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情人（纪实小说）

　 　　　

       无奈的情人（上）　　

                 　　

契诃夫（俄罗斯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　　

阿维洛娃 （俄罗斯女作家）　　

亨利.特洛亚 (法国当代小说家、传记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风雨男人 （中国某报记者，在清韵书院网站设有“风雨断想”专栏）　　

                           一　　

阿维洛娃：(1889)　　

　　1889年1月24日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天我接到了姐姐写来的一个便条——“务必马上就来，契诃夫在我们这儿”。　　

姐姐嫁了一个销路很广的报纸主笔兼发行人。她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可身材娇小，头发金黄，手脚秀气，特别是两只大眼睛总会出现梦悠悠的神情。跟她在一起，我就显得脸蛋太红，个子太高，身材太胖了……她总是在我的心里挑起嫉妒和温柔并存的感觉。况且，我是莫斯科人，只在彼得堡住了一年多。　　

姐姐家是名流荟萃的地方。演员啊、画家啊、歌唱家啊、诗人啊、作家啊，你来我往的。而且她的过去，她的婚姻，在我的眼睛里，也都有不同凡响的地方——当初父亲厌恶她的爱人，特别严厉地监视她，可她却在一次舞会上“私奔”了。我呢，只是嫁了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国民教育部的低级科员，我的过去有什麽呢？尽是一些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从小就有个作家梦，很早就开始写诗和散文。我看过许多书，在我喜爱的作家中“契洪杰”@1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小说也在我姐夫主办的报纸上发表过。《苦恼》是使我特别感动得一篇，我为车夫姚纳哭得好伤心。他的儿子死了，和谁说也都没兴趣听。最后不得不对自己的瘦马倾诉了。于是很多人都流下了泪水。契诃夫的语言真是有魔力啊！　　

想着那个便条，我放下了九个月的还在吃奶的儿子。他在洗澡后要睡很久，而且还有当年照顾过我的保姆来照顾他。我的丈夫（密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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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诃夫早期写小说的笔名。　　

很忙，而且也并不热心认识契诃夫，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我很快地就看到了契诃夫，他正在书房里和姐夫谈话。　　

啊！甫罗拉@2小姐来了！姐夫洪亮地喊道，然后殷勤地向契诃夫介绍道，这是我的学徒，甫　罗拉　小姐！　　

契诃夫走到了我的面前，带着温柔地笑容握着我的手，我们在互相打量着。也许他在奇怪我的那个姓吧。我被姐夫这样称呼，是否和我面色红润、又梳了两条浓密的大辫子有关呢？契诃夫的眼睛微微地眯着，衣领有些松懈，领带也不好看。　　

姐夫情绪不减的说，她把您的小说都背下来了。她大概给您写过信吧，不过她瞒着，不肯承认吧？　　

契诃夫继续他因我来被打断的话题。我了解到，他来彼得堡是为了他的剧本《伊凡诺夫》上演的事，他很不满意演员们，认为他们是在演“自己编出来的角色”。　　

姐姐叫大家去饭厅吃饭，姐夫和许多人都过去了。我躲着大家，一个人站在墙边，契诃夫一只手端着一只盘子，走到了我的跟前，拿住了我的一条辫子。他似乎很随意地说，这样的辫子我以前还没有看过呢……可我想，他对我这么随便，只因为我是甫　罗拉　小姐、学徒罢了。是啊，如果她知道密夏，直到我还有个快满周岁的儿子，他还会这样吗？……　　

然后我们并排坐在饭桌旁。　　

姐夫继续介绍我说，她也写东西，而且还有点才气。虽然不怎么强，可每一篇小说还都有点思想。契诃夫听着，然后转过头来对我微笑着说，应当写自己看见的，自己觉得的，要写得真实、诚恳。人家常问我在小说里要表达什麽。我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本分是写。您要是叫我写下这个瓶子，我就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名字就叫《瓶子》。活的形象创造思想，可思想并不创造形象。　　

在他对一位提出带点阿谀性的反驳意见皱皱眉头后，继续对我说。……既然我活着，思索、奋斗、受苦，那这一切就会在我写的东西里反映出来。……你就会在那里面看见您以前没有看过的、没有留意的东西，生活的反常，生活的矛盾……然后他忽然转过头对着我。　　

等《伊凡诺夫》第一回上演的时候，您会去看吗？　　

恐怕不行吧，买票一定很难。　　

我送您一张就是，您是住在这儿吗？　　

我笑了起来。向他说实话的机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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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马神话中女花神的名字。　　

我说我不是什麽甫　罗拉　小姐，也不是他（姐夫）的学徒，我只不　　

过是这里女主人娜嘉的妹妹。望着契诃夫那略带吃惊的神色，我有些   　　

得意地说，您猜怎么着？我已经结了婚，做了一个家庭的母亲了。我赶紧就要回家，去给孩子喂奶了。　　

姐夫过来了，对契诃夫说，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也就两步远。契诃夫低下了头，然后瞧着我的眼睛说，你有儿子，真的吗？这多么好啊！　　

人生真是难以说清，有时要是把一件发生了的事情说清楚，弄明白它的意义，那是多么困难啊。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只不过挨得很近，互相看着罢了。可我们的眼睛里包藏着多少意义？我的灵魂好像爆炸了，有一个花炮飞起来，明亮而快乐，欢畅而痴迷。我一点也不怀疑安东.巴甫洛维奇也沉浸在这个感受里面，我们惊奇而快乐地互相瞧着。　　

我们该分手了。临别时契诃夫对我说，我以后还要到这儿来的，我们会见面吧？请把您所写的或者出版的都给我，我要很仔细地看一遍，行吗？　　

没想到家里等待我的却是一盆冷水。密夏脸色难看地对我说，照照镜子，瞧你那模样吧。满脸通红，头发蓬松。为什麽要扎辫子，无非是想叫你那个契诃夫赞叹一声罢了，孩子在这里哇哇地哭，可是做母亲的，却正和文学家调情呐！　　

我很清楚，密夏所说的“文学家”和吹牛皮是同义语。　　

我觉得我心里的火已经灭了。我觉得那个把整个世界照得光芒万丈的、无端的快乐已经阖上了翅膀。……什么都完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为什麽生活应当快乐而美丽，这是谁许下的？……　　

　 　　　

                      二　　

阿维洛娃：（1892）　　

三年过去了。我常想起第一次和契诃夫的见面，老是带着淡淡地、梦幻般地哀伤想起他来。我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辽瓦、洛嘉和女儿尼娜。密夏是个尽职的父亲，为了增加收入，他找了晚上的工作。一有空闲还就陪着孩子们玩。　　

想当初，我确实有从事文学事业的念头。有一次《俄罗斯思想》杂志（契诃夫曾在此发表过许多作品）的主编高尔采夫要把我写的东西都送到他那里去。后来他就督导我的写作，有时指出小毛病，有时要求重写。还有时他会说，这一篇好极了，甚至可以发表了。不过这对于您来讲还嫌早了一点，继续努力吧。　　

然而当听说我要结婚的时候，他忧愁地喊道，现在全完了，这样一来，您就写不成了。　　

可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许下了个“愿”，绝不就此“完了”。后来发现我错了，生活一下子变了，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我整天忙于琐屑事：我得出去买东西，还得到密夏指定的地方去买：到马尔斯卡雅街去买咖啡，到萨多瓦雅街去买奶酪，到涅夫斯基街买烟草，到莫科瓦雅街买汽水。等等。我还得亲自做烤肉的佐料、券烟草，特别是别忘了给房间换空气，只要密夏回家后闻出一点厨房的气味，他就吵闹起来。直到我和他提出分手，可他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　　

为什么？想想看。难道所有的争吵和误会不都是来源你的固执。难道我光是欣赏你的美丽，对你说些殷勤话吗？你要分手，是为什麽呢？真不害臊……　　

在这三年里，我们相处得熟了，和睦了。密夏发脾气，我也很容易忍受了，特别是他在事后总是沉痛地懊悔。后来我在空闲时间写作他也不管了，我开始发表小说。这时我觉得生活很圆满，遇到孩子不生病的时候，往往还会觉得幸福。　　

只是日子过得烦闷无聊。　　

1892年1月间，我的姐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胡杰霍夫为他那份报纸创办25周年举行庆祝。正当我为如何陪同显要客人感到发愁的时候，在客厅的镜子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我却发现了契诃夫和苏沃林@3的到来。望着他们和人群走进大厅，三年前见面的情景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种说不出的、虚幻的情感忽然使我们变得亲近了；我极力猜测：他还认得我吗？他还记得我吗？三年前照亮我灵魂的那种亲密，现在还会在我们中间发生吗？　　

我们很快就在人群中碰见了，而且不约而同地向对方伸出了手。我高兴地说，没有想到会碰见您；可契诃夫说，我想是会碰到您的。于是我们就找到一个靠窗子的角落坐了下来，本来以他的身份是要和名人坐在一起的，可是在我们的坚持下和姐姐娜嘉的理解下，竟然也就没有再动。　　

契诃夫依然是一张年轻可爱的脸，他用右手把头发撩到后面，然后眯起眼睛对我说，你不觉得三年前见面的时候，我们并不熟识；可经过长久的分别以后，到相互了解了？我迟疑地说是的。他继续说，　　

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相互的。不过我还是头一回体会这种感觉，而且永远也忘不了。一种很久以来就亲近的感觉。我觉得奇怪地是我其实很少知道您的事，您也很少知道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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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苏沃林，大出版家，契诃夫曾经地合作者。　　

我回答他说，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分别很久了。不过这种分别不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而是在一种早已忘掉的生活里。他立即问我，在那种生活里，我们是什么人呢？反正不是夫妻！我更快地回答。于是我们都笑了。接着他开始了幻想地说，在那种生活里我们是相爱的。那时我们都年轻。……我们坐船遇了难……死了吧？　　

我也煞有介事地说，我还有点记得呢。他接着说，您明白了。我们在海浪里挣扎了很久，您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我说这是因为我吓慌了，我不会游泳，就是说，我把您淹死了！他认真地说，我也不大会游泳。说不定是我沉了底，把您拉下去的。……我们都激动地沉浸在那子虚乌有的“海难”之中。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莫斯科、高尔采夫、《俄罗斯思想》。然后他说，我也不喜欢彼得堡，天气冷极了，潮极了，而且您也不和气；为什么您什么东西也没有寄给我？可是我要求过您，还记得吗？　　

干杯开始了，……契诃夫也不时地和人们打打招呼。接着他有些出人意外地问我多大年纪？28岁，我回答。他说，我32岁。那时我们见面的时候，比现在小三岁。25和29，我们多年轻啊。我说那时我还没有25岁呢，现在也没有满28岁。他说我却满32岁了，可惜。我说丈夫老是提醒我已经不年轻了，老加我的岁数，于是我也加了一点。他有些喃喃地说，不算年轻了？27岁就不算年轻了？　　

这顿饭吃了三个小时，临完我看到了脸色难看的密夏从人群走中走来。我把他介绍给契诃夫，他们冷淡无力地握了握手。没想到回家以后更大的风暴在等着我。　　

原来有人告诉了密夏。说契诃夫跟几个朋友大吃大喝，醉了以后就说决定把我带走。叫我离婚，然后再和我结婚。而朋友们也好像很赞成，答应用各种方法帮助他，甚至还差点把他抬了起来。密夏被这个说法气的怒不可遏。但我几乎立即就看穿这是有人恶意造谣，仔细想了想以后，就试着问密夏，告密的是否这个人？密夏承认了，甚至也承认这个人是“畜牲”，这场风暴也就过去了。我在随后给契诃夫的信里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在回信中提到他不再来彼得堡，使我感到沮丧和怅惘。　　

契诃夫：复信　　

您的信使我发愁，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些梦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尊严不允许我为自己辩白，况且您的责难十分含混，就是想辩白也无从着手。不过我隐隐约约地理解到有人在造我的谣。对不对？　　

我诚恳地请求您不要相信你们彼得堡人所说的那些关于人们的坏话。如果你不能不信，那就索性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话一律相信：我跟一个家财万贯地女人结了婚，我跟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谈情说爱，等等。看到上帝的份上，冷静一下吧。不过，也只好随您了。辟谣……是没有用的。关于我，随您怎样想吧……　　

我住在乡下。天冷。我正在把雪铲到池塘里去，而且满意地想着：我决计再也不上彼得堡去了。　　

                        三　　

阿维洛娃：　　

我开始了和契诃夫的通信。他的信是我在私下里经邮局的通知，自己去直接取。有时我也拿出几封在密夏的眼前晃过，当他提出要看时，我毫不犹豫地地拒绝了。　　

一天，姐姐娜嘉来到了我家，带着调皮的笑容对我说，今晚到我家来，可千万不要带密夏来，千万！我问为什么，姐姐的回答是：《没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契诃夫的一个名篇，我明白她的用意了。我觉得所有的血都涌到了脸上。　　

当晚，姐夫也得到12点才回来，客人也不是很多。我和契诃夫不仅见了面，而且我们也在客厅里谈了起来。和我讲讲您的孩子吧，契诃夫要求道。　　

他继续说，对了，孩子……很好的人，有您那样的家庭……是很好的。我对他说，您也应当结婚了！　　

他说，我应当结婚了。可是还不那么自由。我没有结婚，可是已经有了家庭：母亲、妹妹、小弟弟。我有负担。　　

突然她靠近我说，您幸福吗？我没有提防他这一问。慌了，我站住，背靠住钢琴。他继续盯住我问，您幸福吗？　　

可什么叫幸福呢？我茫然地问道。我有好丈夫、好孩子和可爱的家庭。可是这一切就是幸福吗？我老是心不安、老是心烦。心里没有踏踏实实的时候，把我全部的心力都消耗到战战兢兢里了。我的责任就只是让大家健康地活着，这就是一切。……可细一想，我自己到渐渐不存在了。我常常带着苦涩的惋惜心情痛苦地想，我的歌唱完了。……我既做不成作家，也做不成……。由于顺从、屈服于环境，到头来我一事无成。对于我曾经希望过的那更广阔、更光明的生活远景，也许会损害我们目前的家庭幸福。于是我就屈服了。……这就是幸福吗？　　

这是我们家庭的反常情况，契诃夫热烈地说。他说这是女人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这是必须反抗、必须打倒的东西。只是过去的残余。……虽然您没有样样都说出来，可是我完全了解您。我觉得，您应当把您的生活写出来，真实而诚恳地写出来。这是应当的必要的。这样做不但对于您自己有意义，对于别人也会有帮助。您这样做就不会消灭自己，而且尊重了自己的人格和价值。您年轻，有才气。家庭绝不应该成为您的死路。你要切实地做起来，这比起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反会给家庭带来好处。您说呢?求上帝与您同在。　　

他扭过身去，开始在房间走来走去。然后接着说，我今天有点过度兴奋。当然，有许多话夸大了一点。　　

他接着露出深思的表情说，我要是结了婚，我就要向妻子提议，平时我们不住在一起，为的是不要随随便便地看见睡衣，毫无礼貌……。　　

正在这时，忽然家里来人到这里找我了。我吃了一惊。只和契诃夫说了一句就离开了姐姐家。　　

其实，家里什么情况也没有，只是密夏紧紧抱住我不放。他可怜巴巴地说，你要降服我，可我没有你还是活不下去。得了，原谅我吧。说过就算了。……一个傍晚你都不在家。……　　

可是我现在才明白。我头一回，没有一点怀疑的、非常清楚地明白：我爱上了安东.巴甫洛维奇。　　

　 　　　

                         四　　

风雨男人:(1975)　　

已经到了文革后期，记不准当时到底是批判还是宣扬“三项指示为纲”，我在天津市交通局工会搞群众美术辅导。由于是从基层借调到这里，所以机关里那间不通风的图书室就成了我中午休息的主要去处。管理员由一位我比较熟的办公室干部兼任，我便可以比较随便地翻阅这里不多地藏书了。偶尔的一天，我发现了这部已经蒙尘的《回忆契诃夫》。由于以前精读过《契诃夫传》，这厚厚的一本灰皮书，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这部似曾相识的大部头，又暂时地把我带回那个曾经有过的岁月。而且其中的一篇——《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诃夫》更犹如一股清风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体验和惊喜，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丽季雅.阿列克谢耶芙娜.阿维洛娃。　　

我读书很早，但一直对儿女情长无缘。小学时就读名著，唯独落下了《红楼梦》。后来直至文革，多读政治军事，更没有“杨柳岸残风晓月”了。不知是物极必反，还是别有情缘，这部于作者死后五年才得以发表的女作家回忆录，却一下子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还没有多少情感经历的我，从心里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而倒不在于它的形式（是否婚内外）。我为男女主人公的偶然相遇感到欣喜，为他们的不巧和终于没有更进一步发展感到遗憾，我更为两人之间那种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真情实意潸然泪下。我几乎相信主人公的每一句话的真实。还在那揭批不断的年月，我就下定了以后要向许多朋友介绍这个故事的决心。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朋友。　　

阿维洛娃：（1895）　　

那是谢肉祭周。这样的天气在彼得堡是少有的：雪没有融，雨没有下，而且没有雾。空气暖和、天色苍白，十分可爱。　　

密夏到高加索去了，我们家安静而和平。　　

作家列金在星期五请客，我也受到了邀请。就在见到许多作家、艺术家的同时，我也见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晚餐很丰富，小吃啊、菜肴啊、伏特卡、葡萄酒啊应有尽有。谈笑更丰富。只有主人一个人严肃地坐在那里，仿佛他的才气、以及文学家、议会议员和好客的主人三种身份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不停地向契诃夫称赞席上的油饼和美味的莫斯科鲑鱼。　　

回家的时候，我和契诃夫坐到了一个雪橇里。我们相互让来让去，还是他送我回了家。当我看到我住的尼古拉耶夫斯卡雅街的街灯的时候，我问他，您在此地还要耽搁很久吗？　　

他说，还要耽搁一个礼拜。我们应当常见面，天天见面。行吗？　　

那您在明天晚上就到我家里来吧！我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就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看来他听了也有些吃惊。　　

到您家里去？　　

不知什么缘故，我俩都沉默了一会儿。　　

他问，您的家里有许多客人吗？　　

我说正好相反，一个也没有。密夏到高加索去了，他不在家，谁也不来。娜嘉不会在傍晚来。就咱们俩个人，可以痛痛快快地谈天了。　　

随后他和我又提到了写长篇小说的事。我说，您答应来了？　　

他说，只要没有人硬把我拉到别处去。我住在苏沃林家，做不了自己的主。　　

反正我等您就是，八点多钟来吧。　　

我们到了，我下了雪橇，拉门铃。　　

雪橇载着契诃夫走了，然后又在空荡荡地大街上画了一个大圈。　　

我一定来！契诃夫用好听的、轻轻地男低音说，他的声音在空旷和寂静里，在柔和的、夹着雪味的空气里，特别响亮。　　

　 　　　

傍晚总算来了。　　

从八点起，我就开始等他。　　

我已经为晚饭准备好不多地几样冷菜、伏特卡、啤酒、水果。我预先打好主意，先领契诃夫到儿童室去，让他羡慕一下。即将要睡的孩子最可爱，那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喝茶，喝完茶上书房里去，我们一定会在舒服的书房里谈得很久。　　

然后我们吃晚饭，我没有敢买香槟。我觉得买这东西对密夏来说几乎是侮辱。　　

到了九点多钟，门铃响了。我把手按着心，听了一会儿。女仆玛霞去开门，我听到了她在回答来人的话。这时我也来到了前厅，一下子把我吓呆了，原来客人有两位：一男一女，正在脱大衣，就是说，他们毫无疑问地预备呆在这儿，坐一个晚上了。最令我沮丧的是这两个是密夏的朋友，而且是我不喜欢的，特别是那个女的。他们都教数学，谢天谢地，平时他们很少来看我们。可偏偏这个时候他们却来了。　　

这时B的笑声传遍了整个宅子。她情绪很好地说，是我们，是我们！米哈依.费多洛维奇（密夏）去高加索啦？哈哈哈。　　

我自然只好请他们到客厅里坐下。大灯昏暗地发光，整个气氛惨凄凄的。可是B在谈话中依然笑声不绝。　　

到了10点钟，玛霞说茶准备好了。　　

我吃了一惊，跑到饭厅，果然不出我所料，晚饭全摆上桌子了。　　

您在大摆筵席吧？是在等客人吗？B 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对她丈夫说，咱俩这么快就要吃饭了，可真痛快！哈哈哈。　　

接着他们就津津有味的大吃大嚼起来，我陪着他们，招待他们。　　

大厅里的表已经十点半了，契诃夫分明是不来了，我暗暗地感到庆幸。　　

忽然，前厅传来了门铃声，我听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声音了，他在和玛霞说话。　　

他随后就走了进来，我给他们作了介绍。　　

和契诃夫的巧遇使B兴奋异常，她对契诃夫说平时读他的作品总会生出种种疑问，现在可以请您回答了，而且您务必回答！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她抓住了契诃夫，如同山猫抓住了没人保护的小鹿一样。她咬紧他、撕扯他，并在尖叫大笑中把它撕得粉碎。　　

契诃夫有气无力地在勉强地招架着，说话只用一两个字，他坐在那里，低头凑近茶杯，眼睛也不抬起来。　　

就在这令人无奈已极的时刻，我看到了B的丈夫站了起来，对妻子说，薇拉，我们该回家了！可是B还要继续喋喋不休的说下去，不过，丈夫依然站在那里。他们终于离开了。　　

门砰地一声关上，我和契诃夫精疲力尽地回到了书房。　　

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您累了，我要走了。客人弄得您累了。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可还是对他说，求求您，别走！　　

他说，顺便提一句——您能不能把您应许给我的东西给我。登载您小说的报刊和您的手稿。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就把一捆东西拿给他。　　

接着我们就我的几次投稿说了起来。他主张把稿子拿到《俄罗斯思想》去找高尔采夫。我对此不大同意。认为如果发表也只是看推荐者的声望，而不是稿子本身的价值。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我就走进饭厅去取葡萄酒。再说，他也该吃点东西了。那二位不速之客剩下的食物又是多么可怜啊。我把能凑的都凑了出来，放在了密夏的写字台上。　　

可契诃夫说，我不想吃这些东西！我感到他是带着憎恶说这话的。说完他就拿起了葡萄酒的瓶子，又放下，给自己斟了一杯啤酒。我对自己这样招待客人，感到难为情，很伤心。　　

他对我说，您该睡了。您招待客人已经很累了。今天您跟早先不一样，您的神情冷淡而懒散；我走后您就会高兴了。说着他的声音柔和了起来。是的，早先……您还记得我们头几回的见面吗？再说，您知道吗？您知道我认真地爱上了您吗？那是很认真的。我爱您。我觉得世界上不再会有一个女人能够让我那么爱了。您美丽、动人，您的青春有一种新鲜气息，有一种耀眼的魅力。我爱您，老是想着您。在长久的分别以后，我重又遇见您，我觉得您长得更好看，您换了一个人，成了一个新人，我得重新认识您，我爱得更深了——用一种新的爱。跟您分手越发困难了。……　　

他坐在沙发上，仰着脸，头枕在沙发背上。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安乐椅上。他的声音不高，可那美妙的低音充满了整个房间。然而他脸色严肃，眼睛露出冷冷地严格的神情。　　

我忽然感觉到他好像生气了。在责备我，怪我不该变样，不该变丑，不该变得懒散、冷淡，以至现在毫无趣味了。这是一场噩梦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飞驰而过。　　

契诃夫弯下身来，几乎愤愤地瞧着我说，那时候我爱您，可是我知道您跟别的女人不同，对您的爱必须是纯洁的、神圣的、终生不变的才行。我不敢碰您，怕的是辱没您。您知道吗？　　

他拿起了我的手，但是又很快地放下了。他说，啊，多冷的手。　　

随后就站了起来，看了看表说，一点半了。我还来得及到苏沃林那里吃晚饭。您赶快睡觉吧，赶快！　　

在拿了我的那捆稿子以后，他又说，我好像答应过明天来看您，可是没有工夫了，我明天要去莫斯科。这就是说，我们见不着面了。　　

我的耳朵嗡嗡地响，各种思绪在脑子里飞来飞去。我吃力地站了起来，送他出去。　　

他又说，那我们见不着面了。我沉默着，只是软弱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　　

我们住在四楼，楼下灯火通明。我站在楼梯口上，看着他跑下楼去，不由地喊了一声，安东.巴甫洛维奇！　　

他站住，抬起头，等了一会，又跑了。　　

我什么也没有说。　　

　 　　　

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契诃夫通过信差送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我的手稿、他最近出的一本书和一封信。　　

在他的信里对我的小说和写作提出了坦率地意见和建议，他在结尾里这样写到——　　

写部长篇小说吧。花一年的工夫写出一本长篇小说，再用半年的功夫删改它，然后拿出去出版。您很少修饰您的作品，女作家应当不是这样，而是在纸上刺绣，因而工作的精细、迟缓。请您原谅我这种教训。有时候人总要装出了不起的神气，说些大道理。我今天在此地留一天，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被人硬留下来的，明天一定走了。 　　

 祝您平安顺遂                       您的真诚的契诃夫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彼得堡　　

忽然间，我觉得我的心情很乱，甚至有过做错事的感觉。然而不知怎的，又像来了一阵大风，把我所有的忧虑一扫而空了。这阵大风就是我的信心、我的爱情、我的苦恼。　　

又经过了两天的煎熬，我做出了决定。我到首饰店订购了一个表链的坠子，做成书的形状。一边写着：《安.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写着：第二百六十七页，第六行和第七行。　　

如果在书里找到这两行，就可以读到：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性命，来，拿去就是。　　

表链坠子做好后，我就在盒子上刻上了首饰店的地址，打了包，寄给了在莫斯科的弟弟。我请他把这交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里去。　　

弟弟把它交给了高尔采夫，托他转交安东.巴甫洛维奇。　　

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痛苦和绝望。我刻下那地址，是为了不要明白地承认是我寄的。为了让他仍旧存一点疑惑。也为了让我有退步的余地。我这样做是因为——　　

我是不可能把全部生命交给他的！这其实是一下子交出四个人的生命：我的孩子和我的生命。可是也许密夏会把孩子给我呢？也许安东.巴甫洛维奇肯收留他们呢？　　

　 　　　

风雨男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在那个绝无仅有的晚上。如果没有那对不受欢迎的夫妇的突然到访，情况会怎么样呢？　　

事实无法假设，但却是有迹可寻。前一天双方的约定和安排，似乎都是圆满无缺和充满信心的。即使从遭到骚扰后的局面来看，女主人的精心准备和大作家的倾心之谈，也都可以见证。所以，如果没有不速之客的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二位男女主人公会谈得更充分、更亲切也更尽情。比起此前的一切接触，他们这次是在最安静、最专心、最优越的环境里，而且有了至今最多地感情积累。倾诉衷肠会使两人出现从没有有过的亲近。至于在情绪激动之时，二人会不会再有肌肤之亲，那是难以妄加猜测的。不过，可以预想的是，只要经过了这种近似零距离的接触，他们的关系会比以前贴得更近、更紧、更直接。　　

假使有了这次美好的接触，二人的感情会不会急剧升温，乃至使各自的生活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呢？恐怕也不会。先从阿维洛娃来讲，一个由平庸但也是离开她不可的丈夫和三个远未成年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是她根本无法拔身而去的现实羁绊；何况她也有一种契诃夫所言的“绝不肤浅的道德感”，那就是没有越线时的渴望甚至跃跃欲试，在越线以后就会立即转化成追悔莫及和自我谴责。“我的生命”拿去并不容易，何况还是四个人（加上丈夫是五个）的生命呢？从契诃夫而言，一个小人的谣言就使他受到伤害；《海鸥》的第一次演出失败就使他逃出剧场；怎么会设想他可以在处处是明枪暗箭的现实中接受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有夫之妇呢？而且就他自己的现实生活而言，一个有母亲、妹妹和小弟弟的、有家庭负担的人也是很难允许他有这种选择的。所以，哪怕是他们的感情在身，甚至假设越过了情感的底线，但他们的结合依然还是不可想象的。　　

因而，他们的爱就成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情感。而后来的故事，就一直延续着这种微妙温馨又令人遗憾无奈的状态。　　

无奈的情人（中）　　

                     五　　

阿维洛娃：　　

毫无疑问，安东.巴甫洛维奇接到我的礼物了。我等待看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心里激动又慌乱。各种想法就像暴雨前的乌云在我的脑子里翻滚着。然而……　　

时间过去了，契诃夫没有来，信也没有来，什么也没有。　　

我反复分析自己的想法。只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对于契诃夫的爱。我爱他爱得很明白、很自然也很坚决。我压不住满腔的爱慕，不但爱慕他的天才，而且爱慕他本人，爱慕他的一切话语、思想、见解。……　　

有一回他说我，您有一种天生来的、绝不肤浅的道德感。这是很重要的。这话如何说起那？一次大家谈到：如果选错了丈夫或者妻子而不得不毁掉夫妻生活，这样做究竟对不对？有的人认为不可变动；也有的人激烈的反对。这时契诃夫轻声地问起我的看法。我回答，先得断定这样做值得不值得。他接着问，怎样叫值得不值得呢？我说，值得不值得为了新感情有所牺牲。……要知道，牺牲是在所难免的，首先是孩子们，应当想到牺牲，而不是想到自己。不应当怜惜自己。这样一来，值得不值得就很清楚了。于是他说到了我的“绝不肤浅的道德感”。这段话的重要意义是我很久很久后才体会到的。　　

可是他觉得有所爱就满足了吗？他！　　

毫无疑问，契诃夫收到了我的表链的坠子。可是他没有任何答复，随后连我们的通讯都断了。只好丢开他生活下去了。　　

　 　　　

又是一年的谢肉祭周。在来到彼得堡的弟弟的帮助下，我突然在一个假面舞会上见到了契诃夫，我相信他认不出戴着狼头面具的我来。于是走到他的面前说，看见你，我多么高兴！　　

他仔细地看看我说，你不认识我，假面人！　　

在离开了我们都熟悉的丹钦科之后，他就挽着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了一个空荡荡地走廊里。他说，我怕他叫出你的名字，使你露出本相。　　

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是谁，你说！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知道，我的戏不久就要上演了！我回答，知道，是《海鸥》。　　

他继续说，第一天公演的时候，你要去看吗？我说，当然。　　

他说，那就很仔细地看吧！我要在戏里回答你。可是务必要仔细听，别忘了。我说，你要回答我什么问题呢？　　

他说，回答许多问题。务必细心听戏，都记住。　　

后来他又挽着我走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小屋子——说是苏沃林的包厢。然后，我们开始喝香槟。　　

接着，我们又谈《海鸥》。他还让我谈“生活里的恋爱故事”，我也装模作样地说“我爱你”，甚至也拿女演员雅沃尔斯卡娅和她开玩笑，可说来说去，他还说我是他不认识的“假面人”！直到我在人群中看到来找我的密夏。　　

《海鸥》公演了，密夏给我搞到了一张票。　　

我一个人去了，而且老实说，很高兴一个人去。讲到等待舞台上的回答，我当然没有告诉别人，甚至连弟弟也没有告诉。可是我掩盖不住我的冲动，我老早就等待着这一天，时刻在胡思乱想。究竟契诃夫是认出我来了，还是把我错看成另外的人了？估计它不会真的把我当成雅沃尔斯卡娅，不过他认识的女人一定很不少。　　

戏院里客满。哪儿有许多熟人的脸。人们高兴地在握着手、打着招呼。我觉得大家都和我一样地兴奋和关注。　　

第一幕上演了。　　

我带着甚么心情在看、在听，是很难形容的。对我来说。好像不知这戏在演些什么。不管哪个角色在说甚么话，我都在仔细听，而且极力聚精会神，可是对我来说，这戏不知在演些什么，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等到女主角宁娜开始独白的时候“人们、狮子、鹧鸪……”，我就在大厅里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响声，好像是被遏止的笑声，又像是一片嗡嗡地说话声。不管怎样，但听得出，这是一种不愉快、带有敌意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契诃夫是那么受欢迎！为人热爱！　　

幕落了下来，意想不到事发生了：大厅里的掌声被嘘声盖没了。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笑声，他们不是随便一笑，而是哄堂大笑。看客们走到了休息室，我听到了人们的气愤和挖苦。　　

我很清楚，在这些心怀恶意、幸灾乐祸的人当中有的是平时向契诃夫低头鞠躬、胁肩谄笑的。　　

等到休息时间过去，正厅渐渐坐满，我看到了苏沃林坐在了左边的一个包厢里，可是他身旁没有契诃夫。　　

我又想到了这出戏是夏天契诃夫在他梅里霍沃别墅的一片苍翠里写出的，正房里还有钢琴和歌声。他在信中告诉我说，写作时充满了欢欣和愉快。可是现在——这个剧竟然惨败了。这时又有谁在他的身边安慰他那？想到了这里，我的心就妒忌起来了。　　

戏在继续演下去。宁娜出来了，和男主角特里哥林告别。她递给了他一个纪念章，解释说，在这面，我刻了您的名字，……另一面，我刻了您的一本书名。　　

多么可爱的礼物啊！特里哥林说。然后吻了吻纪念章。　　

宁娜走了。特里哥林看着纪念章，从这面翻到那面，读到——一百二十一页，十一和十二行。他把这些数字读了两遍，然后对刚刚走来的阿卡金娜说，这屋里有我的作品吗？　　

他把书拿到手以后，又说一百二十一页，十一和十二行。接着找到了那一页，数到了那几行，轻轻地可也是清楚地念到——“要是您是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从宁娜交出纪念章的时候，我就发生了一种古怪的心理。感到自己一下子呆住了，简直透不出气来。我急忙低下了头，仿佛正厅里所有的观众一起朝我扭过头来，瞧着我的脸。我的头嗡嗡地响，心里嘭嘭地跳，好像疯狂了似的。然而，我却没有忘掉或是错过那个数字：一百二十一页，十一和十二行。这个数字和我刻在表链坠子上的完全不同，毫无疑问，这就是他的回答。　　

他果然回答我了，而且是回答我一个人的，不是回答雅沃尔斯卡娅或是其他什么人的！我接着又想到了假面舞会那天，他那“你!你!”地对我讲话，一定他在开始就认出我来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他那天的怡然神色，泪水汨汨地流进了我的心里。但是，那两行字又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继续看戏，也开始了解了剧情。我也很想这时碰到他，也许这是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刻。然而一直到闭幕，都没有碰到他。后来听有人说，他是来过，可是逃走了。　　

演出失败了，直到最后嘘声和讥笑还是掩盖了胆怯的掌声。可我也听到了同情和理解他的声音。　　

回到家以后，令我感动的倒是密夏对于契诃夫的同情。他的怜惜使我感到了意外的轻松。但是我最惦记着的还是那个页码和行数……　　

好不容易地喝完了茶，由于密夏把灯熄了。我不得不拿着蜡烛走到了书房，找到了契诃夫送我的那本书。用颤抖的手翻到了一百二十一页，数到了那两行，没想到居然是“……的现象，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入神地瞧着我，你喜欢我吗？”对此，我一直不解。　　

密夏叫我了，可我一直在琢磨着“你喜欢我吗？”想不到它的特殊含义。接着，剧场的混乱又跑到了我的眼前，心里紧张而且焦躁。回到了卧室，可是睡不着。　　

忽然，就像闪电一样，我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既然我是从他的书选出那两行，也许他在我的书里选了这两行吧？　　

密夏早已睡熟了。我跳下床来，又跑到了书房。找到了自己那本小书《幸福的人》，翻到了一百二十一页十一和十二行，念到——“年轻姑娘们不应该去参加假面舞会。”　　

我的心又嘭嘭地跳了起来！这才是回答：他回答了许多问题！是谁送的那表链坠子，是谁带着那假面具的，他什么都猜出来了，他什么都知道了！　　

　 　　　

                      六　　

风雨男人:（2002）　　

自从交通局那间小屋说起，看到阿维洛娃的回忆录悠忽间1/4个世纪过去了。个人的经历只好用风雨兼程、一言难尽来概括。这其中工作境况、社会遭遇居多，情感经历偏少。然而不知为什么，遇到世事顺遂、心情平静之时，在我脑子里也还不时地泛起女作家和契诃夫的情感经历。这些片断和细节构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特殊部分。　　

除去前面已经叙述过的见面、重逢、晚宴、假面舞会和纪念品之外，我还特别记得1897年初春时他们在莫斯科医院里的相见，已经喀血的契诃夫是多么喜欢阿维洛娃送去的玫瑰和铃兰啊。以及他挽留她多呆一天的迫切心情和她实在难以滞留的困难与后悔。印象深刻的还有她转述的契诃夫的小说《捉弄》，好在故事简洁——　　

冬天。风。一座冰山。一个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在滑雪橇。每当雪橇滑下山去，风在耳边呼啸，那姑娘就听见：“我爱您，娜嘉。”　　

也许这只是她的胡思乱想吧？　　

他们重又上山，重又登上雪橇。于是雪橇摇摇摆摆，滑下山顶，飞下来……。她又听见：“我爱您，娜嘉。”　　

这是谁说的？风吗？还是坐在她后面的那个人？　　

等他们停下来，一切又都恢复常态。平淡乏味，同伴的面容冷冷淡淡。　　

阿维洛娃从这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和契诃夫的微妙情感。她说——　　

我也在莫斯科从山上滑下来了。我不止一次地听见：“我爱您。”可是只过了极短的一段时间，一切又都变得平淡、无味。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信变得冷冰、淡漠了。　　

我在年青的时候，一直为他们没有更进一步地发展感到遗憾，尤其是同情阿维洛娃那执着、热烈地然而最终又没有结果的情感。而且猜测到，由于契诃夫的巨大名望等原因，她的情感、追求和信念，未必会得到更多的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在她生前也只有姐姐和弟弟理解她）。出于这种心理，多年以来，我逐步产生了一个依据回忆录写出一个通俗故事的打算，初衷在于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真实感人、悱恻缠绵而又鲜为人知的情感经历。　　

然而没有想到，我的愿望竟然会拖得那么久。2002年的三月，在我经历的一场不亚于文革的人生磨难开始出现转机时，在乍暖还寒时节等待着决定性变化的日子里，我又想到了阿维洛娃的沉重情感和大滴的泪水。于是决定着手写这个故事。随后开始重读作品和参考书目。带着轻快的心情，我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　　

我重读了阿维洛娃的《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诃夫》和《回忆契诃夫》，阅读了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和部分小说，也阅读了比较新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和更新的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写的《契诃夫传》。由有以前稍有了解，我是带着别一种心情来阅读法兰西学院院士这部著作的，很快地就被它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语言吸引住了。相信对这部传记的阅读不仅会充实自己原来的内容，甚至也还会佐证自己的信念。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看完了他的《契诃夫传》不仅没有达到我原来的设想，而且还彻底地否定了我积累多年的信念。问题出在哪里？　　

那就是作者对于阿维洛娃的人格和她对于契诃夫情感的否定。真没有想到，这位名家的大作居然否定了我渴望了多年要做而没有做的这件事。犹豫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计划只好放弃了。　　

　 　　　

亨利.特罗亚：（1984）　　

他逃往世界尽头（指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远游——风雨男人注），是不是企图忘记某种感情上的失意？至少有一个女人对此深信不疑。她的名字叫利季娅.阿维洛娃。契诃夫逝世43周年之后，她在一部回忆录中声称，契诃夫当时正狂热地钟情于她，他是出于失望才动身前往萨哈林的。对于这种离奇的说法，她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但在回顾往事时，却颇多慷慨之词。1889年，当她与契诃夫邂逅时，她是一个26岁的少妇，长相标志，身材苗条，满头金发，她有一个当公务员的丈夫，还有个婴儿。她富于想象，笔头很快。她写一些平庸乏味的短篇小说，梦想有朝一日跻身于作家的行列。她第一次同契诃夫在一个沙龙里见面时，就觉得“有某种东西在她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在契诃夫方面，情况绝非如此。当他第二年回到圣彼得堡时，甚至都不想再见到她。她给他写信，他却不回信。　　

在库德科夫家为庆祝《彼得堡新闻》创办25周年举办的晚餐会上，契诃夫又一次地见到了利季娅.阿维洛娃。据这位年轻妇女说，虽然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三年，但他们这次谈话很快地就披上了浪漫的色彩。按照她的说法，他们颇动感情地谈到了这样一种既不会出自契诃夫之口，也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他们曾在前世相会，一直缓慢地相互靠拢，直至这一天再次相逢。如果契诃夫真地谈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话，那显然是在开玩笑。但是利季娅.阿维洛娃却把这话当了真，她甚至声称，当她把契诃夫介绍给自己的丈夫时，他看到他们在相互致意时既彬彬有礼又冷若冰霜。她告诉契诃夫她正在写作，契诃夫礼貌地表示愿意为她审阅手稿。就凭这一点，利季娅.阿维洛娃50年后在她的《我生活中安.巴.契诃夫》一书中声称，“这是一段 历经十年却从来无人知晓的爱情故事。”　　

（经过了1895年2月那次令人沮丧的请客之后——风雨男人注）契诃夫又去了莫斯科，他没有看望这位人们以为他多年来一直在暗地爱慕的女人。利季娅.阿维洛娃无法理解其非此为什么出走，于是她决定以富有诗意的方式再次与他纠缠。她去首饰店为自己喜爱的这位作家定做了一块装饰手表，表的形状像一本书，她在一面刻上《短篇小说与故事集》安.契诃夫著，另一面刻上“第267页，第6、7行”，这里暗指短篇小说《邻居》中的一句话：“如果有朝一日你需要我的生命，那么就请你来拿走他吧。”利季娅.阿维洛娃请他哥哥把这个饰物送到了《俄罗斯思想》编辑部，请人转交给契诃夫。她焦急地等待着收件人的反应。可是，契诃夫竟连收到礼物的回信都没有写，她感到受了侮辱，于是动身来到莫斯科，往梅里霍沃写信，请契诃夫前来见她。这封信也是石沉大海，不见回音。为了摆脱她的纠缠，契诃夫甚至让《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告诉他，说他当时在塔甘罗格。然而，他当时确实在梅里霍沃，住在乡下的家里。　　

　　1896年1月27日　　，契诃夫参加了在苏沃林的剧院举行的化装舞会，利季娅.阿维洛娃也出席了这个舞会。她带着一个黑丝绒的狼头面具，身穿一件化装长外衣。据她自己说，她主动接近契诃夫，同他谈情说爱。可是尽管契诃夫肯定认出了她，还是假装把她当成另一个女人。利季娅.阿维洛娃问他是否收到了她赠送的礼物，契诃夫只是对她说，他将在《海鸥》中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剧本很快就要在首都的一个剧场里演出了。　　

首都演出的那个晚上，利季娅. 阿维洛娃满怀热情地观看了演出，她没有忘记9个月前契诃夫向她许下的诺言，当时契诃夫说，看了这出戏，你就会知道我在化装舞会上是否认出了你。但是剧本的台词并没有对这个一直使她倍受折磨的问题做出任何回答。演到第三幕时，她终于看到了宁娜送给特里哥林一个纪念章，上面写着作者姓名的开头字母，他写的一本书和页码：“第121页第11、12行。”但是这些数字同她送给契诃夫的装饰表上刻下的数字并不一样。她感到吃惊，再也听不进演员们说些什么，低着头想起自己的心事来。回到家，她脑子里纷乱如麻。等待丈夫上床睡觉以后，她才开始在契诃夫的著作中寻找剧中引用的那几句话。但是这些话别无它意，她很失望，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眠，突然，她脑子里闪出一个想法：这些话可能是从她自己送给契诃夫的小说集里摘出来的！……她掀开被子，跑向书架，打开那本书，第121页11和12行写着：“年轻女人参加化装舞会是不恰当的。”起初她觉着很狼狈，可是转念一想，她又自豪地感到，“他都猜对了，他什么都知道！”很显然，这是契诃夫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她表示的拒绝。契诃夫按照自己的习惯做法，尽量给一个女人对她的追求泼冷水，而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置于幽默的玩笑之中。他对那装饰表无动于衷，在收到以后不久，又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主演《海鸥》的优秀演员薇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于是，这位女演员就觉得剧作者也许对她产生强烈的感情。可是，契诃夫也还建议别人也送给了她一枚类似的纪念章。　　

总而言之，无论是利卡、利季娅.阿维洛娃还是薇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都愿意把契诃夫看作一个多情的男子。而契诃夫却只满足从女人那里达到宽慰，要求他们长得漂亮、迷人、活泼，对他们既温存，又持谨慎态度。　　

无奈的情人(下)　　

                     七　　

风雨男人 ：（2002）　　

由亨利.特洛亚的议论，使我也想起了契诃夫和其他几个女人的交往甚至情感纠葛来。  　　

在这些人里，利卡.米济诺娃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利卡是一个美丽非凡的姑娘，同时代人说她是“真正俄罗斯童话里的天鹅公主。她那浅灰色的卷发，油亮的眉毛下面的绝妙的灰眼睛。异常的温柔和蔼，难以捉摸的迷人力量和丝毫也不忸怩于近乎严峻的纯朴。”她是契诃夫在梅里霍沃庄园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梅里霍沃是契诃夫奋斗多年于1892年买下的一块占地　　225公顷　　的地产， 从这里坐火车去莫斯科只要两个半小时。这个有着稀疏的树林、牧场、果园、小河和池塘的旧庄园，修缮一新后成了作家的“公爵领地”和全家的新住所。也成了许多朋友休息和游乐的好场所。作为契诃夫妹妹玛丽亚的好友，利卡经常被契诃夫约来这里小住，在契诃夫给她那些充满着调侃、甚至讥讽味道的信件里，同样流露出更为真挚的感情。他说“我等待着你，就像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盼望水一样地盼望着你的到来。”　　

应契诃夫的召唤，利卡来到梅里霍沃，随后他们之间便又开始了一次次地犹豫、窃窃私语的解释、互相诱惑的尝试以及令人痛苦的误会。这种难以捉摸的局面，使利卡心绪不宁、恼火不已，特别使她恼火的是契诃夫似乎反倒为此而感到兴高采烈。她并且很快就意识到在契诃夫动人的言词背后，始终隐藏着不想和她结婚这样一种冷酷而又可以理解的念头。为了刺伤契诃夫的自尊心，她故意在作家波达片科面前做出逗人的媚态。但是契诃夫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嫉妒。当波达片科在利卡的钢琴伴奏声中引亢高歌的时候，契诃夫只是微笑地凝视着他们。好像感到格外愉快似的。　　

回到莫斯科后，利卡感到疲乏、痛苦，不知所措。她的生活开始放荡起来。她写信给契诃夫说：“我像一根两头点燃地蜡烛，拼命糟蹋自己。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能够阻止我这种有意识的自我摧残，但是这个人却对我漠不关心。再说，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了……愿你不要忘掉这个被你抛弃的女人。”就这样，为了摆脱契诃夫既使在远方也缠绕她的诱惑力，她做了波达片科的情妇。　　

在苏沃林陪同的国外旅行中，契诃夫曾约请过利卡来法国的海滨城市尼斯见面。利卡没有赶到，契诃夫只是收到几封她在瑞士辗转发来的信件。她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自己遭遇到的不幸：被契诃夫“回绝”以后，她开始委身于波达片科，并随他去了巴黎。但是没过多久，厌倦了他的情夫又回到了自己的妻子身边。与她重归于好，并一道去了意大利。而利卡由于怀孕留在了瑞士，孤苦伶仃，悲痛欲绝。她在信里说：“很显然，我是完了，我所爱戴的人都会鄙视我的。所以，我非常希望跟你聊一聊。我很不幸，在我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从前的那个利卡的影子了。……”　　

尽管契诃夫对于波达片科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在给妹妹玛丽的信里称其为“恶棍”），可是也没打算去援救利卡。他给利卡的回信里还是带有某种冷漠的态度。很快地契诃夫就依照信上提到的行程，途经柏林、巴黎和莫斯科，于10月里回到了梅里霍沃。其实，他在对于孤立无援的利卡撒手不管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内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觉得利卡不该说自己对周围的人“冷漠”，特别是他也担心再次见到利卡后会抑制不住恻隐之心可能带来的冲动，从而把着这个自己已经不再喜欢的眼泪汪汪的女人重新搂在怀里。为此，他决意不再给利卡写信，甚至避免在妹妹面前谈起他来。但是玛丽和利卡保持着通讯联系，从而，他也得知利卡生了个女孩，在巴黎又见到了波达片科，而且希望不久以后就返回俄国的信息。　　

利卡后来又给契诃夫寄来了充满凄婉哀怨的信，她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一切，“我宁愿把自己的寿命减少一半”。然后契诃夫依然不为所动，甚至和被他称之为“恶棍”的波达片科也和解了。可怜的利卡在各方面都失败了。玛丽试图解释哥哥对利卡的冷漠，她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道：“利卡性格的某些方面与他格格不入，没有志气，过于喜欢放荡不羁的生活。”　　

利卡回到俄国不久，她的孩子就夭折了。波达片科害怕听他的哀诉。于是带着全家搬到彼得堡去了。而契诃夫在回顾这令人伤感的悲剧——他认识所有的剧中人——的时候，却发现它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他认定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在经过慎密的思考和精心地提炼，他就把这段遇到的各种人和他们所经历的融合成一个独特隽永的故事——这就是后来享有世界声誉的剧本《海鸥》。　　

还有两个女人可以说和契诃夫有过情感经历。一是女演员利季娅.亚沃尔斯卡娅，和契诃夫的亲近是在1893年的秋天。她的特征是风雅妖媚，举止轻佻而又嗓音沙哑，但言谈举止却也与众不同。一般说契诃夫喜欢天真纯朴，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有些矫揉造作的女人却把他吸引住了。很快他们的关系就成了莫斯科文艺界的谈资。他许诺要为他刚刚征服的女人写一部剧本，而她也报以温情脉脉地回信，并以“我拥抱你，我爱你，你的利季娅”为结束。另一位是以出演《海鸥》里的宁娜出名的青年演员薇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她曾和剧本的作者一起承受了首场演出的痛苦失败也看到了第二场演出的巨大成功。舆论的转变使她深受鼓舞。契诃夫也曾把阿维洛娃的纪念品送给了她，使她觉得作者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　　

此外还有两个和契诃夫关系亲近的女人值得一说，一个是作家的妹妹玛丽，一个是年轻的女诗人谢普金娜—库比尔尼克。玛丽在家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兄长的安宁，她崇拜他，愿意为他做任何牺牲。无疑，他是因为爱戴契诃夫才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的。契诃夫精神上也感到压抑，他妹妹的影子始终横亘在他和其他女人中间，既然身边有了玛丽，还要妻子干什么？曾经有一个颇具魅力的年轻人名叫亚历山大.斯马金，来到梅里霍沃之后曾满怀激情地提出要娶玛丽为妻。不知如何是好的玛丽找到了哥哥商量，然而她得到的却是沉默。脸色阴沉的契诃夫把她吓坏了，多年以后她追述到：“我想了好多，我对哥哥的爱、我与哥哥之间的情感纽带使我放弃了自己的决定。我不能做任何使他感到不快的事，不能打乱他的日常生活节奏，使他失去我一直设法为他的创造性工作提供的条件。于是我回绝了斯马金，这使他很痛苦。”玛丽学过绘画，在日惹斯卡亚中学教书，它的外边严肃而持重。但是以她的心灵的优美和契诃夫式的幽默，很快就和利卡、谢普金娜—库尔比尼克等成了好友。她一生未婚，后来成了契诃夫博物馆馆长。　　

生在文化家庭的谢普金娜也是契诃夫好几个女友的好友，契诃夫和她交往频繁，但关系纯朴。他戏称她为“俄罗斯国土上伟大的女作家”，“年高望重的小说家”。一封信的片断也许展示了他们那亲昵而随意的关系：“亲爱的达妮娅，请您带两瓶红葡萄酒来，一斤瑞士干酪，一条煮熟的香肠，一条熏的，一斤橄榄油。一定带来，要不然您自己会没有东西饱餐。爱您的司祭安东尼。”由于契诃夫小说《带狗的女人》使挚友画家列维坦和作家的关系恶化，原因是画家感到小说里的中男女主人公是在影射自己和女友库普申尼科娃。友谊中断了一年多。一天来到画室看画的谢普金娜，灵机一动，很突然地把列维坦带到了契诃夫家里。两个老朋友无言地和好了，友谊一直维持到列维坦逝世。女作家回忆契诃夫逝世后去扫墓，情景感人：“我看到了到这里谒见他的青年们。钟塔发出的嘀嗒的声响像一棵棵的珍珠一样，纷纷飘落下来，消失在永恒中。我伫立着心想，他没有离开我们死去，他在我们的身旁，在每一个阴郁的日子里，在每个思索着生活的姑娘身上，在樱桃园的每一片飞花上，在他那‘生活还将更美好’的信念中。”　　

　 　　　

                          八　　

风雨男人：（2005）　　

又是两三年过去了，感到阿维洛娃和契诃夫的这段情感故事依然在我的头脑里萦绕。那么，那位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观点那？逐步感到那是他的观点。除去我发现的在他书里的讹误（比如把阿维洛娃的弟弟当成了哥哥，把阿维洛娃姐姐的容貌当成了她本人的容貌等）——我不懂外语，无法核对这到底是翻译还是作者本人的差错，但可以明白地说，他对阿维洛娃的理解还是过于武断了。他似乎觉得阿维洛娃“不配”去爱那位蜚声世界的天才作家，从而忽略了男女情感之间的微妙、隐秘、缠绵和平等性。我尊重这位大作家的声望，也还喜欢过他的其他作品，但是对于他对阿维洛娃的“曲解”我还是不敢苟同，也许我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后来较多地经历也增加了我的这种自信。最近，又重读了阿维洛娃的回忆录，并随之坚信了自己的想法。并最终作出了还是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决定。　　

下面是回忆录的最后部分。　　

阿维洛娃：　　

根据契诃夫的提醒，我十分兴奋地等待着八月号的《俄罗斯思想》。杂志一出版我就买来了，只看到题目就使我十分激动——《关于爱情》。可是一开始看到的故事，并没有我所期待着的那些。　　

然而，男主人公阿辽兴来到了朋友家后，朋友的妻子安娜出场了。“她刚刚生过孩子，年轻美丽”使我想起了我契诃夫相识的日子，那时我也刚好有一个小孩。同时想起了他的一句话：“你不觉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并不熟悉，可是经过长久的分别以后，到相互了解了？”　　

我着急的、热切地读下去。“……我一直没有功夫想起那个城市，可是在那些日子里，那个美丽女人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心上，我并没有想她，可她那淡淡的影子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翻过一页，在阿辽兴和安娜第二次见面之后，他继续说：“我凄凉。在家里也好，在田野里也好，在谷仓里也好，我总是惦记着她……”　　

读到这里，我大滴的眼泪落在了书页上。可我连忙擦干眼睛，好继续读下去。　　

“我们一谈就是很久，然后沉默了。然而我们总不把我们的爱情戳穿，反而胆怯的、周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深怕会作出什么露出马脚的举动。我温柔地、深深地爱她，可是也反复思虑，不断地问我自己，万一我们没有力量制止我们的爱情，它会弄出什么下场？我简直不相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一下子把她丈夫、她孩子和他们全家的平稳生活道路粗暴地毁掉。这么做，正当吗？要是我害了病，死了，那她可怎么好？……她大概也在这样盘算着，它会想到她的丈夫、他的孩子……”　　

我已经不流泪，而是在抽抽嗒嗒的呜咽了。这样看来，他没有怪我，反而为我设想，了解我，跟我一块痛苦。　　

“……我觉得她紧挨着我，她是我的，我们一拆散就会活不下去。但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安娜却换了另一种心境。她对我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气愤；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要跟我抬杠……要是我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我给您道喜。”　　

啊，是的。我记得有一次他把帽子掉在泥地里，我就向他“道喜”来着，那是他出于习惯要把头发往后撩，结果却把帽子碰掉了。　　

阿辽兴和安娜在车厢里告别，从此再也不见面了。她走了。　　

“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这时我才明白，人如果在恋爱，就要应该根据比普通意义上的幸福和不幸、罪恶或美德更高尚、更重大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要么就干脆就什么也不考虑。”　　

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幸福和不幸、罪恶和道德更重大、更高尚？我不懂。我明白只懂了一件事：生活使我进退两难，要想摆脱这种夹攻局面是办不到的。要是家庭妨碍我跟安东.巴甫洛维奇幸福地生活下去，那么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妨碍我的家庭幸福地生活下去。于是，我的心就扯成两半了。　　

契诃夫：信件（1897年）　　

我十分敬重地利季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拜托您，可是这件事情十分枯燥无味。请您别生气，劳驾找一个什么人，或者一个品行端正的姑娘，托她把我从前把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的小说都抄下来。如果您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我就立刻去找一位彼得堡的老书目家，他会设法向您提供作品准确地发表年月。求您原谅我麻烦您，原谅我拿这种请托来使您做些无味的事。我十分惭愧，可是考虑了好久，断定此外再也找不到可以找到可以请托的人了。我需要这些小说，我要依照我跟马尔克斯签订的契约把它们交给他。而且最糟糕的是我还得重看一遍，编辑成书，照普希金所说的那样“带着憎恶读自己的生活”。　　

您好吗？有什么新消息？　　

看来我的健康不错，冬天我吐过一回血，不过现在没什么了，大好了。　　

要是您根本不愿意给我写信的话，至少也请您告诉我说您不生气了。在雅尔塔，天气很好，可是枯燥无味。我活象一个被丢到边区去的军官。祝您安好，幸福，万事如意，请您在您的神圣得祷告里常念叨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　　

                   忠诚于您的安.契诃夫　　

                                     　　二月五日　　于彼得堡 　　

阿维洛娃：　　

我很难形容这信使我多么快乐。为契诃夫出点力——这是多么幸福啊！一切进行得都很顺手：报馆给我送来了报纸的半年合订本，密夏给我介绍了两个抄写人。唯一的麻烦是谁也记不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哪年开始在《彼得堡日报》发表小说。　　

我扑在地板上，面前是翻开的有整张报纸大的报纸合订本；我在一碟水里蘸湿我的手指头，为了略略抹掉报纸上那年陈日久的灰尘。我把每一期报纸都读过，看一看每篇小文章的署名。　　

我不住地打喷嚏，每一页都扬起一股尘烟。我就这样地扑在地板上，写着；脑子里时时刻刻想着契诃夫的信。　　

我知道，这是沉痛的哀诉。可是安东.巴甫洛奇维奇是轻易不诉苦、不灰心的。就是说，他眼前的生活十分艰苦、难受。我想起了《关于爱情》里的一句话——“我凄凉。……”　　

难到我带给他的除去痛苦，就从来没有什么别的吗？　　

契诃夫常写信给我，可是在这些信里我已经感受不到当初的那种依恋了。                                      　　

阿维洛娃：（1898）　　

在彼得堡，抄写的事顺利的结束了。　　

四月中契诃夫到了莫斯科，我告诉他我坐火车　　五月一日　　路过莫斯科。他回信邀请我到他那里小坐。　　

可是换车的时间也就两个小时，我还要照顾三个孩子，实在太不方便了。没有想到，那天一早刚吃完早晚，就看见他来到车站找我们了——四下张望，手里拿着一个包。　　

见面后他高兴地向我们介绍着他的礼物——“文学糖果”，在每包糖果包皮上都有一张作家肖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然后说，还没有契诃夫吗？怪了。放心吧，很快就会有的。　　

然后他就招呼着孩子到他的身边，她还抱起小女儿尼诺奇卡，把它放在膝头上。　　

他向我提议，说今晚剧院只为他一个人演出《海鸥》，他希望我留下来陪他看戏。可我无法答应。那样一来全部的计划都得变，涉及到孩子、法国女教师、女仆还有密夏，太复杂了。　　

契诃夫阴郁地说，无论谈论什么事，您从来都不同意我。我很希望您和我一起看戏，难道不能想想办法吗？　　

又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无可奈何。　　

接着我对他发出了邀请，请您上我们那里去玩，不是作为医生，而是作为客人，你答应吗？　　

不！他坚决地回绝了，很快又把话题岔开，谈别的事了。　　

我的行李被搬运员搬走了，孩子们和家庭女教师也跟着走了。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它的手里拿着手提袋和两盒糖。看见了他的大衣没有系扣子，我就帮他系好。并说，您这样会着凉的。　　

他有些烦躁地对我说，这就是永远提醒我，我是个病人。已经不行了。难道您就不能不这样为我操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我回答，我是个健康的人，可是费了多大劲才打消您让人给我拿大衣的念头。您可以为我操心，怕我着凉，难道我就不能为您操心？　　

这样说来，我们为什么吵架那？他说着，又微笑了。我说，您今天的心绪不好，虽然穿着新雨鞋。　　

一点也不新了。他又反驳我。　　

我们走到月台上。契诃夫看着我说，您知道，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然后接着说，是的，十年。那时候我们年轻。　　

我笑着反驳他，难道我们现在就老了？　　

您还不老，我呢？已经比老都糟了。老年人想住在哪儿还可以住在哪儿。爱怎样生活就可以怎样生活。可我确实被疾病捆得不能动了。　　

可是您已经见好了？我说。　　

算了吧。你自己知道这见好意味着什么。然后他又出乎意料地活泼起来。说自己仍然常想着自己的复原，完全痊愈，也是可能的。难道生活就此完结啦？　　

我突然想到了还有没有把他最后的一篇小说交给他。给了他时，他又说，今天傍晚演《海鸥》。没有观众，只有我一个人，啊，多么好的演员。我生您的气了，因为您不肯留下来。……　　

铃声响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站了起来。我忽然想起《关于爱情》里的阿辽兴和安娜在火车即将开的时候在车厢里告别：“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我觉得心忽然跳了起来，好像甚么东西打中了我的头似的。　　

他一直朝前走去，没有和我告别。我跟在后面，看见他忽然回过头，瞧着我，眼光那么严厉、冷峻。然后他对我说，那怕您生病，我也不回来了。我是好医生，可是我的诊费很贵……您出不起。就是说，我们从此不会见面了。　　

他很快地握一握我的手，走出去了。　　

妈妈，妈妈！孩子们在叫我。火车已经慢慢地开动。我看见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身影掠过窗前，可是他没有回头看。　　

我这时当然不知道，也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回看见他了。　　

当天，在寒冷、月光明亮的春夜里，夜莺不断地在花园里啼鸣。空气好像越发新鲜、越发活泼了。我站在房间外面的露台上，披着围巾，瞅着远处，那边，在树梢的上空，布满星星，正在闪闪发光。　　

　 　　　

                      九　　

风雨男人：（2005）　　

1899年春天，39岁的契诃夫和比他小10岁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女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相识，她是德裔工程师的女儿。他们迅速地相恋并多处旅行，他称她为“我生命的最后一页”。克尼碧尔才华出众，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姐妹》也都相继获得了巨大成功。戏剧舞台使契诃夫的才华步入巅峰状态。可惜地是他的身体更加不如人意。　　1901年5月25日　　，契诃夫和克尼碧尔在莫斯科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长寿的克尼碧尔成了契诃夫情感生活的终结。　　

　　1904年7月2日　　，安.巴.契诃夫在德国小城巴登韦勒逝世。1942年利.阿.阿维洛娃去世，1947年她的回忆录《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首次发表。1984年亨利.特罗亚的《契诃夫传》出版。2005年中国记者风雨男人记叙契诃夫与阿维洛娃情感经历的故事写出，它就是呈现在您面前的、前后想了近三十年的《无奈的情人》。                                       　　

2002——2005.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