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魄——毛泽东

题记: 英雄已随清风去；离魂依旧傲长天。　　

没有民族的信仰，就没有民族的团结，也就不会有民族的崛起。　　

公元2008年是毛泽东逝世三十二周年，也是邓小平执政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　　

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二年了。　　

自从邓小平执政后，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和对毛泽东执政的“大跃进”政策造成“三千万人口死亡”的荒谬言论的默认，让毛泽东光辉的形象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阴影。　　

邓小平用放纵个人私欲成就的以私有经济体制为主体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已经把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共同创建起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完全抛弃。　　

三十二年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三十二年对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宇宙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了，但是在民间对毛泽东的思念和缅怀、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是什么力量让毛泽东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是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天下为公，是人民对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与呼唤。　　

一.毛泽东的社会整体思想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是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袖标榜。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智慧借助于广博的历史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的伟大饯行者），毛泽东思想的预见性、可持续性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不容置疑。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的历史贡献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蒋介　石老　先生赶到了台湾，避免了新中国象南北朝鲜那样的两党对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把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奴役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心暂时解放出来，打破了封建统治者“贫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统治，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文明，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三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的发动从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避免了毛泽东逝世后他们之间的相互纷争，为新中国的和平稳定扫除了人为障碍——此举堪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相媲美。　　

毛泽东的执政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残存势力，解放人民的思想、唤醒中国民众，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公平社会分配，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统一。　　

毛泽东思想把加强部队和国防建设，防止外来侵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思想把唤醒民众，解放人民的思想，让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途径；毛泽东思想把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公平社会分配，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物质基础；毛泽东思想把通过过渡政策实现社会经济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策略手段。　　

毛泽东思想中的军事战略思想、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执政理念、对外外交策略等一系列政治思想理念都是围绕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诞生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针对性和整体策略性是相对统一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的最杰出思想纲领。　　

二．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分支）。　　

我们不可否认文革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动使部分学生丧失了学业的机会，也不可否认因部分人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偏差给少数无辜者带来的那场人生劫难是空前的。　　

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文革的发动与否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假如文革中没有那些小插曲（或者说是闹剧），又怎么能发动起群众？文革的发动又怎么能取得成功？　　

我们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特别巨大的：如果没有开国元勋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如果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尽快摆脱外国列强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蹂躏和践踏，如果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尽早摆脱封建社会的奴役统治。　　

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虽然心性各异，但他们都堪称是英雄中的英雄、强人中的强人，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后来人用最高的礼仪去崇敬和膜拜。　　

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功名和荣誉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因了他们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们服从于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信服。从另一方面讲：开国元勋们都会自觉不自觉的以赫赫战功自居，假如没有了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他们谁又会尿谁？他们中的哪一位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假如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因言语不和或坚持的原则不同闹起纷争，又有谁能劝解得了？又有谁能想象得出他们（凭借在党群中的公信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们在毛泽东逝世后闹起纷争，又有谁敢断言他们不会把新中国搞个四分五裂？　　

对开国元勋们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的不可撼摇性，从叶剑英元帅依靠在党群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在毛泽东逝世后协助华国锋随之粉碎了以毛泽东爱妻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久又解除了毛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务，并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这一客观发生的事实就可见一斑——毛泽东或许正是预见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得不适时发起了那场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文革思想斗争。　　

文革是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一场思想斗争，说文革中的乱只是一个表象是因为文革的发动：1、没有破坏社会生产；2、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3、没有牵涉到部队和国防建设；4、没有外国列强的趁虚而入——这又何乱之有？　　

发动文革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把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在了人民的监督之下，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实的人为思想基础。　　

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执政者的执政权利和执政地位都是人民赋予的，他们执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是因了人民对他们工作成绩的认可，他们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在于消除了社会稳定隐患，唤醒了民众，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　　

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唤醒民众、解放人民的思想、压制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同“消除社会稳定隐患”之间无所谓派生与主流，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条件。把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会稳定隐患”放到第一位也是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局认识出发，是对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始终坚持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从毛泽东的执政生涯中可以感悟出：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大我，已经完全屏弃了家庭和亲情的小我。　　

为了文革的成功发动，毛泽东不得不把同他从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一起走过来的爱妻（江青）作为一颗棋子来下，但毛泽东在暮年时故意同江青“划清界线”起到了保护江青的作用吗？多么可怜又可敬的老人呀！　　

就毛泽东思想的无可挑剔性和人之常理推解：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没有理由在毛泽东逝世后就随之去逮捕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狱中道出真情（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的江青也决没有理由去反动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权。唯一的合理解释应该是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对华的事先安排，是为了消除社会稳定隐患，并以此提高华的政治威信。但即使是这样，江青归去的灵魂也不会去记恨毛泽东什么，因为她的丈夫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中华英雄谱中的真男人。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的比言也仅指两者发生的社会效力同等相仿。毛泽东的执政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与古代　封建　君王仅仅停留在维护自身利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之上的狭义统治思维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言。　　

毛泽东暮年时曾经自我总结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被迫不得已是因为，作为性情中人的毛泽东不可能同与他共同经历战争岁月的开国元勋们没有深厚的战友感情——但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在当时也只能让天知、地知、自知——难为老人家了。　　

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革不能也没有必要再在新中国重新上演，虽然当今的官府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罪魁祸首，虽然假如要对当今的社会腐败问题进行彻查所造成的“血雨腥风”决不会在文革之下，但一切政策的执行都应该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对当今的已经渗入到社会深层的腐败问题也必须在注重策略的前提下分层次、分阶段、下大力去彻底治理。   　　

三.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社会经济问题　　

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是新中国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是蒋介　石老　先生把大量财富掠夺到台湾，是苏联技术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还债，是外国列强对新中国的虎视眈眈和经济技术封锁。　　

在国内外双重环境的制约下，在毛泽东时代，又何谈改革开放？　　

假如毛泽东的生命能延续到现在，谁敢断言他老人家驾驭下的社会（公有制）经济不比现在？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无官不贪，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决不会有当今社会黑恶势力的极端抬头和娼妓、情妇“制度”的“合法化”，也决不会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形同“警匪一家”的“税企一家”和靠钻“社会主义”空子暴富起来的资本拥有者所成就起来的无税不偷（“偷”指偷税漏税）的破烂格局。　　

四.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　　

近来网上谣传着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荒谬“逻辑”言论让人看了愤慨。　　

我们不排除“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1960年）有因饥饿导致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生命劫难的发生。　　

我们先抛开毛泽东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初衷不论，假如作为凡人的毛泽东在没有预见到随只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提下，通过“大跃进”让饱受磨难的广大劳动人民能吃饱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费的话，我们不妨使用“浪费”这个字眼。　　

谁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们不妨思索推算一下毛泽东执行的“大跃进”政策到底有多少粮食被“浪费”进了人民的肚子里？这些“浪费”掉的粮食加起来能让当时的中国人在维持正常生活条件下能共同消费几天？当受饥的人民吃完这些被“浪费”掉的粮食后能不能躲过三年饥荒给中国人造成的生命劫难？　　

假如那些反毛者妄论的“大跃进政策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是为了叫高解恨，那为什么不把五年，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中国人口死亡数字都推给“大跃进”？为什么不把“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字增加至一亿，十亿，或者一百亿呢？　　

“毛泽东对子女教育很严，不许他们搞特殊。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每周末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从不乘小卧车，在刚上学的一段日子里，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她是中国的第一号“公主”。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报口粮，她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只报了17斤。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也不让她从家里带东西到学校。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吃的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摘自《毛泽东的儿女们》　　

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戒掉了肉食和《毛泽东的儿女们》中描述的李讷在三年困难时期经常挨饿上就可以看出：在三年困难时期忍受饥饿对中国人民（从城市到农村）来说是相当普遍的。　　

生命的任务是整体的永存、人类的法则是个体的死亡。人类的生命史是一部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抗争史。　　

从人类生命发展史中可以得出：当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人的生命力和与自然灾害的抗衡力是极其顽强的，在饥荒来临之时、在饥饿的胁迫下，只要能下咽的东西（比如树皮、树叶）人们都可以作为食物用来充饥，饥荒想要随意夺去人鲜活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人口增长缓慢不是因为人口死亡率的相对增高，而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维的说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紧顾着挨饿了，哪还有“闲心思”去生孩子？　　

据笔者听闻：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最严重时期（1960年）新生命的诞生简直是罕闻（用万分之一去思解比较客观）。　　

幸好1960出生的年长者都还健在，如果有疑问，只要到户政部门统计查询一下1960年的人口出生概率，并与往年人口出生比率做一下比较，就会对此一目了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三千万人口死亡的荒谬言论也就会被轻易揭穿。　　

五.毛泽东的知人善任　　

说起毛泽东的知人善任，我们应该首先认可毛泽东的深谙历史和对历史知识的活学活用。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语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既然毛泽东能深谙历史，所以毛泽东应该能够深刻理解刘邦对自己成就汉位的思解，并能以此思定出成立新中国的伟业也是因了开国元勋们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以此类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也必须首先要用好人，用对人。　　

我们不可否认邓小平是个大将之才，但他不是帅才（他武不比林彪、粟裕、彭德怀，理财不比陈云），邓小平或许有一定的经济头脑（这也是毛泽东所看重的），但邓同时又存有小人心理（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邓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人身造成“迫害”是始终记恨在心的），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上也预言了毛泽东的“邓不可用”。邓思维的片面性决定了毛对邓存在的反复心理（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说就是：假如毛泽东在他执政的文革时代想要依靠人民的声势存心去整邓，那就象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毛泽东在执政的文革时代成就邓的“二起三落”大约也只是想通过对邓的思想改造去完善邓的执政思维理念，以便后用。但事与原违，邓小平的执政结果让他的保证（永不翻案）成了一句笑谈。值得庆幸的是：正是因为有了造化赋予邓的执政年代做反衬，才更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内涵。　　

六.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　　

没有物质的精神是空想，没有精神的物质是浮华。　　

人是生命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超越动物生存本能之外的生命智慧，生命的智慧是人精神的源泉，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如何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对统一的探索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相对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　　

在社会主义范畴中：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用劳动（体力或脑力劳动）换取应有的报酬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更注重对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更注重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导引，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更多得来源于人民的精神动力。　　

社会整体腐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法制道德建设的严重缺失、是社会整体环境造成的，要彻底根除社会腐败不仅仅要对贪腐者进行依法惩治，更在于对社会整体环境的综合治理。　　

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一切社会活动遵循的都是公正合理，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世代根本不存在损公肥私的社会不良现象（当时的社会不能说是路不拾遗，但绝对是夜不闭户）。当然，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也有个别发生的违反道德法制的恶意作为，但个别发生的知法犯法和社会不良行为一旦暴露，他们就会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他们的恶意作为与知法犯法会受到应有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七.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具体性、有针对性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　　

毛泽东思想的可适用性在于毛泽东执政思想的整体性策略性和具体针对性相统一。　　

毛泽东时代执政策略的执行都是根据时势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采取过渡的办法去逐步实施的：比如毛泽东对蒋区和蒋军实行的政策，对社会私有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对土地政策实行的先减租减息、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对地主富农进行思想政治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资本收买政策，对西藏的农奴制的改革政策，这些都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时势需要，分层次、分阶段去逐步实施的。　　

八.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对统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在他的有生之年为如何发展社会经济，如何自主创新，如何提高国有经济技术含量，如何让中国经济稳步向前所操费的心思是有目共睹的（详见《毛泽东文集》）。　　

假如苏联“老大哥”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不撤回经济技术援助、不催逼还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经济势必会呈现出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被苏联老大哥逼出来的，被苏联“老大哥”同时逼迫出来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和毛泽东时代国有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和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才成就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执行。当今中国人民的相对“富裕”是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结果，不是一人一力所能成就的。　　

我们不可否认邓小平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解和邓小平所实施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再继承。　　

但我们同样不能无视邓小平用放纵个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路线的严重偏离；不能否认邓小平在用放纵个人私欲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所造就的社会反人伦混沌情态的严重后果的无可挽回性；不能否认邓小平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的零散性、对外来经济技术的依赖性、私有经济技术含量的低下性质、泡沫性质和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能无视邓小平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的不可操纵性、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对能源开发利用的严重失衡；不能无视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不可替代性。　　

腐（思想的腐朽，制度的腐化）可败国。听之任之，国将不国。　　

九.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再继承　　

虽然我们认可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性指导意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适用性、无可挑剔性。但时代不同了，面对当今的社会和人为，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毛泽东时代。但我们有必要去学习和借鉴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真理，有必要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思想，为重塑社会主义和谐之路找到真理和依据。　　

时代在发展、人民在进步，不同的社会形态需要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去治理。假如毛泽东的生命能够延续到现在，面对当今的社会人为，他老人家也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通过一系列过渡政策去逐步实现社会经济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好铺垫。　　

当前我们急需要做的是：用社会主义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深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指导理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重新定位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指导意义为突破口去打破改革僵局，通过解放人民的思想、唤醒中国民众、加强执政监督等一系列方法策略把政府的权利运行尽快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尽快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尽快恢复国有经济体系，逐步消除贫富两极极端分化，采取收买、兼并、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方式方法去逐步实现社会经济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尽快处理和解决好诸如贪污腐败等一系列关系到民心向背的社会焦点矛盾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各种先设条件。　　

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走的路是：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思想真理为指针，发展社会经济、加强执政监督、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路在脚下。我们坚信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都能够遵循“实事求是，不坚持错误”这一真理，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为社会主义这条大路越走越宽扫除思想和人为障碍。　　

后记：　　

环境造就人为。我写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维护自身利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为人生目标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从中去觉悟些什么、认可些什么，我的这些认识和观点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私有资本拥有者和所谓的精英们来说只是对牛弹琴，我对他们也不抱有任何期望，虽然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有时为了收拢民心、树碑立说也会对劳苦大众发发慈悲、施施善政，但这些都要建立在他们的个人私欲（权欲、钱欲、色欲）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假如要让他们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共性是放弃人民的利益。　　

我写出这些观点和认识只是想让那些良知者，思想认识者，追寻真理者和广大青年学生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个过程中能有所启发，能在对社会主义真理的追寻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　　

毛泽东思想是前无来者，但毛泽东思想会后继有人，因为我们在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再认识这个过程中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作指引和铺垫，因为我们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哀哉！为英魂长祭，壮哉！让中华雄起。　　

祖国是炎黄儿孙永远的根。　　

期待圣人再现，祈祷中华永兴！

附:《史记•孟公列传》[仿古篇] (转) 　　

孟公者，冀之邢邑人也。年及弱冠，形貌古异，天赋异禀，鲸面枭目，豹臂虎肢，性激执，思深邃，工技击，善文字，颇孟子飘逸遗风。　　

年而立，侍税事。 初，以文笔美异，入案牍内侍。常针砭时弊，喜古句旧赋。虽辞章奇俊，然不合时宜，不入八股流，不为当时之用。且，孟公性超脱，本不善御用刀笔，心恶之，乃迁。　　

李宗九年，改侍税卒，食一乡，牧十九户。时税卒好饮，多闲话，面近心远。由是，公性薄凉，自度，俗躁之地终非雅士之处，欲归隐，不得，隧以文字消遣自娱。　　

 戊子岁初夏，孟公以《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告白天下，观点鲜异，文笔公正，立论恢弘，层序跌宕。思卒未所思，慷卒未敢慨。其文春秋笔法，赞毛帝革政，讨邓祖新策。时邓崩未几，天下颂扬之声未绝。孟公胆色绝也。　　

或曰：时倡赞颂，公以一己寡力逆势，难不远矣。孟公从容笑曰：“天下汹汹旬日者，以某之故也。今自度必难，天下人可安枕席矣。且吾以而立致名天下，难固其宜也。”遂率性。　　

初，孟公游于汉牡丹禅寺。卦师见而异之，趋曰：“君鹤准而狮鼻，鹰视而枭顾，此才思之相也，君当以异笔而闻，且名达天下。孟公哂之，曰：“尊言谬，吾纵性情，弄笔，非为沽名钓誉，乃以书载观点，留痕迹也。倘青史名，当与君共之！”径笑而去。卦师顾其去，良久乃曰：“骨相虽奇，笔数实奇。惜哉，运不型。” 　　

赞曰：嗟乎！文道之不传也久矣！纵笔斥时弊也难矣，书生意气，侠骨士风，一朝鸣而天下汹汹者，孟公之谓也。然其洋洋自得之论，震震有辞之辨，为天下失色。然世道拘蹙，文风日下，孟公必不得时，徒为世人惶论。何故，不合时宜也。　　

注：槐阳汉牡丹又称神牡丹，（传）汉刘秀帝曾掩隐于汉牡丹花荫之中躲避了王莽的追捕而得名。汉牡丹闻名于世在于1976年毛、朱、周相继逝世的当年以粉色花为蕊的汉牡丹破天荒地绽放了三朵花大如盘的洁白花蕾，以示“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