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二元结构之谬——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解读

二元结构之谬——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解读
　　　　
　　　　
　　提要：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失衡状况应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追寻一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判断与评价，得出一个对改善现状有所助益的切实而有效的手段。但是鉴于现实状况的复杂，主流思想的宣传，以及实际力量的悬殊，真正的问题解决应该被视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任务。
　　
　　关键词：二元结构 科学发展观 农村社会保障 历史研究 比较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了今天，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腐败现象的无可遏制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迅速增加等等。中国社会的变化，进入九十年代后的确是惊人的，不过人们大多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却可能忽视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变革。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不可否认的是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甚至是阶层的断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态看似与当年将几亿农村人口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固定在土地上所谓活着翻土死了被土埋的状态没有多大意义上的差别，然而事实上只要坚持如早在期中论文中便强调并且一直在自我标榜同时也是一直为之做出努力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与那种所谓宏大叙事的战略眼光，便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顺便说明，期中那篇文章《以人力资源为题的发展观》其实正如同在末尾所注明的时间之所揭示的，是在上一个学期有感而发之时便从容写就的，然而基于一种《狂人日记》里迫害狂似的心态自以为实乃批龙鳞的玩火之举，未敢轻易示人，权作所谓“抽屉文学“藏于资料夹内，亦深埋于心底，当发展经济学课上介绍的问题与固有的想法不谋而合之时，之前的无谓担心便已诚然多余了。
　　
　　主流经济理论家在论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之时，惯用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去界定与描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现实状况。从认识问题的角度来看这是实际而又中肯的，无可非议；但当这种旨在发现问题的眼光转而变成对现实状况的积极接受，并试图为之提供合理性依据之时，不由我们不去怀疑以治经世济国之学为业者的理论实质与道德底线了。毕竟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更为根本的身份是道德哲学教授，而更为本质的理论实质是《道德情操论》基础上与休谟哲学相融合最终达至《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的良性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不关心农村人口收入状况与日常耕作、生活、教育开支以及税负负担程度而旨在通过某种手段刺激其进一步消费，从而维持畸形的产业链的运转以保持一个可观的增长率，从而可以维持一个看似稳定和谐的经济社会环境的研究，是愚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败德，一种失职。
　　
　　历史地、比较地探寻其成因，往往很容易揭示出问题的实质。历史地看待问题，头绪才会清楚。毛泽东时代的计划体制使得农村产品与财富的征集、调用成为国家工业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础，而当那项宏大计划尚未走向对农业的反哺之时，却被从整体上否定于是也就被搁浅了。正因为之后采用了新的发展思维，号召重新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之前的挫败与不足连同之前的契约与债务似乎一夜之间又在打扫房间重新开张的说辞之下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在位时，连同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对农民的欠账太多，并非感性意义上的虚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农民增收的中央一号文件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才终于在实质上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从可持续性上还是大可置疑的，尤其在一个WTO规则逐渐渗透与扩张的环境。
　　
　　以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逼近和劳动力过剩造成的失业以及隐性失业而日渐突出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例，这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经是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非典以及禽流感的爆发所映射出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以及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来临而彰显出的养老保险问题。同样历史地看，建国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国家时期，作为新中国主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农村社会便已经开始着手建立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相符合的萌芽状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进行完向着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亦即从小农经济基本完成了集体联合生产方向的变革之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无疑迈出了实质性的有着重大进步意义的一步。社会保障各基本方面皆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至井井有条，运转有序，社会、经济均得到了协调发展。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不仅极好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而且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口的生活状态，社会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可否认，尽管当时社会生产力虽然低下，生产手段原始，非再生产性积累有限，甚至在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统筹利用，农村财富大量转移支持城镇工业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作为新型社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得到了应当程度的发展。这亦说明，当前作为我国当前农村社保以至城镇社保体系现状之主要辩护论据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与之并无实质区别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论其实并非无懈可击。
　　
　　这就如同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先生、朱紹文先生连同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及何新、左大培、杨帆、韩德强诸位公认的富有良知的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学者在对近年来张五常热的批评和分析中顺便提到的对其所师承——以半生不熟的法学知识唬弄经济学家，同时以半吊子经济学理论糊弄法学家的产权经济理论创始人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的诺斯二人的评论中所提及的：交易成本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主流经济学家论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聊胜于无的现状之时，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发展水平的现状，无非是在茫茫知识的海洋里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海纳百川的大筐罢了。相对于现行改革的目标抑或理想状态而言，当前所面临的覆盖面不全，社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固然是严重的甚至是紧迫的，然而当分析和研究其解决思路时倘若亦仅将眼光局限于此，便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或吊诡之嫌了。留给旁观者的担心将不仅仅是对于他们的智力。从而如同以前文章开篇的似乎极端自我膨胀的话语，应该将眼光放开的态度，运用慎思明辩的智慧真正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有胆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东西，又心胸去接受不可改变的东西。
　　
　　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的是经天纬地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和心系黎民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当然这并非拒绝抑或菲薄那种小心求证的，以严格的严肃的和认真的科学工具理性主义的观察角度和操作手段，而是出于那种与日俱增的对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学主义观念盛行以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淆，从而心思用尽郑人买履为科学方法而牺牲根本价值之做法与状态的担心。就如同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一系列经济问题的解读所招致的来自广阔社会基础的从各个角度所给出的嘲讽奚落和批评一样。历史地看待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现状及其成因，不难发现上述合理担心和怀疑之所以产生的证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体会到“忘记历史也就意味着背叛”这层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是在原本和应当的意义上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是正确的，但也仅仅是限于作为事实判断而已——当新的路径并不包含一种在未来加以补偿从而意在获得某种和谐一致的内在契约关系之时，一厢情愿地在逻辑上将其合理化其实是十分荒谬的。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