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撒满世界，依然遮不住革命导师的光辉

谎言撒满世界，依然遮不住革命导师的光辉　　

最近一个时期，或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布了1949－1983年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统计数字就已经开始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和他们豢养的奴仆们，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利用手中的各种媒体资源和途径，充分挖掘各种资料，把一些人的回忆录、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甚至各种传言和自传性小说当作历史，再配以所谓的调查、采访，经过处心积虑的编织、捏造、歪曲和篡改，肆意夸大并渲染为一场：因为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和他发动的“大跃进”，一手制造了1959－1961人类有史以来长达三年之久的“大灾荒”，在这个所谓的“大灾荒”年代，“三千万”无辜的民众因为饥饿而死亡。然后，对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这场惨绝人寰的“人祸”横加谴责、讨伐和诅咒，好像不掘毛氏的祖坟就是这些宽怀大度的人对毛泽东的最大客气了。　　

一、文痞们把谎言播撒全世界　　

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版（1990重印）]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上海大学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　　

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红旗出版社1994年02月版）中也说：“大饥荒”年代的“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一九九一年三月,丁抒在他杜撰的《人祸·序言》中说。“两千万是个保守的数字，由于中共官方忌讳、回避此一数字，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两千万至四千万。”“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在《1959年－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年－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经过他的一番推导和论证，最后得出：“1959年－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人”的结论。并且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炎黄春秋》的副社长、高级编辑杨继绳在其撰写的《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非常客气地说，“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年大约2000～3000万人。　　

王维志说：“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年共计3300～3500万。　　

廖伯康说：“1958年—1960年”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3年共计1000～1200万人。　　

还有彭希哲、李诚瑞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如果真像上面这些人论述和传播的那样，那真是让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会感到无比震惊的！事实真像文痞和侏儒们宣传的那样吗？侏儒和文痞们把谎言撒遍全世界到底有什么目的和企图呢？　　

二、文痞们说，毛泽东必须受到诅咒　　

我们毫不怀疑这些人当中，少数人的确是诚心诚意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毫不怀疑一部分确实是为了学术而研究当时的人口与历史，更欢迎我们的敌人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思考，指出当时的缺点和失误——但是，几十年来，这些良好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甚至相反——文痞们把谎言播撒到全世界，难道就能遮住伟大的革命导师们的光辉吗？难道就能掩盖住自己为地主资本家招魂壮胆的罪恶本质吗？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必讳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确实发生了一些饿死人的现象，但是绝不像金辉、丛进、王维志、杨继绳、丁抒廖伯康等这此总是用膝盖和脚指头想像的侏儒和文痞们到处宣传和传播的那样“饿死三千万”，绝不会原谅用膝盖和脚指头想像的侏儒和文痞们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捏造历史，肆意夸大并别有用心地编造成一场“人祸”，更不会允许他们寡廉鲜耻地用这些谎言欺骗后人。　　

在这群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中，杨继绳不仅表现得最为突出，最极端，而且也最无耻。他不仅论证、坚信并到处传播1959－1961年“饿死3600万人”这样的无耻谎言，而且还处心积虑地炮制出了一本控诉毛泽东和大跃进“罪恶”的“血泪史”。文痞杨继绳在他那本名为《墓碑》的“血泪史”中如伤考妣地“控诉”道，“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在“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与上面那些无耻侏儒文痞不同的是，聪明绝顶的　杨继绳　先生从全国各地搜集、网罗了许多传闻，自以为拿到了毛泽东和大跃进运动的中“饿死3600万”的确凿证据，就忘乎所以地播撒谎言，欺骗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位地主资产阶级的文痞、侏儒和无聊掮客黔驴技穷了。从他那篇漏洞百出、逻辑混乱、毫无章法并运用世界上所有能够使用的恶毒语言来诬蔑、诋毁甚至谩骂毛泽东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文痞杨继绳完全是“醉翁之意”，他所关心的根本不是人民群众的生命，更不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假“3600万”这个数字诬蔑、诅咒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　　

看看下面这段文字，文痞杨继绳“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而杜撰“碑文”的罪恶目的就昭然若揭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难道人口就是这样研究的吗？这完全是一付投机分子和无耻政客的丑恶嘴脸！　　

让人可笑的是，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无聊掮客，并不以他们四两半斤的智慧而自惭形秽，更不以自己拙劣的障眼法感到羞耻。在他们这些无耻谎言被正直的人们揭穿之后，又挖空心思地编织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旁证掩饰早已被戳得如一张破网包似的谎言。　　

还是上面那个上海大学的文痞金辉，在《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中，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继续编造谎言，欺骗公众和后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稍微懂得一点自然常识的人都会从这个流氓一样的文痞的文章中看出破绽来。“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１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０。”论证某个时段、某一年内自然界的天气与水文变化能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来考量吗？更何况这个政治流氓论证的是长达三十年时间的一个时代。这就像前段时间有人揭露和批判当局，用全国或者某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来赞美康平盛世下工农群众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一样，在十个人中，一个人一年收入上百万，而另外九个分文未收，加权平均的结果是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就是十万元。这种连小儿科游戏也谈不上的骗子伎俩都拿出来作为论据，连智障和脑残之人也会觉得可笑！用黔驴技穷来形容他们这帮无耻之徒简直是对这几个中国文字的羞辱与亵渎。而王维洛在他杜撰的《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中更是寡廉鲜耻地论述道：“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侏儒杨继绳在为自己曾经遭受灭顶之灾的那个阶级招魂壮胆的“碑文”上更像一个黄毛小儿那样信口雌黄。“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那时真像这些侏儒和文痞们说的“风调雨顺”、“气候正常的年景”吗？我们不必去看当时的《灾情报告》，也不必把孙大圣请来向玉皇大帝当面讨教它当时“炮制”那场灾难时的灾情点数。我想，只要是人都不会像文痞金辉、侏儒王维洛和破落子弟杨继绳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那样毫无羞耻。本人小学时就经常听人说起过“大跃进”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有一段顺口溜至今记得清清楚楚。“1958年，平地管冲船，吃了芽子麦，肚子不舒坦。”如果那些年月真是“风调雨顺”、“气候正常的年景”，那么，“平地管冲船”和“芽子麦”是孔老二变的戏法吗？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金辉、王维洛和破落子弟杨继绳刻意编造和杜撰的所谓“风调雨顺”、“气候正常的年景”是无耻谎言。那么，1961年夏季发生在河南郾城县万金公社赤冢店村的那场大冰雹，难道是你们娘老子上演的一场虚幻的魔术吗？本人出生于1961年农历四月份，下冰雹时，我家的房子都被冰雹砸穿了。当时，父母都到生产队干活去了，我二姐只好抱着我躲到桌子下面。这难道是“气候正常的年景”吗？更不用说我两岁多的姐姐也是因为那时营养不良死于那个年代了。关于我这位姐姐的死，因为我母亲是文盲，所以，她只是把我们贫穷的原因归咎于我伯母对她的欺负。因为伯母借她的东西总是不肯归还。　　

文痞金辉、侏儒王维洛和破落子弟杨继绳以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忠实走狗和孝子贤孙，为了达到攻击、谩骂毛泽东、诬蔑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不惜昧着良心无耻地编造谣言，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简直疯狂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真是丧尽天良！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流氓文痞更无耻的人吗？　　

众所周知，1949年，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工农群众接手的是一个积贫积弱、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不要说重工业，就是轻工业的底子也相当薄弱的。尤其是农业生产依然处于分散的、以单个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历代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以单个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小农经济根本没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那时，新中国建立不过才十年左右的时间，尽管经过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全国各地相继修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改造了一些河道，但是，农业生产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六亿人的中国一下子摆脱饥饿和贫困不是天方夜谭的妄想吗？金辉、王维洛、杨继绳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完全不顾这一客观事实，像蚂蟥一样死死揪住大跃进时期一些地方干部借大跃进运动，极力推行 “形左”而实“右”的“浮夸风”、“共产风”不放，把“官僚主义”、“瞎指挥”和“蛮干冒进”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把自然灾害的侵袭导致河南、四川、山东、安徽等地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加在一起，罗织一些个别地方的材料、传言甚至自传性小说，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和夸大，然后再把所有罪责全都安插在毛泽东的头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人的眼中，毛泽东一接手中国，在一天时间内就得让所有中国国土上的人摆脱饥饿和贫困，一日之内就得建成他们做梦都在为之心动神摇的美国那样富庶的国家，工农业生产不能有半点闪失，人民群众不能遭受半点委屈，更不能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事实上，即使这样，他们依然还会找出各种样的理由来诬蔑攻击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买办势力的奴才不仅不能跟随主子耀武扬威、享受特权、颐指气使地欺压、奴役工农群众，还得老老实实地跟着曾经给他们的主子当牛做马的奴隶们一道，起早贪黑地参加各种劳动，而且还要受到工农群众的监督改造。这样想来，文痞金辉、侏儒王维洛和破落子弟杨继绳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们，能不憎恨领导这些奴隶们跟他们拼命、推翻他们那个阶级统治的毛泽东吗？他们能不憎恨让他们跟工人、农民一样起早贪黑地进行劳动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资改派在享受着改革带给他们丰厚的利益和天伦之乐时，金辉、王维洛、杨继绳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一想到他们主子们和自己的老子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很难说他们不心惊肉跳，很难说他们不惊恐万状。所以他们才编织各种各样的谣言，罗织各种各样的罪名诬蔑、诋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看看眼前全国各地那些飞扬跋扈地驱赶、并随意殴打因失业、失地而不得不做小商贩的城管、看看现在全国各地那些手握执法特权而经常草菅人命的警察……这就是金辉、王维洛、杨继绳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在们歌颂、甚至做梦都渴望建立的自由、民主、文明、法制的国度。　　

三、文痞们说，列宁、斯大林也应当受到诅咒　　

地主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杨继绳在给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立的“墓碑”的碑文中写道，“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只要还有一点良知就会明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别有用心的诬蔑和诋毁。且不说1966年3月8日清晨，河北邢台大地震和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全民的救灾行动，仅就本人在1975年8月，发生于河南的那次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中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就足以戳穿杨继绳之流这些无耻谬论。　　

1975年8月，河南遂平、西平、郾城、周口等地发生的那次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中，政府不仅发动没有受灾地区的群众为灾区人民赶制方便食品——我们河南人称“烙馍”——而且还派出飞机向被洪水围困的人们投放这种食物，逃到没有受灾地区的灾民都受到了亲兄弟般的关爱和款待。当时，敝人只有十五岁。我们村北九公里就是召陵人民公社，那里地势奇高，正常年景也得从一二百米的深井里取水。我叔伯大姐是召陵人民公社柿园王村人。洪水淹没我们的村庄后，我们村的许多人都逃到了柿园王我大姐家。当时，柿园王村每家每户都住有灾民，而且灾民们吃的面粉都是当地政府无偿发放的。召陵公社面粉厂就在与我大姐家只一畦地之隔的黄庄村，我曾跟随领面粉的大姐夫到过黄庄面粉厂，那里简直是人山人海，尽管非常拥挤，但是排除领面粉的人却秩序井然。轮到谁，只是把政府发的一个救灾证明（上面登记着每家住的灾民人口数）递上去，发放面粉的负责人看一下就行了。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请问文痞杨继绳，这难道就是你说的，“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吗？你们编造与罗织这些谎言，完全是对涉世未深，尚不具备是非辨别能力以及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子们的蛊惑和欺骗。完全是为在上一世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曾经遭受灭顶之灾，如今又重新登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报屈与招魂，是对毛泽东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恶毒报复。　　

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侏儒文痞们不是整天叫嚷，让人民大众和那些受到富人与资本家资助的贫困大学生们感恩吗？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们把从工农大众和广大劳动者手中掠夺走的财富，转过身子，通过救济、扶贫、最低生活保障等形式分出一点点给他们，这就成了他们的恩德了；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们把从那些青年学生的父母身上榨取的财富假性性地拿出一点点来，变换一种形式资助他们的学业，这也成了他们的恩德了。这样的强盗逻辑能不让善良的人们感到心酸可笑吗？　　

无独有偶，在诬蔑、诅咒和诋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同时，这些流氓无赖及其国际同伙又到处罗织材料，连篇累牍地撰文论述，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也“炮制”了同样惊人的“大灾荒”，因饥饿而死的苏联人“最保守的估计不低于3000万”。　　

　2006年11月30日　，凤凰网“凤凰资讯”转帖了中新网未署名的一则消息：“中新网莫斯科　11月30日　电 乌克兰议会周二(28日)通过决议，承认上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并撰文强烈诅咒说，“上世纪30年代，由于苏联在乌克兰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公社运动，造成大面积饥荒。1932-1933年大饥荒期间，总共约有1000万左右的乌克兰人被饿死，约占当时乌克兰人口的三分之一。平均每天有33000人死于饥饿，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竟达25万。在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苏联当局采取措施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进行反抗的人，被就地处决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因而，他们认为，斯大林必须受到诅咒。　　

　2008年12月27日　，凤凰网“历史综合”再次转帖《环球时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梁小逸撰写的一则报导，梁小逸欣喜若狂地报导说，“乌克兰法院可能将对乌克兰历史上发生的‘大饥荒’问题开启审判程序，打算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这其中可能还包括前苏联领导人，首当其冲的将是斯大林。”“很多人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制造的旨在对乌克兰人进行的‘消灭’，乌克兰现任总统尤先科就是持此立场人之一。”新华社、《大连日报》宋宗利也积极撰文，并用讥讽和嘲弄的语气对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进行疯狂的诬蔑和诋毁。“苏联开始伴随国有化的工业化进程，用过去的术语就是完成了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在全世界的首次试验。但是在农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列宁并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念落实。”因此，他们希望，列宁和斯大林都应当受到诅咒。　　

很明显，从这些文痞和侏儒对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恶毒地诬蔑和攻击就可以看出，这些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与忠实走狗们，之所以那么热心于论证苏联和中国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现象，并不惜用捏造历史、歪曲事实的手段，肆意夸大灾难后果，并把社会主义进程中某一时期遇到的自然灾害的恶果政治化，根本不是关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不是关心受灾民众的生命，而是出于对革命领袖领导亿万劳苦大众推翻人吃人的剥削制度深入骨髓的憎恨，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的恐惧，更是对目前正在觉醒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劳动者的威胁和恫吓。因为，在苏联瓦解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三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开始从资产阶级的宣传、教化的欺骗中慢慢醒悟过来，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开始怀念革命导师们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建设带给他们的幸福和安宁，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被压迫、被剥削和奴役的现实。这种现象的发展和蔓延，使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们越来越感到恐惧和害怕，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走狗、文痞们，就通过编织谎言、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意欲制造一个“谁相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谁就有可能被饿死和困死”的假像来欺骗、威胁和恫吓思念革命领袖、渴望改变现实的工农群众和底层劳动者，这样的用以还不够恶毒吗？　　

四、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痛苦文痞不诅咒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向自然索取生存和生活资料的历史。数千年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和苦难史。其实，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文化程度，也不需要多么聪慧的理解能力和睿智，世界上不管任何一个民族，只要能读懂该民族的文字就会知道，在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下，各个民族的工人、农民和劳动者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关洪涝、干旱、疫病、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大批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由于残无人道的奴隶主、地主和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横征暴敛导致饥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走投无路而不得不暴动的记载不可胜数；由于统治阶级为争夺财产、利益、权势和王位而发动的战争，也不计其数；尤其是上世纪前半叶，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发动的两次世界性的侵略战争，导致数以亿万计的士兵、无辜平民死亡、伤残更是惨绝人寰。怎么不见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等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只言片语的诅咒呢？　　

据史书记载，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由于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的十年间，原来的人口几乎削减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王莽篡政和宦官专权的东汉时期，由于地主阶级横征暴敛致使广大劳动者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黄巾大起义。后经三国混战，几乎每年都有近千万人死于战乱。直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战结束，全国人口由公元156年的5007万锐减到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仅剩下90万，因此才有了“马边悬男头，车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行》）的诗句。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元忽必烈南征北宋，屠杀了1800万人汉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全省人口竟然不满 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曾经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扬州，清军主帅豫王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从四月二十五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肆屠戮，扬州八十余万军民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此为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据清代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所记，劫后之状，惨不忍睹：“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昔日繁华都市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接着，清军继续南下，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之下，先洗江南、岭南，再屠嘉定、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因为嘉定人民抗清斗争尤为顽强激烈，自七月初四至八月二十六日的五十余天内，清军先后三次残酷屠杀嘉定抗清军民，史称“嘉定三屠”。据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所载，屠城令下，“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在三次屠城中，城内民众被刀而亡达二万余众，无一降者。　　

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腐朽的清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暴发。十余年间使中国损失了2亿多人。太平天国爆发前夕(1851年)，中国人口已达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仅剩2.3亿人。其中4000万人死于战争，1600万人死于饥荒、战乱。1864年大清王朝湖广总督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整个天京城十余万太平军和无辜平民惨遭屠戮。　　

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造这些罪恶，怎么不见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等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只言片语的诅咒呢？　　

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的长期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掠夺而去，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过着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些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便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　　

以下是本人查阅的有关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几次重大灾难的简单记载，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1928一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一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男女老幼，拖家带口，离家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有所报道：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建国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62处，受灾人口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一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制造这些罪恶，在灾难中又置广大灾民于不顾，为什么还不见金辉、王维洛、杨继绳、王维志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只言片语的诅咒？　　

在世界历史上，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更是给各国人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总计动员军队 4218万人，损失2210万人，其中死亡515万人。同盟国总计动员军队2285万人，损失 1540万余人，其中死亡380万人。另外，交战双方直接战费约为1863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蒙受损失最惨重的灾难，战火燃遍了欧、亚、非、奥四大洲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前后五到六十个国家参战，大约5500－6000万人丧生，13000万人受伤，一百多个民族和上百万个家庭遭到空前的摧残。其中，中苏两国损失最大，苏联死亡约2680万人，中国抗战八年，战争直接人口死亡大约2062万人，加上伤残和失踪人口，最低限也有3480万人。如果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也在5000万人以上。　　

那么，五十年代初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和六七十年代法国、美国发动的入侵印度支那战争又有多少人伤亡，战争又给多少个庭受到带了灾难和痛苦？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等，这些破落子弟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为什么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诅咒？　　

历代地主官僚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争夺利益、财富、权势和王位，率领他们豢养的军队和家丁连绵不断地相互征战和残杀，导致不计其数的普通平民死于战乱，给无数个家庭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等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侏儒和文痞们不去诅咒；在遭受地震、洪涝、干旱、冰包、霜冻、蝗虫等自然灾害之后，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依然对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导致无数贫苦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帮侏儒文痞们也不去诅咒；帝国主义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发动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导致上千万普通士兵、无辜平民死于战争，给亿万个家庭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这帮无耻的侏儒和文痞们依然不去诅咒；为什么偏偏对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且尚未彻底医治千疮百孔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出现的灾年饥荒饿死人的现象那么热心、那么感兴趣？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说明，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等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侏儒文痞们，并不是真是关心民生疾苦，并不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仗义执言的人。恰恰相反，他们编造谎言，恶毒攻击、诬蔑、诋毁革命导师和他们领导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重新骑在广大劳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就是为让广大劳动群众重新给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当牛做马。　　

五、官僚资产阶级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文痞也不诅咒　　

如果说地主阶级为了争夺财产、权势和王位发动战争导致数以亿万计的人死于战乱、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因为时代久远不值得他们关注，帝国主义为了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发动的掠夺战争给许多国家和民族以及上亿个家庭造成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也不是他们的责任，那么，1994年12月28日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那场大火灾，那些在火灾中伤生的288名学生可都是“花朵”一样十二三岁孩子啊！他们来到这个世上，人生的花朵还未绽放、还未领略人生的艰辛与幸福，稚嫩的生命就在“让领导先走”的教导中夭折了。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为什么不诅咒那些自己不组织学生疏散反而制止孩子们逃生的畜牲们？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只顾自己逃生”的党委副书记况丽，逃进原本可以拯救三十多位学生生命的厕所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把门紧紧地反锁上，任凭孩子们如何撕心裂肺地哭喊也绝不开门，致使一百多名学生死在厕所门外，事后还毫无羞耻地向记者讲述“自己的逃生知识”，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为什么不去诅咒这个心如蛇蝎的无耻之徒？更让人感到愤慨的是，就这样一个整天教育别人“见义勇为”而自己却在灾难中只顾保全自己而毫无怜悯之心的无耻之徒，司法当局仅仅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为什么不去诅咒同样玩忽职守而没有仁义之心的司法者？因为，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诬蔑、攻击与诅咒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希望建立“先让领导富”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希望建立这样一种机械地照搬英美法制而没有丝毫人情冷暖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家也肯定不会忘记去年十月份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三鹿奶粉事故”，数千名婴幼儿尚未成人、甚至还未弄懂有些活物是人还是畜牲就领略了资本家的残忍和血腥。这才是真正的人吃人的社会，为什么不见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有过只言片语的诅咒？　　

无耻文痞丁抒在他杜撰《人祸》时，就像谁挖了他祖坟一样气急败坏地对社会主义和大跃进运动控诉道，“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祸。”把为资本主义招魂作为天职的“黑马”刘晓波在《毛泽东如何杀人——读杨继绳的〈墓碑〉》中恶毒地中伤说，“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难道在克拉玛依油田那场火灾中伤生的288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就不是无辜的生命？那可是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啊！难道在“三鹿奶粉事故”死亡、患病的婴儿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为什么不见无耻文痞丁抒和撂厥子踢套的“黑马”刘晓波对残忍无比的资本家有只言片语的辱骂与诅咒？　　

自资改派私有化以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条生命死于矿难、火灾中，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为什么不诅咒那些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不顾工人、农民死活的官僚资本家们？因为，在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看来，这些死于矿难、火灾的人们不仅与他们毫不相干，更不存在社会制度的缺陷。要怪只能怪这些工人、农民活该自己倒霉，谁让他们没有能耐当官发财做资本家呢？　　

自资改派私有化以来，接连不断的环境污染事故和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给无数个家庭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对那些事故的制造者和责任人，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为什么也没有片言只语的诅咒？因为，在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的眼中，不管是环境污染还是食品安全事故都是个别现象，都是资本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与当前的制度建设毫无关系。　　

看看吧，这就是他们的仁慈！这就是他们的民生逻辑！正如有论者痛心疾首地喝斥这些总是“用脚指头和膝盖”思维的人时说的那样，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侏儒文痞们那里，历史就是他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一加一等于多少，完全凭他们的心境和意愿。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侏儒与文痞们的思维逻辑，只允许他们的主子把中国人民的尸骨当作“过河”的垫脚石，只允许他们的主子把中国工人农民的头颅和鲜血当做私有化的学费，绝不容许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任何失策，即使自然灾害，那也是上帝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独裁和专制以及“疯狂”集体化运动弄得天怒人怨所给的惩戒和警训。　　

其实，一句话说穿了，就是因为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这些文痞和侏儒们与贪婪、残酷和毫无人性的资本家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从骨子里憎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憎恨他们带领广大劳动人民推翻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仇恨和惧怕重新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者再次觉醒，并组织起来再次推翻他们建立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地主阶级的破落子弟杨继绳才著书立说并刻意杜撰出恶毒的“碑文”，告诫他们的徒子徒孙永远牢记他们祖辈曾经遭受过的那次灭顶之灾，告诫他们永远牢记曾经被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剥夺行动和言论自由，并与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劳动改造的那段铭心刻骨的仇恨，告诫他们珍惜并不惜丢掉人间羞耻来维护他们重新缔造的天堂。　　

这就是活生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以来直到今天，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只要阶级和阶级压迫还存在，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停熄。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资本主义私有化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当年“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故意释放的烟幕弹。尽管毛泽东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和警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这些警示依然没有引起当时广大劳动群众和代表他们管理人民共和国的人——那些曾经跟随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所谓“老干部”的警惕，甚至许多“老干部”们还觉得毛泽东整天倡导阶级斗争纯粹是危言耸听。资本主义——这个工农大众和劳动人民的死敌——在中华大地全面复辟了，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被无情地赶出原本属于自己的工厂，四千余万城郊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抛进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工农大众不得不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和奴隶，生活失去保障、有病得不到医治、子女上不起大学。　　

三十年来，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矿难事故接连不断，火灾每年十几万起，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在火灾和矿难中伤生。不仅如此，环境污染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更使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追求超额垄断利润，自私、贪婪和残忍的官僚资产阶级就连刚刚出世的婴儿也毫不放过。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疯狂掠夺下，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越来越大，广大劳动者更加穷困，他们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由于无钱治病，一位9岁男孩用红领巾上吊自杀，一对夫妇用绳子捆在一起双双沉河；由于贫困，南方城郊失地的农村妇女因为没有技术，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为了糊口、为了替自己的孩子缴纳昂贵的学费，为了挣到区区十块而卖淫；由于贫困，福建一名28岁的安徽打工工人，把猝死于租借房屋中的66岁亡母沉于水底。这一切都是谁的罪恶？我想，如果有必要，金辉、杨继绳、王维洛、丁抒、王维志、宋宗利之流肯定会毫无羞耻敢于把这些罪恶也记到毛泽东的帐上，记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帐上。　　

在本文即将完成之时，偶然从中新网上又看到一则令人悲愤不已的消息：亚心网讯(记者苏衍宽 陈峰摄影报道) ：没钱火化，43岁的甘肃农民工吕来信的遗体在乌鲁木齐市一家殡仪馆冷藏室里静静地躺着，截至昨日（2009年1月8日），已经18天了。报导说，从吕来信的工友口中，记者得知，吕来信是乌鲁木齐市华晨储运服务部的一名搬运工，身高1.73米，体重约65公斤。很诚实，和工友一起干活不会耍滑头让对方吃亏。去年11月17日搬运货物时，吕来信走在前面，独自扛着箱子的一端，两名工友在后面抬着。在过一道门槛时，吕来信不慎摔倒，沉重的箱子正巧压到他的颈部上，全身失去知觉，手和腿再也不能动弹。他的家人花掉所有积蓄为他治病，后又借款9万元依然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人死之后，不仅商家不管，还因为缴不起三、四百元的费用，挂着“社会主义”头衔的的殡仪馆和火葬厂，任凭死者在冷藏室挺尸十八天之久也无人问津。这就是金辉、杨继绳、王维志、丁抒、宋宗利等无耻文痞和侏儒们做梦都在渴望建立并盛赞的民主、平等社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来说，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地狱吗？这样的日子难道不是“吃二遍苦，爱二茬罪”吗？　　

六、帝国主义就是剥削、就是压迫、就是战争　　

列宁和毛泽东早就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因而，帝国主义是绝不会老老实实地与发展中国家和平共处的，更不会与各国无产阶级搞什么“和谐”，不论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瓜分殖民地和利益分配时的暂时冲突，而在剥削、压迫和掠夺世界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时，他们的根本利益则永远是一致的。　　

继列宁领导的红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又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大陆上建立起来。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工农群众和其它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非洲各国反对欧美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地相继暴发，阿尔及里来、坦桑尼来、赞比亚等国家相继独立。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励和感染，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纷纷举行罢工和罢课，反对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从无产阶级政权诞生那天起，他们就企图把这个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封锁和经济制来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各种特务、间谍和其它形式的反动组织渗透到社会主义阵营内，与当地反对派暗中勾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化、瓦解和颠覆活动。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无不是他们颠覆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战争和掌握的军事技术——核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力威胁，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八十年代的中东战争、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等等，都是由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挑起的。几十年来，美国对苏、对华进行和平演变政策始终未变，只是由于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存在而未能得逞。后来修正主义就开始执行向帝国主义投降主义的政策，积极向美帝国主义靠拢。

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杨继绳在他刻意杜撰的“碑文”中声泪俱下地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控诉道，“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官僚资产阶级豢养的侏儒宋宗利也恬不知耻借用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恶毒攻击和诬蔑列宁和斯大林领导集体化道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的农民纷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各自的牛、羊、猪，甚至家禽都杀光，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反抗，更有些地方的农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一时间，农村的形势非常紧张。”“农民的反抗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于是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平息农民的愤怒，在1930年的3月2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各地忠实地执行，也有部分是过度地执行他的集体化指令的人臭骂了一通，这大概是他的一贯伎俩，功劳是自己的，过失就得全部由别人承担。”　　

不管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和他们豢养的忠实走狗、侏儒和文痞们怎样歇斯底里地控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独裁”与“专制”，如何疯狂地诅咒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领导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无论地主资产阶级忠实走狗和破落子弟们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捏造历史，歪曲事实，挑唆民众，蛊惑人心，诬蔑、诋毁和攻击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领导的人民公社运动，即使把谎言撒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依然掩盖不住革命领袖和导师们的光辉，掩盖不住他们为重新登台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招魂壮胆的罪恶目的。正像乌云永远遮不住阳光一样，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迟早会被第二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他们编造的谎言必将会被觉醒的广大劳动群众所戳穿，他们编撰的恶毒文字也必定会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无耻行为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