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人和公仆话题的展开

　        　所谓官人当然是指做了官的人。如果再细致些考量，应该是先做了官然后才有了人形，为此；有些想做而做不了官的人最终也没能够挣扎出一个人形。

    有的虽然还没有做上大官人，并不妨碍他们做吹鼓手、轿夫等；为奴、为仆为肉盾终不因身份卑微而自弃，因为离得官人近，总想找机会挣扎出一个人形。但大多数奴仆们道行浅薄终究是混不大官人一类的称呼。好在大官人们也需要这群总想做上大官人和获取利益群体，给他们抬轿、吆喝来营造声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官人们放纵这些人强占民田民宅风、强买强卖与倒买倒卖风，大官人手指向处，这些傍官人丁们蜂拥而至，顷刻间民之膏腴化为乌有。竭尽阿谀之能，做尽无理之事必然是想做上官人一条可遵循的造官之术，也就有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非常行为规则。

    公仆；官职的谦称，意指公众仆人。仆人即为官人多鄙视下等人，公众实指其民，被官人笞之为刁民、下人，民之仆人岂不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

    所以，官人但凡总结议事，口口声声吆喝为民，信誓旦旦走“改革”路线，总归要避免做公仆二字。如果官人声称自己是绝对的人民公仆，那么走群众路线也就不可避免，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压迫的社会，又经历了毛主席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也经历了向资本垄断发展的社会。毫无疑问，人民群众要走那一条路线，官人们很清楚，也为此日益担忧。官人们为了避免人民群众对官人和公仆之间产生联系，也就有了对官人和公仆之间联系进行彻底的割裂。

    在远古时期，官人官字就被理解为治理众人之意，后来发展为“吏”小吏即小官职，大吏即大官。杜甫的三吏便是对官人的称呼，其中一吏《石壕吏》是家喻户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让人们如临其境，认识到官人们的凶悍和野蛮。导致以后人们闻听得吏至，人绝声，兽绝迹，造成了千年的吏灾。一直延续到民国大小吏的崩溃，新中国诞生，始有公仆取代吏称。

    公仆就公仆吧，别太认真就好。周恩来一个国家的总理公仆非要较真，国家大事操心不说，还和“下等”民众联系密切，生活那么简朴，道德那么高尚，这不是有意为难后面的官人么。还有一个焦裕禄，在封建帝王时代的等级也就是区区七品官职，一个小小的七品公仆，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捞点好处比啥不强，非要死心塌地卖命于哪些下等民众，恶疾缠身还奋斗不息，让后来的官人们提起焦裕禄如火焚身。雷锋，一个穷兵娃子，不混到退役谋取一官半职岂不美哉？道德高尚的离谱，愿做一颗螺丝钉的精神注入了人性的升华，让人们还以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往事历历在目，今非昔比，让天下百姓顿悟毛主席领导下的官员即是公仆。

    如何才能割裂官人和公仆之间的纽带，官人们为此没少费心思。

    恢复私有制是转变人性的前提。强占国有资产，让全国绝大部分企业、工厂直接和间接的化为私有，这是直接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窃得国有资产撑起了占有者的包囊，人民群众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被侵吞。即便有好事者敢于直言，官人们也能理直气壮的说“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老百姓”；龙官人更是牛气的说“对待刁民要硬气”，对执政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彻底割裂，官人的一帮要员们更是鼓吹“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还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最大凸显”，尔等言论惊世骇俗。

    虽然这些官人们穷凶极恶，为了不使局面失控，重蹈官人们前辈赵某人一类的覆辙，一面惺惺作态，另一面加紧全面私有制化，谋得权力加快演变的节奏。这些混进党内极右势力，谋得高位，与国内外反华势力勾结，企图全面颠覆中国。这不是危世之言，已经是开始实施的图谋。这些右倾势力他们所作所为并无高明之处，多少事已经是公开和半公开。

    全面私有制改制必然导致官僚资本化，达此目的，要排除第一个最有威胁的人和事必然是毛泽东和他创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式的社会体制。毁其人、污其史是要从根本上颠覆人们的认识，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右派势力也不否认这一点，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右倾反动势力是以何种方式对毛泽东及其时代进行攻击和丑化的。第一；他们认为大跃进是“左倾”冒进的产物造成的灾难，以此断定毛泽东的经济时代是彻底失败的。第二；“文革”的发动，他们认为是人类史上一场“政治浩劫”，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倒退。以至于他们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只要有好事者质疑他们现在改革中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现象时，立刻就被冠以“文革余孽”的称谓。第三；李锐、辛子陵一类人所谓“认识”，无一不是在“三七开”基础上，对所谓“三分过”进行放大，编纂造谣。第四；李志绥、茅于轼这一类别是以个人人身攻击和对于一个时代的经济体制进行的全面否定。第五；还有高级别干部对于社会主义完成了三大改造未能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隐晦的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失败。

    关于大跃进年代的描述，现多为反动官僚手下师爷们执笔傍笞，在否定大跃进失败的同时，是以饿死几千万人的谎言作为否定的基础。大跃进年代真实的成绩全部被掩盖，造成五风，一平二调的始作俑者被掩盖，毛主席在纠正大跃进年代产生问题的详细批示被掩盖。有一些人写关于大跃进年代文章，很多都是经过了大跃进年代的同志，在强国论坛、毛泽东旗帜网等反映民声的网站不难查证。如果后人要进一步论证，可以在【毛泽东文集】；“50年至60年代代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一系列报告”等历史文献中都可以查证，在此无需赘续。

    这里，我作为60年代后出生的人，没有经过大跃进，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只是在襁褓之中，是没有资格对于社会两次有争议的大变革进行个人的评价。但这便不妨碍我认识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社会现象。以前不懂的问题，事事而非的问题，总有人说看书便知，常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一段历史的发展经过往往被文字绘册成正反两种言论的极端。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东汉末年，各路豪杰并起，最有争议的人物莫过于曹操。陈寿著三国志中评价曹操“雄才伟略，宽厚纳贤，是真正的豪杰英雄”，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把曹操描写为一个奸猾之人，表象纳贤，实则无容人之量，凶险残暴。这两篇文著都为名篇，陈寿为西晋史学家，罗贯中为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大家，我们该相信那一种评价呢？这里面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论证法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辩证方法。对于一个人成败经历可以作出最有效的分析。成功有其必然性，失败有其失败的必然因素。比如；曹操如果是大奸雄，如何能广纳贤良志士，能征善战的将士，如果说靠阴险狡诈，同时代的袁绍最为强盛，为什么在征讨董卓的战争中作壁上观，而使曹操兵尽粮绝。狡诈之心，奸猾之人原来如此，即使袁绍兵多将广也还是一败涂地。近史上，反动文官人不也是蛊惑世人“蒋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抗击了百分之百的日军么”，可查阅历史，他们鼓吹的蒋大官人在抗日战争中人在哪儿？原来在峨眉山，指挥着他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关键时期，40年、41年、43年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回到曹操上的认识，我们还能从另一面来认识曹操，《龟虽寿》这一篇诗文中，能够重新认识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英雄还是奸猾之人。如果拿到现在来认识，曹操是算得一个诚实的唯物主义者，诗词表达了一位军事家、政治家应有的魄力和气度。董卓有此胸怀乎？袁绍有此魄力乎？蒋介石有此气量乎？这些历史上的演绎无一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作为分析判断；真实与虚构、谎言与事实、是与非的依据。

    大跃进的提出背景是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工业产值倍增，那么，在大跃进提出的“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发展纲领并没有错。毛主席领导下2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超越了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的倍率，事实也是如此。然而，现在的虚构太多，由于自己喜欢弄虚作假，怀疑一切，把正常的搞成不正常。官僚们无视前三十年代的工农业实际增长，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的趋势，而这样增长不是靠强占农田开发房产，再以高价倒卖给百姓，也不是挖光资源出售给资本市场，更没有依靠那个富国资本盘剥自己国家的人民。自己无耻到甘做美国奴仆，却不断声讨前三十年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事实，在今天人们看来也是一大特点。

    判断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标准，是要以事实和真实的社会状况为依据，那个时代新建的水利设施绝大部分起于50年代少部分建于60年代初，这样的工程即使拿到现在来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我在一次别人家宴请的时候，遇上朋友的父亲,一位刘医生 。刘医生今年快70了，文革时期下到乡镇支援乡镇卫生发展，后留在乡镇医院，成为医院的院长。大灾年的时候正在读大学。我问他“59年、60年的时候，饥荒严重吗？他说你问这做什么？我说好奇呗。他说“比较严重，但还过得去。那个时候外地有很多人逃荒到了我们这儿”。我又问“灾害那么严重，您的家乡就没有饿死人吗”，“我在外地读大学，具体饿死了人没有，我也不清楚，但我的亲戚族里没有被饿死的”。这段话也许勾起了刘医生的回忆，稍顿；又说到，“记得有一次假期回家看到过一个人倒在路边，估计可能是饿死的”，我问他“您怎么判断是饿死的？”。“因为当时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定额的，有的人食量是几个人的量，根本不管饱，我家附近正在修一座大型水库，体力劳动的人更是食量惊人，所以估计是饿的，也许再加上疾病因素造成的吧”。他继续说到“这是我第一次在三年里看到饿死在路边的人，但我有点觉得不可想象，在他倒下的旁边，就是一块红薯地，当时红薯已经成熟可以被食用了，但这个人硬是到死也没有去挖红薯田，那个时候人的思想觉悟还是很高的”。这是和刘医生的一问一答的原话。张老伯，今年80岁，不识字，子女5个。子女有做教师、国家干部、给私企打工的，虽然老伯没有文化，但记忆尤其清晰，可能年龄大了，子女们嫌他啰嗦，主要是他反复说起50年代的人和事，子女们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又毫无兴趣听他叨唠，如果有人和他说起他年轻时候的事，高兴的了不得。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他聊起了50年代的状况。我问他“那个时候生活是怎么样的困难？”，“我们家的孩子多，生活条件自然比起别人家要困难得多，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让我的孩子饿着”张老伯很骄傲的说。这是什么原因？难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天灾？我带着疑问问道。“有，我们这儿相对小一点，头几年建的水库可是发挥了好大的作用，不然，说不准我们这也有很多人要去逃荒，我就是建设水库从外地来到这里落户安家的”。我问，您也参加了水库建设？当然啊，一个地方的人力根本不够用，很多都是外地来参加建设后就留在了本地。我说，“哪您的功劳可是不小哦，我们现在都是使用您那会儿建设的成果”。张老伯听后，流露出满足的笑容。您家里人口多，粮食还要接济其它地方遭灾严重的地方，难道那个时候粮食够吃么，听说很多地方粮食被征用，最后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了，我这样问张老伯，是因为有一种说法是，为了保证“放卫星”，很多地方官员强行征用了农民的口粮。老伯听到这话，立即打开了话匣子说到“怎么没有呢，水库建设完后，我被分到林场一个生产队（当时的林场除了管理维护林业，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种口粮田），我们队里一个队长就不是个东西，他为了上爬，就把我们的产量报高了许多，因为每个人留下一定的口粮后，多余的就要上交。他报高那么多，也就会把生产队每个人的口粮交上去凑数，口粮交上去，我们吃什么？这个“王八蛋”心坏的狠，他跑到我家里跟我讲这是上级的布置的任务，你这样搞是想对抗上级。我说，我管你上级不上级，你让我把口粮全上交，我的5个孩子谁来管？，毛主席也没有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交公粮吧，你能找出来毛主席说的话，让我们饿着肚子也要交上口粮，我就是饿死也保证把这口粮交上去”。张老伯说到这，更得意的笑了。又继续说到，“我就欺他拿不出毛主席下的文件，毛主席是什么人？没有毛主席，他连个屁都不是，还说什么上级，他的上级比毛主席的官还大吗？他是个什么东西，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队长就了不起，还想爬到县里做大官，他这种人即使在那儿做官都是一个“坏官”。他为了升官，跑到其它队搞什么亩产多少斤，让上级来检查，结果下了一次小雨，好多田里的谷子被移到一个田里后全部烂掉了，搞得别的人家借粮食生活。开始，他想跑到我的田里搞，我说，绝对不行，他还不是和我拍桌子，砸板凳，我就是不中他的意。我说你就是天王老子来都不行，除非你把毛主席发的红头文件拿来，要我们作假我才让你搞。把这个家伙气得还搬来了他的上级领导，他的领导来了也说没有这样的搞法的，这个家伙才阴急急的跑到别队造假，最后还不是祸害了其它队的人。我才不信他的那一套，我从小就给富人家放牛种地，这点农活常识我还没他清楚？把那么多田里的稻谷移到一个田里，不烂才有鬼，我幸好没听他的，不然，还不是和别人有的家里一样，到处借粮”。老伯这段经历，让我明确了灾年之中也有人为造成的灾难是真实性的，不过张老伯把人造成的灾难归罪于地方领导瞎指挥，没有想过自上而下刮起五风的制造者是现在官人们吹捧的人物。有人说是毛主席指挥的，他第一反应说，毛主席绝对不会要这些人这种搞法，毛主席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这点常识毛主席还不知道，尽瞎扯。他们搞那么多“歪名堂”都造谣说是毛主席要搞的，我都不相信，还能骗得了别人？

        70岁以上的老者，我请询了多人，这些老人都经历了国民党的统治时期，新中国发展时期，年长的还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现在儿孙成群大多数家庭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也多是在农村务农，膝下儿女们读书出来后，很多年龄长的老人被接到城镇生活，以便儿女们的照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毛主席做任何事是为老百姓而做的，毛泽东时代社会环境良好，鲜有违法乱纪者。比如；一个曾今从事特派员的人（公安局管理治安），在一个大镇上工作了几年，基本没事可做，偶有事者，只是两家为了琐碎事闹了矛盾，调解一下也就没事了。一个人经常闲的“发慌”。

    我没有经历过文景之治，也没亲耳听到经历过贞观之治的人讲述它的盛况，历史的记载我是相信的，在于它的一个时代延续了多年，文化盛况繁荣，经济状态运行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威武之师让它国不敢窥视。这是一个人辩证看待事物的发展，分析、对比论证后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

    文革运动的兴起，对于年轻些的同志如果你不熟悉其历史，不了解其真实性的含义，并不妨碍你多看几篇论述前三十年的文章，正反言论都可以看，只有看过了就可以做到初步的了解。不要急于下结论，评判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还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为什么历史上把唐太宗的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一个时代，时代的背景就是上面一段话作为初步的判断标准。在中国的历史上不管是明太祖诛吏还是当今时代的批判官僚，必然有它的深刻背景。如常言说的一句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逻辑分析得出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与否，首先看他是否是真心为了帮助别人，衡量一个时代的正确与否，就要看这个时代是为了绝大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官人们的帮文痞小人们喜欢颠倒黑白，他们把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描述成十恶不赦，把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说成几千年来最为黑暗、倒退最严重的时期。然而，文革十年，科技、人文的发展，真正的杰出劳模，保家卫国的勇士在这个时代层出不穷。所以，官僚文痞们首先是在逻辑上出现的混乱，因为他们无法把自己定义为倒退的时代，黑暗的时代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卓越成就相联系。羞杀了诽谤者。

    这里，还要需重复一下国内反动派们现在拥颂的蒋委员长。这个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寡头，之所以被现在的官中文痞们赞颂，是因为这个蒋委员长成为了美国的忠实奴仆，是中国剥削阶级的领头狼，是一切无产者的对立者，是一个封建王朝靠镇压工农联盟起家的刽子手、大军阀。如果联系起来对照一下，这些反动官僚阶层人士是否走的是蒋介石的同一条道路，是否有着某种必然联系？私有制、剥削压迫、权贵专政、做美国人的忠实“盟友”，利字当先，卖友求荣。突入而来的国民党抗日热潮是真正的宣讲抗日吗？，如果真正的宣讲抗日，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历经了八年的血雨腥风，高级别干部牺牲近200名，战士伤亡几十万的代价难道这就是这些反动人士所说的抗日成果全部是国民党的部队吗？只可惜，他们赞颂的蒋委员长每一次大型会战都会造成大面积的溃败，1:10、1:30的的比例伤亡比比皆是，三年不到的时间几乎亡国，蒋某人大概已经做好了流亡国外的准备了吧。这样一支沙子堆出来的军队被反动人士吹嘘到是救亡中华民族于危难的砥柱，而在日本的占领区到处都是共产党军队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日本的文献中有记载；国家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和日本军队交战次数达数万次之多，却被反动者描述成游而不击。荒谬吗？不荒谬，这是反动官僚阶层他们的需要，也是必然结果。走蒋介石的路，不管荒谬不荒谬，需要就是理由。

    喜欢造谣诬陷的人现在都成了大员们的得力帮手，那个李志绥造的谣被人揭露的体无完肤，最有力的驳斥这位丑陋的保健医生莫过于戚本禹的回忆录。这位靠编纂谎言的保健医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轰动一时的“毛泽东的私生活 李志绥的回忆录”，可伶这个造谣者过早的死在美国，不知道和日奸李士群死法是否有共同之处。当然没有依据，这样的推理只能作为心里的一个疑问，只是认为这位造谣者死的离奇，过早，如果活着，或许那一天得到良心的谴责，指出造谣时的心理状态，是自己的小资情调被压抑还是被人利用压迫的，可伶这位医生做了狗然后被烹。

    反动官僚们喜欢李锐、辛子陵、茅于轼、李志绥这一干人是有原因的，他们不仅仅经历了那个时代，有的还亲历了高层的集会。这无疑给他们的言论添加了砝码。但他们总是忘记一些铁定事实，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有着它的大背景，而这个背景是一切事物在发展发生中所产生的结果，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可以在这个时代内注入许多新的模式和设想，但产生的结果不是人能够预先能够设计好的。因为他不是一块泥土，你制成什么样的模具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砖。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前预设、预防、然后求得和自己想要的结果比较近似甚至超越自己的预想。毛泽东由建国前指出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设想基本没有脱离预想的框架，一五计划到二五计划实现了超越发展，就比起初预想的要快得多，也大得多。改革，预想是少部分人先富者起来然后带动“绝大部分待富者”一起奔向小康，然而，预想比现实相差遥远，远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问题应该留给茅于轼、厉以宁这些做官人经济向导的人来回答。当然，不是要他们计算拉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大，这种拉开差距的方法，过去的地主老财、恶霸、资本家已经教会了无产者，不需要他们再拿老一套愚弄群众，而是要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以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结构，什么时间，可以最有效缩小贫富间巨大差距。不过，官人们的师爷们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只会做拉大距离的估算，从不会为减少自己的利益来估算。

    有一个常喻示人的小故事，说十个人以前是在一起同劳动，同分配。每一次劳动的奖励是可以分到了十个果子，本来每次分配都是一人一个，其中一个人是负责的分配的，领奖励的时候，偶有多出者，可以多吃一顿饱饱口福，平时领到的果子数也是公开的，所以每一次分配大家都都有说有笑。后来变了，领导神经兮兮要他保密拿到的果子数，这次领到的果子数便没有增加，只上面说只要他本人知道就可以了，人的自私性由一种神秘不公开被激发了出来，分配果子的人回来就说这次只领回来6个，等待分配的9人只能共分这5个果子，因为领回来之后，他又拿走了其中一个。后来上面更明确说，给你十个，自己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分配的人理直气壮拿出了两个分给其余9人。还强横的说道；有吃的就不错了，不想干滚蛋。如果是厉以宁、茅于轼这帮人认为的差距还不够大，只是要说明这两个果子都不该分配给下等人。这帮妖孽们，似乎该走到头了。

    官人们不愿意触及的事物，但这不不妨我们推测一下，如何做才能显现一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呢，毛泽东时代已经给了我们启示，当人民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起来彻底埋葬这些官僚资本体制的时候，差距才会真正缩小。只要真正做到勤民、为民、爱民，让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建立起大民主，也是早些年提出的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重新建立完善的时候，才会消除世间不平等的贫富间的巨大差距，官才会转变到公仆的角色，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做到这些呢？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私有制的发展，只会加大分配的不公，加重剥削者对人民的盘剥。反动的官僚阶层想极力维护这样一个剥削制度，在人民群众逐步觉醒后，这一小撮贪婪而反动的阶层是不会长久的，中国的发展强盛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才能承担这样一个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