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马科斯——夜读《蒙面骑士》

 
《书城》2006年06期

　　因为《蒙面骑士》的封面，而选择了这本书，因为曾经迷恋于拉美文学爆炸，而选择了马科斯，这位在中文世界鲜有人知晓的当代拉丁美洲最伟大的作家。没想到会连夜读完《蒙面骑士》，有种特别的神秘深深吸引着我。已经很久没有读过如此优美的童话和寓言，喜欢小甲虫杜里托的自负、调侃和执着，也喜欢安东尼奥老人的智慧、博学和沉着。当然，让我迷恋的，还是那张叼着烟斗、骑着高头大马、头戴滑雪帽、身披子弹夹的马科斯的照片，那双迷人眼睛如同他疏缓的叙述带来些许深邃和朦胧的希望。相信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喜欢上马科斯，这位依然健在却无人见其真实容颜的蒙面骑士，如果不是文章后面清晰地标注着“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中起义军副司令马科斯”，谁又能想到这竟然是真实存在的神秘骑士呢？
　　喜欢格瓦拉的人们都尊称他为“切”，这位英年早逝的拉美革命英雄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知名的“全球反叛明星”，而1994年1月1日，一支蒙面原住民起义军宣布占领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几座城镇，奇怪的是，在象征性地占领之后就选择撤退的武装游击队却没有“领袖”，只有一个自称萨帕塔运动发言人的副司令马科斯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这位蒙面的“副”司令不仅精通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而且熟悉多种玛雅原住民的语言，在记者面前谈笑风生，并不断地发布战时公告、写专栏文章和文学作品，其优美而充满智慧的文字赢得了众多女性的青睐，成为格瓦拉神话之后“拉丁美洲浪漫主义革命的系谱上最新的一位”，被许多人尊称为“Second Che(格瓦拉第二)”。但是，与格瓦拉不同的是，马科斯选择了蒙上自己的面孔，在这个意义上，马科斯拒绝成为格瓦拉式的偶像、权威、中心、司令；相比格瓦拉这位熟谙并实践游击理论的革命者，马科斯更愿意选择词语作为行动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萨帕塔运动被称为一场符号学战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游击战，这或许是对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范式的颠覆，尽管马科斯的出现有着更为具体而复杂的现实情景，但他在多重意义上与“切”形成了对话。而他的迷人之处在于直面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化的全球局势，在反思以往的批判或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后冷战时代的行动策略，而且他把“全球思考”与“在地行动”结合起来，把获得原住民的生存权和民主权力而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放在首位。
　　之所以选择1994年元旦作为起义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天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圈的协议正式生效的日子，而这对于恰帕斯玛雅原住民来说可谓灭顶之灾，具体来说，就是土地私有之后将彻底剥夺和摧毁玛雅社群的社区土地共有制度，而这在马科斯看来，玛雅原住民处在了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或者说他们提前遭遇了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因此，他们的斗争将是在全新的历史时刻所激发起来的反抗实践。这本《蒙面骑士》所收集的马科斯的作品就成为这场斗争的笔记，也是符号游击战的成果。
　　正如马科斯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中谈到自己是通过文学来理解政治的，认为一些文学作品是政治理论读物中最优秀的书，胜于任何政治分析，并自觉意识到“语言不是作为彼此交流的方式，而是作为建构事务的方式”，他提出“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语词”，这种表述与“语言学转型”以来尤其是经历了60年代革命溃败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对于语言及其语言秩序的理解很相似，把语言作为建构现实的一种力量，而不是现实的“反映”物，因此，或许从来没有一个革命军队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那样不图谋夺取政权，或许也没有一个进行游击战的革命家如此热衷于文学创作，当然，也没有一次革命运动中语词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正如马科斯在1995年2月 20日的公告《撤退几乎令我们摸到了天》中反问到：“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不是如其历史上的先驱者那样诉诸无产阶级、而是为民主而斗争的民间社会？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冷眼旁观，不试图介入选举过程？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在行动之前征询其基层支持者的意见？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是为了获取民主空间而非权力而斗争？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语词更胜于子弹？”。
　　在马科斯的文集中，有两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一个是“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中美洲的统治策略”的甲虫，还有一个是智者安东尼奥老人，在文章中，杜里托和安东尼奥老人是故事的讲述者，而马科斯只是一个倾听者和转述者。在这个意义上，马科斯不想成为“代言人”（对代表机制的怀疑），而是一位翻译者（“通过我的声音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员会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言说”）。
　　我非常喜欢那个经常教训马科斯的甲虫杜里托，他自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游侠、骑士、海盗，经常给马科斯讲述或者吹嘘自己的伟大冒险，并选择堂·吉诃德的姓，自诩为堂·杜里托。他经常“卖弄”堂·吉诃德的语言，被马科斯发现后，还狡辩说堂·吉诃德抄袭了他的演说，而拒绝加注释和参考书。杜里托也有一匹“瘦马”，被誉为“神驹”，其实不过是每小时“飞速”10厘米的乌龟。
　　杜里托的故事更多的是政治寓言，比如《小鼠和小猫的故事》中吃不到奶酪、牛奶、小鱼的小老鼠终于抓起一杆枪打死了看护厨房的小猫，然后发现厨房的小鱼、牛奶、奶酪统统坏掉，不能吃了，结果小鼠就把小猫切了，做了份大烧烤，邀请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这直接表述了《第一丛林宣言》中的著名宣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枣红马的故事》则讲述了一个不甘心被穷苦的农夫吃掉的枣红马终于逃跑的故事，故事里没有说农夫有没有饿死，也没有说枣红马跑哪去了，只是说枣红马“跑进了另一个故事”，枣红马没有选择被吃掉，也没有像“动物农庄”里的动物们那样选择揭竿而起重新建立新的专制政权，在这篇短小的寓言中，马科斯提出了奴隶除了被主人压迫或者杀死主人获得“解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问题；而《魔术邦尼兔的故事》则讲述了三个分别叫“好”、“坏”、“副司令”的孩子，得到了两个带有魔力的巧克力邦尼兔，如果24小时不吃的话，邦尼兔会成倍增多，结果“好”孩子没有吃邦尼兔，得到了很多邦尼兔，从而开了邦尼兔连锁店，成为巨富并位高权重，而“坏”孩子很早就把邦尼兔吃掉了，留下的只是对巧克力兔的怀旧记忆，只有副司令用胡桃冰淇淋取代了邦尼兔，改变了整个故事/游戏的前提，也许我们在选择做好孩子与坏孩子之外还可以做副司令，这个寓言告诉我们“那些只有对立项的选择都是陷阱”，二元对立不仅作为西方哲学的根本命题已经受到解构主义的猛烈批判，而且曾经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世界想象，因此，讲述另一个故事或选择做副司令就成为拒绝二项选择之后的出路；在《活人和死人的故事》里有“一匹枣红马疾驰而过”，枣红马原来跑到了这个故事里，但活人与死人的故事并不是另一个故事，而是奴隶杀死主人的世界，那么枣红马究竟能跑到哪里去呢？马科斯找不到答案，杜里托安慰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那匹枣红马了”。
　　如果说马科斯在自负自恋的甲虫杜里托面前失去了副司令的“威严”，那么在安东尼奥老人面前，马科斯更像一位虔诚的“倾听者，一个晚辈，一名学生”，智慧的印第安老人重述了诸神创造“色彩”、“月亮”、“彩虹”、“银河”、“噪音与宁静”、“时间”、“记忆”“黑夜与白天”等神话。当我把这些神话故事讲给女儿听的时候，从女儿惊讶而兴奋的眼神中，我知道在她的小脑袋瓜里一定想象着头顶着小湖奔跑的木棉妈妈、装着诸神收集的色彩从小盒子中偷偷溜走的快乐场景、受伤的巨蟒如何变成了银河、黑夜如何把恶棍坏蛋们赶到了白天……安东尼奥老人所构造的神话世界，是一个包容差异和他人的世界，在这个土地上，诸神学会了“倾听和了解他人的不同”，懂得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历史。而在《剑、树、石和水的故事》中安东尼奥老人告诉了马科斯斗争的策略，剑可以把树砍倒，可以把石头劈成碎片，却无法打败“世界上最软弱无能的”水，因为水虽无法抵抗剑的突袭，却可以“无言地环绕了剑”，直到“水中的剑渐渐变得老旧，布满绣迹”，所以，安东尼奥老人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去战斗，就像一柄剑面对着野兽；有时候我们必须去战斗，就像风暴中的一颗树；有时候我们必须去战斗，就像石头对抗着五行。但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像水战胜剑那样战斗”；而在《发问的故事》中安东尼奥老人告诉马科斯重要的不是获得答案，而是面对现实情景不断地提出问题。
　　对于我来说，马科斯的文字魅力来自于一种自信的调侃，除了杜里托、安东尼奥老人之外，还经常会出现另一个自我来提醒或嘲弄自己，而人们则一次次地展开“Who is Marcos?”的探询，世界上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知道马科斯的确切身份，而马科斯却说“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国的犹太人，政党中的女性主义者，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20世纪末墨西哥的游击队员，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独立工会中的罢工者，被迫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女权运动中的性歧视者，于墨西哥宪政广场上静坐的退休老人，无地的农民，待业的编辑，失业的工人，没有病人的医生，反叛的学生，新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总之，马科斯是人，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读到这里，我被感动了，我才意识到来自于遥远的墨西哥东南群山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的语词并非与我无关，“我也是马科斯”，或者如马科斯在访谈中所说“你问马科斯是谁吗？走到镜子前去，你在其中看到的就是马科斯。”尽管生活在北京的我很难想象马科斯及其印第安原住民撤退原始丛林的生活，但是我依然向往安东尼奥老人所描述的倾听他人，包容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原初的世界。

　　《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戴锦华、刘健芝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