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暴政”是个伪命题（评赵鼎新）

“多数暴政”是个伪命题（评赵鼎新）

文/剑云拨雾

　　在赵鼎新的《赵鼎新：评王绍光《民主四讲》》文章里，充满着一些逻辑昏乱的呓语，乔装打扮似曾相识的旧面孔。不批驳足以淆乱人心。
　　第一，赵鼎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民主技术部分，却对私有制经济基础讳莫如深。
　　西方在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上，资产数千亿，数百亿的大资本寡头控制着国家的经命脉，财力雄厚，富可敌国。这个“成本”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小菜一碟，“政党政治，组党自由，言论自由，”确实是“自由”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本就是盈利性的企业，老板就是大资本家。但是，对95%的人民工薪大众来说，穷人不必说，即就是白领阶层，要拿出数十亿美元巨款来组党，简直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本家阶级在宣扬其“民主普世价值”的时候，是刻意隐瞒了这个成本真相的。
　　西方民主，本质是私有制，也就是少数人世袭资本家寡头金钱垄断操纵下的虚伪民主。如果推翻了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些民主技术未必不能为人民大民主所借鉴。而赵鼎新恰恰喋喋不休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民主技术部分，对私有制讳莫如深。
　　这使我立即就想起一些类似的似曾相识的乔装打扮的旧御用文人，当掀开巧言令色时髦词语的花里胡哨花裙子，就立刻发现刻在他们臀部的历历在目的封建资本纹章。
　　第一，赵鼎新再一次夹带封建资本统治阶级的“多数暴政”私货。
　　赵鼎新偷偷摸摸地表示：【同时也非常惧怕社会发展出一种谁人多谁说了算的“多数暴政”局面。】
　　“多数暴政”纯粹是个封建资本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伪命题。
　　赵鼎新们提出“多数暴政”的所谓“证据”，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前辈和主子。无非就是他们认为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就是“多数暴政”。 就此而论，赵鼎新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者，既然如此，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赵鼎新们喋喋不休地提出的第二个“多数暴政”的“证据”，是针对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大民主的。
　　赵鼎新嗫嚅着说：【 “超过五十万知识分子，包括前总理朱**，都被打成了右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时候提倡的民主没有“自由”和“宪政”加以限制，从而不能够对少数人的声音加以法律保护。“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结果呢，却是一片混乱，大到武力相向的派性斗争和残暴的多数压迫少数的批斗会，小到由于一张匿名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而引起的自杀和家破人亡…………】
　　够了！够了！
　　事实是怎样的呢？茅于轼最近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的文章，自白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看看，人家茅轼老头比起赵鼎新至今还耿耿于怀、难道不是真实坦诚得多吗？至于赵鼎新说的“朱**”，此公一上台，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砸三铁”，卖国企、把国营企业改了个鸡飞狗跳，制造了几千万流离失所的失业工人，难道他是“左派”吗？相比之下，舞文弄墨的文腿子茅于轼又算老几啊？
　　赵鼎新嗫嚅着说：【经历过“文革”的我，深知在政治生活中保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政治上过于追求完美，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用完美理想作为口号，以“理想挂帅”绑架历史，结果给百姓和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这时候，欲呕之余，我突然想起了一篇网友妙文：《胡星斗，xxx，一只会摇“关注弱势群体”尾巴的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