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书与剑

1969：书与剑

                    一　　

经历了1966——1968连续三年的疾风暴雨，1969对于我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在一片“反复旧”的声音里，我和许多人没有再次“被审判、被清算”。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不久毛主席又发出了“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最新指示。　　

这十分难得的安全和清静感，使我产生了冷静下来看看书，想一想的心情和愿望。对于“革命”为我们最大的使命感的这些人来说，看书也只是毛主席著作和刚刚开始的马列，思考呢，也只是运动的经历和过程。学习也只是为了给今后的实践找依据。继续前几年所学的基础，我又开始了在场后小河边的晨读和下班收工后“班后读”，春天里天越来越长了，五点下班还挺亮，我就独自一个人在可以容纳上百人的修车大库里，看《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看《局外人的意见》（列宁）、看一度曾被中国党政干部奉为马列经典而此时又因斯大林问题而被彻底贬斥的一无是处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直到天色模糊的时候。（可是最近了解到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这部书再一次的被奉为经典了）　　

这一年我25岁，毫无疑问是生命中的最有希望的年龄。这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研究生，更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科学院；更没有去想只要“纳新”进入党内就会有官场的“锦绣前程”。而我满怀激情地甚至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要在学问上有什么建树，更不是为了将来的“一朝中举”，当然也谈不到在现实对廉价的“学习模范”之类的追求……我所寻求的就是革命的真理和道路。为了这个寻求，我不顾自己的巨大冤屈和累累伤痕。　　

然而由于运动的史无前列，就是伟大领袖也在探索，也在失误，也有彷徨，也有违心，那我们这些微乎其微的小人物，又怎么能找出明亮宽阔的阳关大道呢？那探索的结果也都会是再一次地创造西西弗斯的神话。尽管如此，我依然肯定自己当年的选择，而那个没有结果的努力，也成了今后道路的铺垫。　　

比较正规的从1969年起，我开始了近乎十年的“文革读书”，2005年我也在博客上写出了《文革读书》，开头写道——　　

文革读书？这也许是令不少人惊讶甚至不屑的话题。文革中除去红宝书和鲁迅，还有书可读吗？你为什么读书？　　

文革读书。虽然我那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甚至也没有家庭文化背景可言。但是仍和不少艰苦求学的青年人一样，继续学习，没留空白，使文革读书成为我自学道路上承前启后的一段历史。　　

 接着再说出了路数、书目 、身份、书源和一些重点书的笔记以后，我回顾道——                    　　

对于读书和学习来讲，文革毕竟是“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这一代或是两代人（包括学者朱学勤所讲的“六八年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竭尽全力、饱含热情地找书看书，也是“大地微微暖气吹”的一个体现。做到了“文革中间无空白”，既继续了以前的学习，又为以后的博学广览甚至改变命运打下了基础。这是我们的幸运。　　

然而另一方面来讲，这终究又是打了折扣的收获。比起当下许多二三十岁就妙笔生花的青年人，我们更羡慕他们的社会大环境。我们虽然尽力而为，也还算没被时代甩下车来。但毕竟青春已逝，失去的机会太多了。这就是命运。　　

                二　　

除去读书，我还在1969年的春天里以总结经验为主题，连续写下了两篇论文，它们至今保存。第一篇15000字，第二篇20000字。对于我这个20来岁的初中毕业生来说，确实不易。第一篇几乎完全的依照了“联共（布）党史”的目录写法，甚至包括每一节后面的“简短的结论”，内容就是以大事记加议论的方法，认真地回顾了七场运动的全过程。然后从每一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里，总结出更多的东西。第二篇最后定名为《历史的经验》，是从整体上回顾思考运动的经验，特别是运动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的正反方面的事例。结合自己学习的经典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对未来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现在在灯下看着我的青春论文，依然被自己年轻时的热情和执著所感动。我深信，这时在若大的中国这样带着现实问题学习思考的青年人，不会是绝无仅有。但是后来除去看到当时对文革“怀疑和否定”而如今被“赞扬与肯定”的人与文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了。对此我当时就感到孤独，如今也更难以找到那时的知音。但是我依然认为有这种思考的绝不仅是我自己。难道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吗？我孤独，我悲哀，但是我绝不相信。也许，这一切都源于这些人如今所谓“话语权”的失去？　　

我所以这样一是急于解决我运动里碰到的实际问题（不仅有进攻和退却的一般问题，还有在内部如何对付“右倾”势力的和在外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二是对于在学习中发现的革命理论有特殊的兴趣。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和当时绝大多数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头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的学习多是解决表面上辩论的理由，他们的理想是各级班子里的位置与名额，（他们也和那些伪造反派一样，在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的同时处心积虑的进入党内），同时也和那些当时就远离现实、等待时机、时刻准备着冲击“象牙塔”的学术精英们明显的不一样。那我的注目点究竟在哪里那？也许就是“革命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结合”，这句看看来在那个年代已经被说腻了的话，却占据和吸收了我整个的青春年华。　　

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或者是青年最常受到批判的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与工农大众的脱离。我虽然毛病很多，但是在这方面确实非常警惕，对于从小就像喜欢读书的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成为书呆子，就是不要成为孤芳自赏的“小资”。投入文革，冲绝罗网也是我在实行这种信念的巨大努力。在写出那两篇文章之后，我又主动地投入了一场斗争——是对一名无辜受迫害者的支持。　　

我参加这场斗争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动介入，不是被迫应战；二是暂居幕后，支持别人。而问题的起源还得从争取梁宝山的复职开始。谁都清楚1968年借“清理阶级队伍”之风，场革委会先是“扭送”了我，后是拿下了梁宝山，至于材料显然都是夸张加捏造。在我从军管会平安回场之后，梁宝山的冤屈也就突出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了搞“调查材料”，逼迫革委会澄清问题，进而达到梁保山复职的目的。然而就在人们都以为革委会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杀手锏来了——场领导和驻军在全场职工的大会上突如其来的提出了“对于数起反革命案件的紧急侦破”，几时的案件呢？1962年的，也就是7年前的两三件案子！任何人都清楚在此时提出这些是彻头彻尾地“转移斗争大方向”——用来躲避在梁宝山问题上的被动和尴尬。但是场里有权决定“运动的方向”嘛。于是办起了学习班，一开始就划定了六七个嫌疑人，随后缩小至两人，在随后又缩小至一人。而且对其“作案的方式”的认定也逐步改变，由厕所里写反动标语变成了车辆上呼喊反动口号，而且证人也只是一个。谁都可以看出这是“荒唐年代里的荒唐事”，都没有想到，平时沉稳平和的吴熙来倒霉地的成了怀疑对象。在怀疑谁偷斧子，谁就像偷斧子的年代，学习班集中，政工组登记，保卫组监督，再加上学习班里人为了摘清自己破例地积极，就使吴熙来一下子乱了方寸，精神痛苦而且慌乱。见到此经过分析，我考虑帮助吴熙来。又经过一些问题的考核，当我彻底地相信了他的无辜之后，就开始给他出主意了。先是主动要求去军管会，后是要求和所谓证人在公共场合公开辩论（我给他写好了辩论提纲），我的这些“轻车熟路的走法”很快就打乱了革委会“革命部署”，最后对于“侦破案件”来个不了了之。可是梁宝山的问题也回避了。在支持吴熙来的过程中，我们传递消息并不容易，多次是我和他爱人约好在场外交换情报。事情解决后他们夫妇和我成了至交。　　

对于吴熙来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来自对于对方政治伎俩义愤，更来自对他本人无辜被伤害的理解和同情，我很清楚：一般人要是落到政治漩涡里，挣扎几下都不是很容易的，更何谈反抗？作为过来人，我十分理解受迫害者的痛苦和无奈。然而除此之外，我支持吴熙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于自己所学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进行实践。没有费很大的气力（原计划我直接打出去的计划都没有实施），就间接地支持了一场的政治斗争，而且取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使我感到信心陡增。甚至联想起伟大的抗美援朝来。　　

              三　　

对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兴趣，一方面来自我在运动里不断遇到的实际课题，另一方面也还来自对于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的逐步了解。从运动前至今，特别是这三年来，我间间断断地几乎读遍了毛选四卷，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著述使我发现了一个灿烂辉煌的宝库。经历了的革命和战争过程总结概括出的哲学原理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精湛宝贵的思想财富却由于某些掌权的政治投机者的简单化和曲解，使它成为了神圣却又虚幻的经典）。然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确是朴实的、简明的、直接的、有力的，智慧万千的。你看，就如人们口头禅般的叙说但未必说清的“五次反围剿”，又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力量和惊人的智慧啊。第一次，蒋介石以10万人对红军的红军的4万人，应当说是一个不平衡的倾斜。然而由于实现了中间突破，歼灭一部敌人的红军很快地就击退了来犯者的进攻；第二次，何应钦挂帅来了20万人，红军人数还略减，可是在15天内，走了700里的红军钻通了“牛角尖”，打了5仗，缴枪两万余，依然粉碎了围剿；仅一个月后又来了第三次敌人30万人，蒋介石亲自挂帅；第四次增加到50万，又兵分三路。红军照样一一打垮敌方；第五次，敌人来了百万人，又由于红军内部排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反围剿失败，使红军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说来容易，做起来绝不简单。反围剿神话般的战例给了弱者（前提是正义者）战胜强者，提供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再说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都是在敌我力量几乎相当或是稍多一点的情况下，全歼敌人的（甚至还有60万歼灭80万敌人的淮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史就是共产党以120万军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消灭了国名党的420万军队，进而解放全中国的。这除去人心背向的因素之外，在军事胆略和智慧上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辉煌的战例的精髓又是什么呢？不怕。这是任何胜利者最根本的前提和素质，当然也有真理在此的一面。借题发挥地说，不害怕会使对方最终对你也无可奈何。比如今天的世界，对于头号世界警察美国，依然有人敢说不（尽管他们未必都信奉毛泽东学说），这不仅的作为国家元首的卡斯特罗、金正日，也有被美国谋杀的萨达姆、米洛舍维奇，有在逃的卡拉季奇（可惜不久前被捕）、姆拉迪奇（波黑前塞族军事领导人），也有执掌权柄的查韦斯和内贾德（至于另一个老对手卡扎菲近来出现了退意，美国也摇起了橄榄枝，结果如何，全世界拭目以待）。任何人只要能做到“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敢于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对方就必然承认你的存在，从这点来说朝鲜地道和越南丛林是美国人永远的创伤和噩梦。不怕，是任何政治军事斗争的起点和前提，无论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对于强敌不敢面对或是心存侥幸，前景不是屈服就是灭亡。对于改革后的中国，美国军界的智囊人物也曾说过，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更是一语中的地说明了这点。学会了不怕，就有了斗争的前提和基本点。在《论持久战》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必败的分析和面对胡宗南进犯延安，毛主席本人不离陕北根据地的抉择，也都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孕育的大智大勇来。　　

当然，光有勇气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特别是在力量对敌人还不是绝对优势的时候。这点毛主席对于夺取济南“攻济打援”的战役构想和几次布局改变上，最大限度地显示了军事统帅的耐心和细致，确实把辩证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难怪美国西点军校把毛泽东军选作为教材。此外在政治斗争中的统一战线，打拉结合，不仅解决了困难复杂的现实问题。而且丰富了辩证法的运用。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对待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基本地位，同时又千方百计的限制排挤我党的国民党，和党内某些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他绝顶聪明地提出了——“先奏后斩、先斩后奏、不奏不斩和斩而不奏”四项针锋相对的策略，不仅恰当、精细地解决了纷繁复杂地现实问题，也出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语言。有感于此，联系到毛主席那一贯地犀利而又诙谐的语言特色，我在后来写出了《从先奏后斩……看毛泽东的语言智慧》的短文发在网上，而且还得到了不低的点击率……　　

也许我的这个态度，会使某些朋友不以为然——你一个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推崇甚至抬高毛泽东又什么不起的？其实不然。我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我一直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绝不是跟着多数人喊口号决定信念。比如还在小学六年级，我在河西区图书馆服务的时候，和工作人员闲谈，我就非常清楚的表明，毛主席不如唐太宗伟大，何以见得？从国家的领土看呐！也许是读书超过了同龄人，使我极容易形成和表明自己的观念，还有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也许是读者了解的例子——就是我还曾在19岁的日记里，在全社会学雷锋的高潮里表达了“我宁愿放弃十个雷锋，也愿做一个谢洛夫。我需要的是真才实华。”的心理，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么在有人动辄就“老毛如何如何”和所谓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风传的今天，我何以更加推崇和理解毛泽东呢？一个是历史的距离使他的某些论断至今看得更清楚（比如对于帝国主义特性的论述，这也包括列宁的论述）；一个是自己沉下心来更仔细地读了他的著作，特别是在后来的工作中遇到不亚于文革的劫难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依然给我带来无穷的斗志和力量。　　

因此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对朋友们说，我可能是一个简单浅薄的人；但还不是一个为了媚俗而从众的人。过去如此，今后依然如此。　　

                四　　

也许在我这一生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习过外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对于外国文化（文学，特别是绘画）的喜爱。说到自己这里我想说一个使自己感到宽慰的例子。一次见到了来津的上海著名文艺评论家吴亮，我曾说出自己的这个困惑，可是同样不会外语的吴亮并没有我这样的遗憾。记得他说，我是不懂德语，可是我了解黑格尔；而且要比一般的德国老百姓要强，你说语言是关键吗？他别开生面的见解确实使人眼前一亮。我既不懂德语，也不懂黑格尔，但是却是从他的比拟里得到了启发和信心。　　

开始讲过，我的外国文学阅读从儒勒.凡尔纳和柯南.道尔开始，而成人以后遇到的苏联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对我影响很大。它以主人公的人生进程为中心，雄浑有力、色彩斑斓地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大陆法、英、德等国革命与发展的全景画，而且文学色彩极浓。读了这部书后，我开始了两条路的探询：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到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应当说这条路也来源于毛泽东的著作），尽管我至今也没有啃过《资本论》甚至也没有研读过篇幅不长但很重要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但是精彩生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精湛悲壮的《法兰西内战》都使我感到了惊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描述也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大师的精神力量，他的致布洛赫等人的著名信件，可以说是洞察现代人类关系事变的钥匙和显微镜，它使我不仅看到了法国革命先驱倾覆的总结，而且也理解了个人在世纪之交遇到事变的内在原因。站在人类思想的大师面前，你会感到当年为了“常委位置”的拼命造反和今天的“正高职称”的不遗余力是多么卑微。　　

我还仔细读阅读了斯大林的大部分著作，而且是在否定他的风潮中看的，应当说他的思想和理念依然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有它的哲学价值。尽管后来我读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这样的专著和索尔尼仁琴的异曲同工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但是基本观点没有变。我不仅对于他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功绩无可怀疑，而且也理解他和对手们（托洛茨基、布哈林再加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尽管应当把政治斗争和肉体消灭分开。至于伟大的苏联的出现和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无言的作品”，更是回避不了斯大林的功绩。对于这位争议极大的政治家，我感到自己的直觉是和格鲁吉亚的山民们的心是相通的。（值得高兴的是在不久前俄罗斯的民意测验中，斯大林依然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政治家）再说列宁。我读到的《列宁文集》无可辩驳的说明了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各个阶段的根本性功绩。26卷中他在无线电的广播里撤销不服从人民委员会命令的杜鹤宁将军的职务，同时任命克雷连科准尉为总司令的神来之笔，更是显示了革命家在“操作层面”上的勇气和智慧。不过在他的著作里，更多展示的还是他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地位。他的《哲学笔记》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于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天才表述，和对大事件、小原因的评价，都很令人难忘（前两年，看到了一部国人所著《天鹅之死》的学术著作，是写列宁在晚年的悲怆景象，包括他得重病和因此带来的隔绝，临死前最后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的悲凉画面。而这更加增加了对于当年这位生龙活虎般的革命领袖的怀念）。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给我引导的第二个阅读渠道是对于以英、法、德、俄为主的十九世纪（包括十八世纪末）欧洲史的学习。这个范围加上我原来对于俄国文学的了解和法国绘画的熟悉，使我对着人类史上的特殊阶段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喜爱。从而对于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原本喜欢的契诃夫就有了更深入地了解。一部《九三年》成了对我振聋发聩的著作，我在《文革读书》里还写到——　　

这是部历史小说，他出色的描绘了历史——那场过去不到百年的改变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他以历史家、散文家、诗人的不同笔法，给读者重现了那场高悬在历史天空的画面。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都在雨果的指挥下，重新登场演出了那场震撼人类史的活剧。而且他还再现了一度可称为世界政治中心的法国国民公会和整个巴黎，使九三年的钟声和硝烟长久的挥之不去……这一切都使我目瞪口呆，罗伯斯庇尔的勇气和雨果的才华同样的震撼了我，从这时起我最早种下了自己的法国革命情结。　　

    然而我却不赞成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观点，因为我理解罗伯斯庇尔的“为了使你幸福，我才凶暴；为了你的善良，我才残酷。”（法朗士《诸神渴了》）尽管如此，我对　　

    作家善良用心和盖世才华还是得表达由衷地敬佩。雨果说，语言就是力量。不仅是朗德纳克说服了阿尔马罗，而且也是作家本人征服所有《九三年》读者的开始。　　

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开始，也包括着受《九三年》、《法国革命史》这样著作的影响，我逐步对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号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经历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从轮廓模糊到血肉饱满，他的理想和命运开始牵动了我的心。法国延续到今天还存在的罗伯斯庇尔学会以及它面对的争论更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如此？是对于献身于革命事业英魂的崇敬？或是自己在“永生难忘的三天”里的特殊体验，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这种情绪绵延不断的结果有两个：一是我在后来的1979年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未录取），上交论文的题目就是《试论热月政变的形成》；二是在1992年我在做记者的业余时间里终于完成了五幕法国革命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之死》的写作。　　

此后我也认真仔细地研读了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受益良多。到后来也能在对《布拉格之春前后》（美.塔德.舒尔茨著）的学习中汲取知识和观念（不久前还买到了他的新著《肖邦在巴黎》）。　　

好了，也许这是一个越说越多的话题，我有些借题发挥了。从1969年说到了整个的“文革读书”，从文革又一直说到了今天。也许是“灯光尚明，意犹未尽”，我又突然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靳凡）来。这部被后来有的研究者称为“科学主义”的书，那时也极大地吸引了我。这部人物思想活跃、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品，预示了一些不甘平庸、潜心努力的青年人光明前景。而后来，我们还真看见一些当年就“全面彻底否定文革”，一心只读“西方书”的精英们终成正果的报道。这些人有遇罗克的倾向，但是没有遇罗克的深度，于是幸免于难。而且至今成了很风光的人物了。　　

学者朱学勤多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说的一群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白天还是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他把他们界定为“六八年人”，而且为他们今天在思想状态的消失感到悲哀。他的想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在他发表文章的《读书》杂志也简略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它的寻找和心酸我感到理解，甚至也为他得继续探求感到敬佩，然而对他的提法我也有我的修正：一是“六八年人”的界定是否窄了一些？在1966年20岁左右的人（大约1945年出生吧，如周国平、　余秋雨　教授那样），如果热衷于思考和学习，起码比小七八岁的弟弟妹妹们更成熟吧？这些人不更应是寻找的范围吗？第二，文章说到“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问题在于读了“红小书”（而且后来还有“红大书”——毛选四卷），就必定不喜欢“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吗？我们经过了以“毛泽东思想”取代一切、排斥一切的年代，后来又经过了言必否定“红小书”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讲“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事实证明，前者和后者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也不能把那个年代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者排除在“民间思考”的范围之内。我们相信人类思想成果的连续性。回顾历史也必须重视他们的努力和实践。　　

我一直怀着热情和虔诚思考着毛泽东思想里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信条，和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任何时候都无意做一个书呆子。读书和写作都坚信思想就是武器——是改造社会的炮火，是刺向邪恶和不公平的利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社会提供的学习背景感到幸运。甚至对于所受到的打击折磨，也认为是革命者的必修课。而且也为自己学习到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军事理论感到满意和骄傲，我相信在遇到新问题时，它会大有用武之地。　　

我的信念没有错，转年的1970我就很英勇的实践了一次，而且取得的胜利。而再一次实践竟然是近21世纪的事了——　　

那是我进行并且也取得胜利的反腐维权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