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中国农业的真正建设者

经济学的致命缺陷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然而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改革的对象。

   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逐年大幅增加，人们总是把粮食的增产归功与联产承包责任制。但要想知道粮食增产的真正原因，就必须知道以下事实：1960年，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70年，与其助手手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1971年2月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到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同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选出强优势组合,1975年进入大规模制种,同时北方杂交粳稻也实现三系配套。1976年以后,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开展了一场亿万农民参加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即用杂交水稻逐步取代常规水稻，之前水稻亩产不足40O公斤，1976年杂交水稻推广后亩产达到670公斤。1976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为210万亩,1979年达到7600万亩,1983年为1.124亿亩。

    鲍文奎是中国植物遗传育种学家，留学回国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多倍体育种研究室主任、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到了1966年，便基本培育成功可用于生产的“小黑麦二号”、“小黑麦三号”等人造新作物良种，1975年培育成功异源八倍体小黑麦，基本上解决了结实率和种子饱满度问题，并首次选育出一批抗逆性强、蛋白质含量高、发酵品质好的八倍体小黑麦品种，自1978年，中国开始全面推广种植小黑麦这一新作物。上世纪50年代，26岁的“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被分配到社科院从事小麦改良研究，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79年，李振声的研究终于取得突破，他带领课题组克服了小麦远缘杂交不亲和、杂种后代不育等困难，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6号就累计推广1.5亿亩，小偃系统衍生良种7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约在3亿亩以上。1974年，中国“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被推荐到莱阳农学院，去学习玉米育种和栽培原理，1979年，他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当时我国被称为"长江水平"最高指标的玉米，亩产才400公斤，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登海的“掖单2号”达到776.9公斤的亩产，这让很多人都无法相信，甚至连当时的农业技术专家也对此质疑。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水稻总产增加627亿公斤，小麦总产增加694亿公斤，中国粮食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科技的力量，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业育种技术的集体突破，使中国的育种技术达到了世界最领先的水平，这都来源于毛泽东时代的科研投入，而且主要的研究阶段与成果，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成的，与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关系。但怀有特殊政治目的宣传，却把事实真相都完全掩盖了，更可悲的是，直到现在中国育种领域的领军人物依然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