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漫谈忧患意识

漫谈忧患意识

朱永嘉

忧患意识这个词这几年几乎是反复强调的。去年一年我们遭遇那么多自然灾害，从雪灾到汶川大地震，年末又有金融风暴这个人祸来袭，金融风暴的影响正在深化为经济危机，年初接着又是大规模的干旱。在这个背景下，重温一下对忧患意识这个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还是有益的。首先要提出来的，建国以前的二十六年，我们是在忧患中取得胜利的，建国以后的六十年，内忧外患不断，国际国内的许多问题，如果一时胜利使我们忘乎所以时，我们就遭受挫折；如果我们冷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困难，和可能的各种危机，那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保持我们社会主义的前程，那么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它的内涵是什么？究竟怎么才能避祸就福，避凶就吉，从一般意义上讲，最近一个时期还很少有人就这个问题，从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做一点细致的探讨。

忧患意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于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之际，《周易》讲的就是与吉凶相关的问题，如何避凶趋吉，它是忧患的产物。《易·系辞》就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作《易》传说中是文王演《易》，当殷末之世，文王出于忧患故演《易》，司马迁曾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从忧患意识所以产生的根源上讲，《易·文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它的意思是讲危险是从安逸转化而来的，亡国是从有国者转化来的，乱世是由治世转化而来的。它这里讲的是最朴素的辩证法，对立统一中，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是事物演化最一般的规律。这在社会人事的变化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客观规则。怎么办呢？《易·文辞》还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乱，是以神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告子》把这个思想概况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就是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叫作未雨绸缪，它的典故出于《诗经》的《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徹彼桑土，绸缪窗户。”它是以鸟为喻，讲在天还未阴雨的时候，修补好自己的巢和窗户，使之坚固以备阴雨的降临。故朱伯庐的治家格言讲：“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次我们的抗旱斗争几乎是临渴而掘井了，为什么会如此呢？人民公社解散后，村一级政权松松垮垮，农民的集体观念淡化了，所以过去农村公社大队一级的水利灌溉网络在这二三十年中早已荒废了，它靠个体的力量是维护不起来的，国家又没有在这方面进一步的投入，所以农田水利在许多偏僻的地区成了靠天吃饭的的局面，一旦干旱降临便会措手不及。即便国家大量投入一时也难以收效，既有成本的问题，也有多少年来许多地区村镇这一级的干群关系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水灾是一时的，干旱的后果是长期的，从历史上看，明王朝在天启、崇祯年间，华北地区连续若干年的干旱，农民流离土地，流民起义遍及华北各地，最终李自成、张献忠他们推翻了明王朝。天下事有得必有失，土地的承包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持，农民抗灾的能力下降了。所以一定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时刻提醒自己。农村在新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不要忘乎所以。能这样保持清醒的话，即便灾祸临头，你也有预案得以应对它的激化。这是避免或减轻灾难降临时，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本办法。

《周易》的这些思想，在《老子》五十八章那儿也有它极其精辟的概括，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祸福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有谁能知道它转化的终极呢？《韩非子·解老》对这句话有非常精辟的说明，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福是祸之所伏韩非子又如何解释呢？他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身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为什么要讲“孰知其极”呢？韩非子的解释是:“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忘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虽然这里讲的是个人在祸福面前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然而，它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国家和民族欣欣向荣时，如何保持谦逊的心态，不要以盛世来自我陶醉，要懂得盛世之后是衰世，要长盛不衰，那就少讲一点盛世，那些讲盛世的马屁文人实际上是在帮倒忙啊！灾难降临时，如何不慌张，以乐观并充满信心的方式去直面它，领导要站在第一线，率领群众勇敢地战胜困难。这个心理状态的健康与否，它对事态结局的影响很大。在这次金融风暴面前那个国家和民族有信心与措施得当，就能率先走出困境。

那么有了忧患意识，有心避祸，是否就能避免灾害的降临呢？这也不一定，如果听任自然行不行呢？这也不一定。这又如何说呢？

洪迈有一篇笔记，题目就叫《有心避祸》，他举了中国历史上面四个失败的案例，研究一下这四个失败的案例，或许对我们如何提高忧患意识的思想水平多少有一点益处，今先把洪迈的笔记引述于下，然后再就这四个案例来作进一步的检讨。洪迈云：

“有心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而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衡舞于楼上，城岂可保耶？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範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耶？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事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嗤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暗于机事如此哉！”

洪迈在这一篇随笔中，列举了四个案例，属于二种类型，董卓筑坞于郿，公孙瓒筑京于易，那是属于有心于避祸，结果还是避不了祸，为什么会如此呢？魏的曹爽与晋的张华，他们是无心于避祸，任命运摆布，结果也是死路一条，这个教训又在那里呢？下面我们把这四个案例逐个作些分析。

先说董卓那个案例，董卓本是凉州的豪强，带兵在并州，东汉灵帝末，外戚与宦官火拼，何进召董卓率兵入京，以诛宦官，何进为宦官所败，司隸校尉袁绍又勒兵尽杀宦官，东汉王朝的权利处于真空状态，在这种状况下，董卓带军队进京，废了少帝，立汉献帝，大权在握，自为相国，而山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便迁都长安，史称其“筑坞于郿，高厚七丈，號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居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结果是山东州郡兵尚未集合起来，他自己却被身边的王允与吕布密谋刺杀，他兄弟驻守的郿坞被黄甫嵩率兵攻破，尽灭其族。

公孙瓒也是东汉末人，他打败了幽州牧刘虞，雄居幽州，然后与冀州的袁绍相对峙，建安三年（西元一九八年）公孙瓒屡败于袁绍，于是他临易河筑京以自固，京是指人力修筑起来的高丘，《三国志》称：公孙瓒“还易京固守。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九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楼橹是指了望楼便有千重之多。公孙瓒想用这个办法来抵御袁绍的进攻，结果如何呢？《三国志》注引《英雄记》云：“袁绍分部攻者掘地为道，穿穴其楼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使烧所施之柱，楼辄倾倒。”结果是公孙瓒自知其必败，尽杀其妻子，自杀而亡。

这二个“有心避祸”的案例，为什么却以失败告终呢？我们知道任何堡垒破败的因素无非来自内外二个方面，董卓的失败来自内部，没有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任何堡垒，都难以固守的，董卓没有考虑到最大的祸患来自自己心腹，来自被自己视为儿子的，并任以守卫自己安全的吕布，没有识别吕布的为人，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左右亲近之间的相互关系，才为吕布所害。内部的协调和稳定是抵御外部灾祸的前提。公孙瓒的失败来自外部，筑壘御侮并不错，然而任何堡垒，再坚固的防御工事都终有其致命的弱点，所以它只能是暂时的，任何消极防御，其结果都只能是坐以待毙，《三国志·公孙瓒传》：“瓒遣子求救于黑山贼，复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众，陆梁冀州，横断绍后。”这个方针是对的，既要有人固守，也要有犄角主动出击，抄敌之后，退却是为了进攻，这才是积极防御的办法，但他听信了长史关靖的说辞：“今将军将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顾恋其居处老小，以将军为主耳。将军坚守旷日，袁绍当自退。”这里暴露了二个问题，一是士无斗志，那怎么才能争取胜利呢？二是消极防御的持久战是不可能持久的。它的堡垒被地道战整垮了。我这里可以举一个积极防御取得胜利的案例，那就是曹操在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大军自江边后撤，留下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余人屯合肥，留下计策云孙权兵至乃发。史载：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不得与战。”“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持戟，先登陷城，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壘而入，至权麾下。”“自旦至暮，吴人夺气，还修战备，众心乃安，诸将威服，权守合肥十余日，乃引退。”《三国志·张辽传》这才是积极防御的办法，靠的是高昂的士气，勇敢的战斗。积极进取中的防御，才能以少胜多，曹操锦囊妙计的要点，经过实践证明它确实有效。

另外两个案例曹爽与张华，都是在大祸临头时，抱着侥幸心理，听天由命，也就是任运，换一句话说就是让对手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对手的仁慈，这样做的话，其结果历来是等死而已，不妨把后二个案例作一些分析。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是曹魏的宗室，魏明帝自幼对他比较亲近，魏明帝临终前托孤于曹爽和司马懿，司马懿与曹真同一辈份，对曹爽而言司马懿是他的长辈。而且年事已高。故齐王芳即位以后，前面九年都是曹爽在执政，司马懿只是个顾问而已。正始十年（西元二四九年）正月，齐王芳与曹爽兄弟一起带了一部分仪仗出城谒明帝的高平陵，司马懿便乘机在京师勒兵屯洛水桥，借奏皇太后称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尽据禁兵，请罢曹爽兄弟之兵。当时有一个大司农叫桓範，闻司马懿起兵，便斩关出城奔城南曹爽营地，他劝曹爽引齐王芳车驾幸许昌，因为许昌是曹魏的故都，然后召外兵，与司马懿相抗衡，桓範说：“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桓範这个意见是对的，在这个生死关键时刻应该拼死一搏，那还有生的希望。但是曹爽有幻想，不纳其言，回答说：“我不失为富家翁。”桓範哭着说：“曹子丹（真）佳人，生汝兄弟，犊儿！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他是骂曹爽兄弟不如其父亲曹真，兄弟俩只是等着被人宰杀的牛犊耳！结果是司马懿收曹爽兄弟，皆夷三族。从曹爽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屈膝求降以求生，此路不通。在危机的时刻，要当机立断，敢于斗争，敢于在斗争中寻求生计，争取胜利。

张华在魏晋之际，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在晋武帝时就已露头角了，晋惠帝是有智障的人，故其即位后实际上是贾后在专权，晋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张华处于宰相的地位，那时赵王司马伦讨好贾后，谋为尚书令，被张华所阻，赵王谋废贾后，张华又拒绝合作，宗室内部倾轧，一旦动刀动枪，张华就难以自全了。故其少子张韙对他说：“中台星坼，主宗室，”劝张华退出那时的政治漩涡。中台，指天上的星宿，为司中，主宗室，坼是分裂的意思，张韙的意思你没有力量阻止他们兄弟之间的内斗，那就应该逊位自全。张华的回答是“静以待之，以俟天命。”那就是不作为而听天由命，结果被赵王伦诈诏杀害，时年六十九，空有一腔学问，那还是侥幸思想害了他。

这二个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在灾祸降临时，如果有挽回的机会，一定要敢于斗争，死里求生，而不是一味畏缩，偷图侥幸，那样的话是死路一条，如果无能回力时，那就要尽快地全身而退，尽早离开是非之地。如张华所遇到的是宗室内部恶斗，即使君王父子之间的矛盾，你也难以自处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君老不事太子，因为你跟了太子，父王会整你，你跟了父王，一旦父王崩驾，太子接位你也要挨一刀，所以要尽早全身而退。当然有时候你想退也退不了啊！那时你只能认命了。即便如此也得堂堂正正地做人，我还是欣赏项羽那样，宁可站着死，不求跪着生，所以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项羽虽然失败了，他还是英雄，这才是中华民族的骨气，因为成败不是评论英雄的唯一标准，如司马懿那样阴谋取胜，得逞一时，从历史长河看，这样的为人毕竟是可耻的。连他的子孙东晋明帝听到他先祖是这样取得政权的，也都掩面而羞愧无地。唐代修《晋书》，记载司马懿的有《宣帝纪》，唐太宗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语，因为是皇帝写的叫作制文。其云：“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指魏文帝、明帝都曾托孤司马懿），佐命王朝，既承忍死之托，（魏明帝临终前等司马懿回京，对他说：‘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曾无殉先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此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指文帝临终时，也曾托孤于司马懿）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患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猶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丧名。”唐太宗这一段话真说得淋漓尽致。司马懿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亦由此可知了，此亦足以为后之为政者戒，别在身后留一个遗臭万年的骂名，可惜的是唐太宗没有以此作为镜子照照自己。

写于09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