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阶层、文革和崇桢的遗诏

权贵阶层、文革和崇桢的遗诏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王的遗诏很多，内容通常主要有两项，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希望。但明朝末代皇帝崇桢的遗诏却有点特别，是崇祯在临危自杀时写用血写在衣襟上的，其内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很是特别，即没有指定嗣君也无法对后人提出希望，“诸臣误朕”当是崇桢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其言也善，其情也悲，亡国的痛苦和无奈跃然纸（衣）上。

崇祯与明朝他的先辈或中国历代帝王相比都不能算是“表现很差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严惩贪官污吏，勉励工作，节俭勤奋，并要求各级官吏也要努力为国工作，然而事实却是：他总是一个孤独的勤政者，国家机器总是难当重任，“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祟祯本人刚愎自用，自身能力有限，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吏治”出了问题，国家机器已掌握在一批权“贵阶层”手中。明末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吏治腐败成了当时最大的腐败，是腐败的总根源，是明亡的主因。

试想靠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能有多高、能力会有多强？他们能忠心为国效力？不有效加强对吏治腐败这个“最大的腐败”的治理，神仙也没有办法，可谓是大厦将倾，回天乏力，明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崇祯的遗诏，对任何执政者都不无警示作用。

“权贵”二字，比较敏感，我总认为不是一个好听的说辞，按当今官面上的说法可以用八个字给“权贵”画像—“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这也难怪，在任何社会权力都喜欢和钱柜结合，官员就是喜欢和富豪结为朋党，形成“权”“钱”结合，利益相关的阶层，相对于“民众阶层”，这就是“权贵阶层”。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官民关系或说干群关系，应该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即“官”是“公仆”民是“主人”。可如何保证这种公仆关系呢？目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建立在全民高尚道德、高度思想觉悟基础之上，人民大众享有充分监督权和各级官员自觉为大众谋利益相结合下的社会模式；一种是建立在强悍法制、监督机制下的公务员管理模式。

但中国的现实又如何呢？属于什么模式？还真是有特色，真不好说，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组在网上查到的数据，再自己去思量好了。

据有关媒体透露：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而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 万至 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据最近有关媒体报道：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贪污20个亿，成为贪官中的“极品”。如果以上数据是真的，是否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再看看亿万富豪发家的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是：1.以引进外资从中获利。2. 操控进、出口贸易。3.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4.走私、逃税。5.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谋利。6.大型工程承包。7.抽逃资金、操控证券市场获利。当然靠诚信经营成功的也有，只是少得可怜。要用以上这些途径成为富翁，拥有“权力”的“公仆”或有“钱”人通过与“权”的结合才能实现，“钱”的诱惑力太大了，很难没有腐败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国家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各种机制的监督，贪污起来困难重重。中国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官员手里，很容易变公有制为“官有制”，财富会以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向“政府官员”集聚，形成“权贵阶层”。由“权贵阶层”主导的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也少了资本主义的效率和透明。通过国企改制、教育改革、医疗改制、房价上涨、货币贬值、物价疯长……无数劳动者失去了生活基本需求的保障，财富以惊人的速度掌握在以“权贵”为主体的极少数人手中，培育了新的剥削阶级，这种疯狂掠夺财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思想堕落的过程，使执政党加速腐败成为必然。

腐败的最深、最大、最可怕的源头是思想腐败。会不会发生颜色革命，由腐败走向卖国和国际屈从甚至背叛，关键在于社会主导良知、社会主流意志和国家与民族“精英”的灵魂，国家各级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准。三十年的私有化进程，资本与私有制的完美结合，腐化了中国人的灵魂，使“金钱万能”有了市场。但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一个现实——私有化是腐化人们心灵的毒药。特别是在一党专政的中国，法制、监督机制不健全，官员的腐败程度会随着私有化的进程不断加深，国内各种矛盾也会不断激化，国人的道德水准也会随之不断退化，一旦“一切向钱看”成为人们的习惯，国人就会失去基本道德，失去道德基础作支撑法律也会变得邪恶，依法治国就只能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南京法官对彭宇撞徐寿兰老太太案件的判决就可能摧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

如果一边高喊科学发展，一边搞私有化，认为“市场是万能钥匙”，到头来只能是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受害最大的是老百姓。同时，私有化的每一步，都会加重政府的负担。私有化的过程是老百姓受害加深的过程，是执政党（共产党）失信的过程。这样的恶性循环必将使中国共产党失去民心，丢掉执政的基础。

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终于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建立在全民高尚道德、高度思想觉悟基础之上，人民大众享有充分监督权和各级官员自觉为大众谋利益相结合下的社会模式。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由于受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一些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表现很好，但掌握政权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可能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腐败变质，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谆谆告诫全党：“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一次纯洁人民心灵让无产阶级真正当家作主实现民主改革的实验，是一次打破几千年的帝王思想和愚民政策的伟大实践，是公有制彻底取代和消灭私有制的伟大创举。

在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各阶层保持着一种良性的相互交流状态，强力改变着国家的面貌，不断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如知识青年下乡，农民进城；干部、知识分子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提拔基层工农骨干进入领导层；大学停招四年，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农村提供低价农产品给城市，城市工业反哺农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国家实行高积累政策，实行低工资，广就业，人人平等，人人有福利保障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阶级斗争淘汰一部分腐败不良干部，同时让政治清白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削平政治山头，瓦解军队派系，加强工农、劳动者的团结组织力量，砸烂公、检、法，打碎旧的官僚体系，建立崭新的工农无产阶级政权；打击贪污腐败，批判自私享乐，反对物质刺激，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培养崇高精神，树立远大志向。在国际上防美反修，广交朋友，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让无产阶级在中国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和主人翁。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毛泽东做到了不但在经济上、物质上把所有的力量凝聚和调动起来，而且在思想上、精神上把所有人凝聚统一起来。仅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将一个一盘散沙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具有革命建设热情和强大凝聚力，科技力量雄厚的共产主义社会雏形的强大国家。

现在我们谈论“文革”绝不能将“无产阶级”和“文化大革命”割裂开来，“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革“资产阶级权贵”或具有“资产阶级权贵思想”人的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实际上真实反映了你是属于那个阶级的问题；反映了如何教育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还是培养凌驾于人民头上的权贵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后期被扩大化，可我们决不能将这一错误统统归于毛泽东的头上。

毛泽东将他和他所有的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公平、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奇迹。毛泽东让一切处于弱势的人民大众有了信心和力量，让那些自私自利、阴险奸佞的小人胆颤心寒，夜不能寐……，他们无不诅咒、谩骂，攻击、抹黑毛泽东。实质上对毛泽东的攻击诬蔑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是想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

事实教育我们：为保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坚定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击一切反毛、贬毛的反动思潮，真正按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走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2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