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要评作秀狂人

单纯的作秀不违法，似乎也不怎么违纪。原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儿，但现在已经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玄机。原来是喜欢吹，现在吹不太管用了，而且说不定一查查出点儿别的问题来，有后患。而作秀不同，虽是秀，是做给别人或领导看的，但却是踏踏实实地在做，即便引起非议，引起注意，麻烦要小得多，因为至少在“秀”这一点上，做得还是很实在的。比如年关将至，领导出面带着记者随从，热热闹闹地给困难群众送上两袋米、几斤肉，这都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东西的，是实“秀”。之所以称之为“秀”，是因为这种方式的照顾面不大、温暖不够经常却偏偏显得覆盖面极广、温暖很经常的样子。　　

就算覆盖面不广、温暖不经常，也是实“秀”。至少电视画面里的几个困难群众还是得到了照顾，他们的心还是被温暖了的。然而，“秀”不光有实“秀”，还有虚“秀”。各地层出不穷而又无任何实际意义的“严禁”、“承诺”，即是虚“秀”。法律已经明确禁止并准备了严厉惩罚措施却偏偏禁止不住的东西，禁止不住也就罢了，偏偏人民群众反响又很大，于是就发文再严禁一把。严禁也不是一回了，天天严禁天天犯。大家都心知肚明，法律都不能严格执行，发个严禁的文件就管用了？除了表明自己与违法违纪行为作最坚决斗争之底气并不很足的决心之外，除了堵一堵群众的嘴、蒙一蒙上级的眼之外，除了给人增添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还能起什么作用？法律已经明确了的义务，偏偏也要改头换面出来“承诺”一番。此举也无非是为了博得群众的好感与上级领导的好评而已。有一个卖菜的小贩，大声喊：“本人承诺，你按我说的价格付钱后，本从立即向你交付相应种类及数量的菜。”旁观者说：“你有这承诺的功夫还不如把你的菜择干净一些呢”。某些部门的承诺与这小贩一样，没什么坏处，但浪费时间。这些都是虚“秀”。　　

虽说前述两种情况都是虚“秀”，但也有分别。承诺之“秀”，除了浪费时间，没有其他危害。而严禁之“秀”，除了浪费时间，更是损害了行政机关的诚信。行政机关的诚信度对于其执政能力是大有关碍的。商君变法的时候，要通过立一根木头搬一下就赏钱的办法来树立政府诚信形象。这说明当时政府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说得好听，就当戏听，说得不好听，就当噪音，捂一下耳朵也就算了。行政机关要混到这地步，完蛋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可是就有领导不拿诚信当回事儿。今天严禁这，明天严禁那，就没见过真正严禁过啥。就算是只鸡，你老叫它，老不给粮食吃，它也不相信你了，何况是都是人。一张纸弄上个红头再盖上个大红印章就那么好使？好使不好使也全是自己折腾的。做不了的事儿就别说，不是出自本心想做的事儿别说，前一个文件没有执行完毕别忙着发下一个内容相同的文件，即便啥也没说结果啥也没做，是无能，但不是还有诚信么？为了诚信，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一定要慎言。表达决心前一定想好，我能不能做到，要依靠什么手段、什么方式保证说到就做到。不光大话说不得，这“秀”更是作不得。要是有一天被逼得不得不像商君一样去立木求信，这麻烦可就大了。　　

然而说归说，作“秀”，尤其是作虚“秀”的事儿还是不断地出。因此本人建议，从2009年开始评选作秀狂人，评判标准就依据作秀程度、次数等参数来决定。为什么不建议评选2008年作秀狂人？总得给人一个改正时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