的约束,另一方面则加强了集体协商能力,并通过它们的区域组织(非洲,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来巩固第三世界区域。如果做不到这点,世界就会重返过去,现实的和想像的共同体就会充满冲突。

  这种形式的国际化意味着缓和过度的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的发展节奏调到向移民开放边界,建设多极民主政治区域的节奏上来。这是所有进步的社会政策必须具备的基础。[1]

  由此可以看出,根据阿明的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观念应该得到更新。这样一来,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将来应该采取什么战略也应该不同于从前。这是一些什么战略,它所依靠的力量又是怎样的?对此,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也做了思考:“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提出这样的计划呢?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制订应对只有历史才能解决的问题的蓝图,而不去讨论已经明了的问题。在这种态度下,有人会问:民主框架内进行的国家和民众联合能比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民粹主义的办法走得更远吗?它们能处理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国际冲突吗?这些社会力量希望超越这种联合。”[1]

  更具体一点说,根据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的论述,这些战略应包括:第一,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外围国家,如在巴西和韩国,新工人阶级(为现代化融资而被剥削的农民,被忽视的大众)周围的联盟已经能够发出它们的声音,在那里,斗争正在实际的经济管理和民主领域内进行。第二,在第四世界,对生产体系的忽视使“人民”和“权势”之间的冲突发生转变,因而会形成实际可选的方案。第三,按照阿明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替代的战略框架,种族问题会被某种行为取代,这种行为可概括为:尊重多样性并统一起来。而这也意味着要抛弃空洞的强权学说。因为强权通常假装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内在化,假装代表“国家利益”(实际上它却经常背叛国家利益)。第四,尊重多样性还意味着接受社会现实,特别是阶级现实。第五,尊重多样性还意味着接受女性的宗教和种族组织的社会现实。同时,阿明还认为,对多样性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无限分裂,以至于国家瓦解。相反,多样性应该是号召统一的起点。这是有利于民众力量发展的惟一途径。

  墨西哥学者迪德里齐也探讨过达到未来社会的途径。他认为,从当前的形势看来,“拒绝资本”的途径效果不大;传统意义上的武装革命的条件也不具备;形成一个新的共产国际也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愿望。那么,新蓝图如何得以实现呢?他认为必须扎根于群众。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之下,可以形成“一个以非集中形式运作的通讯和支持性的电子互联网络”。互联网是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世界性通讯的“惟一手段”。但是他认为,创立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性的和结构性的,而是理论-纲领性的。为此,他倡议,在今后的两三年内,通过全球性的集体行动,制定一个新蓝图的纲领性文件--《世界民主社会宣言》,来勾画出可能和必需的演变道路,从而跨出迈向友爱社会的一步。

  此外,迪德里齐还描绘了达到未来社会要经过的阶段的内容和任务。第一阶段,即当前的过渡阶段。其目标是:为了保障和深化人类文明从资本主义时期到人类民主历史时期发生质的飞跃,实现真正的民主,“真正民主是这个过程的顶峰”。第二阶段:其目标是“促使主、客观结构发生逐步和深思熟虑的演变,使剥削、压迫和冷漠行为的结构和模式消失殆尽”。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全球社会中旧的东西与新的社会成分并存的时期,是全球不同国家、社会逐步协调起来的时期,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第三阶段,即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它是一个没有市场、没有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和谐共存的时期。

  迪德里齐认为,新的历史蓝图的最终实现,涉及的是全球社会,是在全球层次上的统一实现,而不是局部的、区域的事情,因为“一个非资本主义蓝图要在一国范围内在中期内生存是不可能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证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资本主义如同癌症一样,是一个系统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4]。因此,他倡议应该在国家和地方的层次上采取行动,来完成全球意义上的革命。

  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

  考察未来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景,必须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迪德里齐就认为,当前,人类生活在一个十分脆弱的社会体制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普遍地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人们正“痛苦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但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这是因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跨国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都已经步入它的衰退阶段,在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这个体制都即将走到它的尽头。而全球社会的统治阶层--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面对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他们不能为人们提供任何有希望的发展出路。资产阶级为未来提供的道路无非是这样三条:“亚洲虎”式的专制发展、新自由主义式的世界食息阶级(金融资本)专政,以及“第三条道路”即产业资本的社会民主党式的独裁。在迪德里齐等人看来,这三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而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就再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方案了。

  在未来的设想方面,迪德里齐认为,可以讲现在是“出现了结构性空白,这就使面对新千年的人民大众陷于无所适从、无所期盼之中”。此时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则当前的形势将进一步阻碍人民展望未来,看不到取代并高于现存全球资本主义的、可供人类生存的新秩序。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当前形势会把群众推向关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陷阱,使他们返回到诸如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等中去。为此,他在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自觉承担起为人们制定未来社会的蓝图的任务。

  这种未来社会将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在左翼思想家中,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说法。

  1 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施韦卡特在“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中,以提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而著称。苏东剧变以后,面对西方知识界纷纭而起的“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的讣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根据新的材料,修订和增补自己20年前出版的著作,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对自己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作了补充,并进行了新的论证。对于当前西方盛行的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观点,施韦卡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通过从经济、政治和伦理等角度比较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模式,充分显示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较好替代物。

  2002年7 月,施韦卡特应邀来我国参加了题为“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十个命题”的演讲。其中特别就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施韦卡特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有三个特征,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和雇佣劳动。与人类早期的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在技术和组织的持续创新上,还是有活力的。但是应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当前尤为突出的是,资本主义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就业问题十分严峻、社会经济缺乏稳定性、富足之中存在赤贫,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理性。所有这些问题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要出现危机,同时,也为由更好的制度取代它提供了可能。

  那么,将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施韦卡特认为,它就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所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在施韦卡特看来,就在于它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且还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民主管理。企业民主是最直接的民主。企业的最终管理权属于企业的全体工人,他们拥有一人一票的表决权。毫无疑问,企业超过一定规模后,工人会建立起某种形式的代表会议,作用相当于资本家公司的董事会,由它指派企业上层管理者,批准重要的决定,讨论收入不平等问题。”同已失败的苏联体制相比,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工人自己控制工作条件,企业管理民主化,工人选择企业的管理者,因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和苏联体制中存在的“民主赤字”。二是“投资的社会控制”。它是指“,让工人集体控制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社会控制投资,而不是由市场控制”。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这是一项基本要求。它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资金怎样产生,二是投资资金怎样分配?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采用税收形式募集投资资金,即国家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的税收,而不是私人储蓄。因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每个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拥有的资本财产纳税,企业资产是公共财产,是国家对工人集体的一种借贷。向企业征收这种税,可被当作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至于投资资金的分配,施韦卡特认为,来源于公共储蓄的投资资金可以直接分配。但他认为,这种分配应该通过公共银行体系按照促进共同利益的标准进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分配的缺陷,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市场分配,况且,制定这种标准也非常困难。[5]

  2 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说

  在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看法上,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某种肯定态度,但是认为还是看不到它的未来,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片渺茫。他的这种悲观看法主要见于《后资本主义社会》[6]一书中。在该书中,德鲁克将后资本主义界定为其上限为20世纪40年代,下限为21世纪20年代,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未来要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定。德鲁克认为,目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中,它正在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自此以后,不再有“西方”历史,甚至不再有“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但这二者都是“西方化”了的。我们目前仍处在这个转变之中,如果历史能作向导的话,它要到2010年或2020年才会完成。

  彼得·德鲁克提出这种观点,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划分时代的。他把近代看做知识的时代,并以知识为主导因素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及其现实的发展做了阐释。他认为,近代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要理解人类向知识社会的这一转变,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发生在15世纪中期的文艺复兴运动。

  德鲁克指出,仅仅几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肯定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情况不一定这样。同时,我们至少意识到,发达国家正在走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是在1989年和1990年事件发生之后才变得十分清楚的。尽管这一事件不等于整个“历史的终结”。但它的确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即一种为世俗宗教(他称之为“社会拯救信念”)支配了250年的时代的结束。但是,这种时代和历史的终结并没有扩大资本主义,同时还在逐渐废弃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迅速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所取代,它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呢?德鲁克给我们描绘的特征是:第一,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在那里,自由市场成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制,资本主义的机构将继续存在,但有些机构,如银行,可能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如它的结构、它的社会和经济动力以及它的社会阶级和其他社会问题则同过去250年来使政党、社会团体、社会价值体系以及个人与政治承诺得以实现的情况完全不同。第二,在政治结构方面。在那里,我们已经从具有400年历史的主权的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多元的政体,其中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政治一体化的惟一的单位,它只是后资本主义政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仍然是一个关键部分。在这种“后资本主义政体”中,跨国的、地区的、民族国家的结构与地方的甚至部落的结构是既相竞争又和平共处的。第三,在财富的创造方面。在那里,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既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是“劳动”。现在,价值由“生产力”和“技术创新”来创造,而这二者都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就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是专业人员、知识雇员。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员不同,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

  尽管在描述后资本主义社会时,德鲁克显得处处都有“根据”,但他也承认,后资本主义社会将用一种价值观和美学概念的新的二分法来划分。尽管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因此,尽管人们常问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他看来,对于20世纪任何幸存者来说,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是愚蠢的。他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后”时期是持久和长命的。他所论述的这个“后”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未来的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且不用说它是否真会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敢于期望的“知识社会”),取决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工商业领导人、政治领导人,但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如何对这个过渡时期、后资本主义时期、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挑战做出反应。但是,正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创造未来的时期,是一个采取行动的时期。

  3 海因兹·迪德里齐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蓝图”

  海因兹·迪德里齐把对未来的设想称为“新的历史蓝图”。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有缺陷的,都遭到了实质性的失败,因为它们都没有创造出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新的蓝图既不同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具有真正参与民主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纲领”。

  在谈到这种“新的历史蓝图”的精神实质时,海因兹·迪德里齐认为,卢森堡于1918年底在“斯巴达克联盟”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倡议仍然有意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体,而是享有整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并自觉、自由、自决地主导它的群体。因此,迪德里齐指出,“如果我们在这个关于劳动者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建议中再加上我们生活中第三和第四个重要领域,即文化领域和军事领域,全球社会的大多数就不仅仅拥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蓝图的民主精髓,也就有了我们的'新的历史蓝图'的民主精髓”[4]。这样一来,“新的历史蓝图”实质上包含了四个方面: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军事领域。他认为这一历史蓝图是改善人类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的“惟一希望”。

  从对未来社会的政治生活的描绘看,迪德里齐认为,从有阶级开始,人们就渴望生活在一个正义和民主的社会中。几千年来,人类在为此努力奋斗着,但是这一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人类在实现真正的民主过程中,碰上了三个结构性的障碍因素:剥削、统治和冷漠。他把剥削、统治和冷漠三个结构性因素进行了排列组合,共有八种组合的社会存在状态。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法制国家所需要的关键的要素,即宪法、分权和形式权力,它本身也反对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民主形式,但资本主义的民主只能称为“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它对未来社会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剥削、统治和冷漠的现象,而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像魔鬼逃避升水一样逃避真正民主”,因此,它是应当被取代的。

  至于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大大减少了人对人的剥削现象,但是并没有减少统治和顺从,是一个无剥削但有统治、有冷漠的社会,其民主吸引力也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还有五种组合的社会状态,它们同样是不现实的,因而也是不存在的。这五种社会形态是:有剥削、有统治却无冷漠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却有冷漠的社会;有剥削却没有统治、没有冷漠的社会;有剥削、有冷漠却没有统治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冷漠却有统治的社会。迪德里齐提出,真正理想的未来社会,应该是无剥削、无统治、无冷漠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是可以存在的。它是“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一个全民共享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正是新的历史蓝图所追求的目标。

  四、简短的结论

  由上述可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生之后,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并不像福山提出的那样,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为止就告终结。一切认真思考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未来的人们,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有识之士,只要严肃地面对现实,没有谁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相反,无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民主,还是文化和道德的危机方面,无不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

  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刻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才激励这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替代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所提出的这些替代方案中,无论是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迪德里齐等人描绘的“新的历史蓝图”,我们从中都看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对人类未来所作的积极探索,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所出现的新的社会因素,无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lization[M].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1997.

  [2 ]  参阅沃勒斯坦. 资本主义全球化崩溃中[DB/OL ] . kl. gz. cn 网站.

  [3 ]  美国奥尔曼教授认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J ] . 国外理论动态,1995 , (1) .

  [4 ]  海因兹·迪德里齐等. 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 ]  参见施韦卡特.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十个命题(上) [J ] . 国外理论动态,2002 , (9) .

  [ 6 ]  Peter Drucker. Post2Capitalist Society [ M ] .London : Harpre Business , 1993.

  [作者简介]  郑一明(1962 - ) ,江西景德镇人,哲学博士,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主要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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