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 平津篇——纪念三大战役胜利60周年

大决战 平津篇——纪念三大战役胜利60周年

势如破竹解放华北全境

平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余人（其中阵亡7030人）的代价，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52万人，基本上解放华北全境，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1948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东北战场日趋紧张，廖耀湘兵团危在旦夕，太原绥署阎锡山集团在华北第1兵团的打击下亦连连告急。为摆脱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不利局面，蒋介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想出一个偷袭中共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阜平、石家庄的取巧办法，企图“从危机中找转机”。毛泽东导演了一场脍炙人口的现代版“空城计”，粉碎了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并为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是守是撤？是西撤绥远还是南撤江南？蒋介石、傅作义各有打算，但他们都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暂时不会入关。因而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傅作义将其主力12个军42个师（旅），连同地方部队共50余万人，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公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一条兼顾东西撤逃的“一字长蛇阵”。在兵力布置上，傅作义颇费心机，他将蒋系部队25个师摆在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一线，将傅系部队17个师（旅）摆在北平以西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一线，随时准备撤返江南，或西撤绥远。

为了加速解放战争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考虑，认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最有利，因此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停止休整，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平津战役。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之前，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1兵团缓攻太原，第3兵团撤围归绥，第7纵队停攻保定，以免攻克上述诸城后，使傅作义警觉而提早撤逃；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走热河，出冀东，夜行晓宿，秘密入关；又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部队在沈阳等地庆功祝捷、练兵、开会及林彪在沈阳地区活动的消息，以迷惑敌人；还利用傅作义通过民主人士符定一等试探与我和谈之机，表示欢迎傅派代表来与我谈判，以“稳定傅作义不走”。

参加平津战役的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中央军委规定，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整个战役由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由林罗刘指挥。1949年1月10月，中共中央又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城市接管一切工作。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11月29日至12月20日）：分割包围傅作义集团

平津战役的首要突击方向是（北）平张（家口）线。11月29日，华北第3兵团围攻张家口。傅作义急令驻丰台的第35军率两个师和驻怀来的1个师驰援张家口。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分别由紫荆关、蓟县向涿鹿、怀来急进，切断平缓路。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严重威胁北平，急令刚到张家口的第35军返回北平，同时将分布在天津地区的3个军调到北平加强防御。人民解放军加速行动，第2兵团将第35军包围在新保安；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怀来。这样，平张线上的傅系部队或被歼灭或被分割包围了，达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目的。

与平张线作战的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入关。至12月上旬进至丰润、玉田、蓟县地区，距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还有数天行程。傅作义部从海上逃跑的退路未被切断。为着继续抑留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决定在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同时，令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歼灭黄维兵团后，留下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华北第3、第2兵团对张家口、新保安实行严密包围，东北野战军加速向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挺进。至12月20日，隔断平津间、津塘间的联系，完成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至此，将傅作义集团包围分割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使其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役第二阶段（12月21日至翌年1月17日）：各个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华北第2兵团于12月22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的嫡系精锐第35军。华北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24日解放张家口，歼灭突围的傅系第11兵团孙岚峰部。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在炮兵、工兵、装甲兵的支援配合下，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于1949年1月14日对拒不投降的天津国民党军发动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至15日攻克天津。17日解放塘沽。

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18日至31日）：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解放后，北平国民党守军25万人陷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已成陆上孤岛。北平是华北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为保护这座城市不受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同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但同时命令解放军做好充分准备，以便谈判不成时，以战斗手段解放北平。在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的大力争取、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下，傅作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经过 3次正式谈判，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把这种迫使国民党军用和平的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方法称之为“北平方式”。

中共中央在贺平津解放电中指出：“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济南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3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标志着20余年的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时期已基本结束，最后夺取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新时期已经开始。

毛泽东布下天罗地网

当时，解放军要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从军事上说，已不成问题。但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具有全局意义的胜利，则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战略问题。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作战方向上，有三个可能，一是固守平津，一是放弃平津南撤徐州一带，一是放弃平津西撤归绥（今呼和浩特）一带。事实上，傅作义于1948年11月4日到南京与蒋介石商量的结果，同意自北平撤退，采取固守津沽，万一不利，则由海上撤退的方案。不过，傅作义心存犹豫，并未坚决执行。毛泽东认为，抑留傅作义部在平津地区加以歼灭，对全局最为有利。

为此，毛泽东于11月7日即指示华北、东北解放军将领，密切注意傅作义的动向。同时，毛泽东一方面希望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即入关作战，一方面为防止傅作义部西撤，命令华北第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东撤休整，一方面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准备增援太原前线，协助徐向前的第一兵团，争取于12月15日前攻克太原。

傅作义系国民党军中一位能战的将领，指挥机动灵活，统率有44个军，其中20个为本部军队，24个为中央系（即黄埔系）军队，仍有顽强的战斗力。当时，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将领认为大战之后，喘息未定，内部整理任务繁杂，难以在短期内出动作战，纷纷要求延长休整时间。但前线将领作战积极，士气旺盛，军委即于11月16日同林彪等商量：“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人关为好”。即先行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然后休整。林彪等考虑到部队困难较多，一时没有同意，但答应以两个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同时，仍主张关内部队先包围一部敌军的策略。已先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也不赞成军委令华北二兵团西进打太原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傅作义。鉴于东北野战军的实际困难，毛泽东不能不考虑这样的方案：“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伯承）、陈（毅）会攻京（南京）沪。”解放军将帅之间，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绞尽脑汁，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妥善的办法。

11月18日，毛泽东迅速抓住傅作义动摇的机会，极为果断地作出了平津战役的决策。军委致林、罗、刘电强调指出：“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也就是以和谈为由，来稳住傅作义，而实际上并不同他进行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谈判。同时，确定了一系列军事措施，抑留华北“剿总”系统部队在平津地区予以歼灭或迫降，一是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击傅军向绥远逃跑，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避免刺激傅作义早日向绥远逃跑；一是命令正向太原前线开进的华北第二兵团在阜平待命，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击，协同华北第三兵团阻止敌人逃跑；一是命令东北野战军：“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翌日，林彪接电后遵令动员部队于22日出动（后因具体困难，经军委同意改为23日出发）。从22日起，军委先后命令华北第三团于25日从现地出发，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26日从曲阳出动，进抵涿县、涞水间待命，必要时加入平张线作战。27日又命令东北第二兵团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至此，毛泽东经过周密的考虑，布下了天罗地网，只待傅作义上钩了。

林彪建议“暂不攻太原”

平津战役前，毛泽东计划打太原，林彪 建议“暂不攻太原”，以稳住傅作义。

为了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的方案是，先阎后傅，先取归绥。停止攻击归绥而继续打太原，似乎难以达到抑留傅作义的目的。这时，倒是精明的林彪看出问题。太原的阎锡山，虽不属傅作义集团，但两人原属一系，有着历史渊源，打下太原，傅必惊恐不安，对抑留傅作义不利。11月15日13时，林、罗、刘去电中央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

这个电报除建议不攻太原外，还建议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这对后来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的形成无疑有着一定的影响。

林、罗、刘的建议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6日，毛泽东电示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征询推迟攻击太原的意见，电称：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等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更重要的是，林、罗、刘的这个建议电引起了毛泽东进一步的思索。毛泽东认为，“可以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但要华北徐、周兵团放弃十万人近月余苦战攻占的阵地，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敌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撤围归绥，停攻太原，只能起到在心理上减轻傅作义迅速决定逃跑的作用，如果傅作义要放弃平津，华北军区部队仍难以阻止其逃跑，而这正是毛泽东最不放心的。由此带出毛泽东另一层考虑，这就是请林彪等考虑东北主力是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我们考虑过你们主力早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的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

由林彪等的停攻太原建议引出毛泽东要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这恐怕是林彪始料不及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建议和后来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对平津战役胜利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刘亚楼29小时攻克天津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在杨柳青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野6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都出席了会议。刘亚楼在会上确定了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这次作战，解放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由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亲自写成《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对步兵与炮兵、步兵与坦克兵，以及步兵、炮兵、坦克兵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份《计划》，在解放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天津之战已势在必行，陈长捷借谈判拖延时间和侦探解放军的企图不仅未能得逞，反而中了弥天大计。他的谈判代表返回后，陈长捷赶忙调整守城部署，将其主力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城北防御，金汤桥核心地区就此空虚了。这样也就有了他被俘前的失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聂荣臻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说：我看呢，也许用不了3天，你和陈长捷就可以见面。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3天内攻下天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48个小时，而刘亚楼表态时气吞山河：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碉堡”打个稀巴烂！

刘亚楼没有吹牛，整场战役只用了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守敌13 万人，生俘将级军官28人，校级军官44人。随后，刘亚楼即令十二纵迅速逼近塘沽。翌日下午发起攻击，突破后即向纵深发展。攻至新港，侯镜如害怕被歼，率主力5万人登船南逃（至福建后率部起义），其后卫3000 人被全歼。17日，塘沽遂告解放。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哇，不要守了！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斯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战役的决心部署到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天津战役，创造了毛泽东所说的有名的“天津方式”——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傅作义如何解开“降将”心结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11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的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

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尚未解决，起义决定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228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前往归绥，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傅作义继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228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傅、邓作了彻夜长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的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师非人，中枢摇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像一头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打消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蒋纬国曾欲绑架傅作义

1949年元旦刚过，蒋介石派出他的二公子蒋纬国飞抵北平。蒋纬国一下飞机，就急急忙忙赶到弓弦胡同，找军统北平站站长谷正文商量。蒋纬国说：“父亲先后派徐、郑二位将军来劝说傅将军突围，未果。今又特派我代表父亲再次与他恳谈，因对北平的情况不甚清楚，所以先来找你！”

谷正文将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然后忧心忡忡地说：“凭徐永昌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未能说服他，你二公子亲自出马，恐怕也难奏效！”又说：“傅作义投共心迹未明，要是明了，那就危局难收啊！”蒋纬国问道：“依老兄之见如何挽回这个危局？”“将他带回南京！”“怎样带回南京？”“绑架！而且这个任务只有你二公子才能办得到！”

蒋纬国一听“绑架”二字，直觉那是小人作风，如果“蒋纬国绑架傅作义”的消息一传开，对蒋介石的面子和蒋家声誉将有什么影响？再说他父亲并没交代他这样做，于是连连摇头以为不可。可谷正文坚持说这是当前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并反复阐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说：“如果绑架成功，很可能挽回部队的士气。他部下自有主战派，会带领部队分头突围，再不济也要拼他个鱼死网破，比拱手让给共军强！”

蒋纬国被他说得似有心动，问道：“我蒋纬国一人怎能有力量将傅将军从总司令部里绑架出来？”谷正文说：“这好办！你是代表蒋总裁而来的，拜会完了告辞时，傅作义从礼貌上一定会送你上车，你事先故意将车停在稍远的地方，并与傅聊些同情他的话；趁司令部的卫兵不注意，由我派遣埋伏在车上的人，强拉他上车，只要开到机场，上了飞机就算绑架成功了。

第二天早晨，蒋纬国按计划到谷正文处借车。谷派了两名特务埋伏在车里，车开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将车停在离门卫稍远的地方，一切按计划行事。蒋进入到司令部，与傅恳谈了约3个小时。中午时分，谷的汽车开回来了，两名特务向谷报告，蒋二少爷临时改变了主意，未下达行动暗号，故未绑架傅作义，他本人登机回南京去了。

国民党败退大陆后，谷正文去了美国，但对这个谜一直没解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蒋纬国先生对这件事的真相作了回忆披露——

那天，蒋纬国进入司令部，见到傅作义是一副心力交瘁的可怜相。他瘫坐在沙发上，见到蒋二少爷登门造访，知是蒋介石派来的又一个说客。蒋纬国说明来意，传达他父亲对傅将军的关心和厚望。傅说：“领袖的心情我知道，同样也请他理解我的心情！”他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分析和介绍，说：“现在解放军十数倍于我将北平团团包围，如果突围不啻于以卵击石，他们会将我们分割包围，聚而歼之，必将全军覆灭，35军的教训应当汲取；如果死守，亦徒使生灵涂炭．文化名城将毁于一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国家对民族将是极大的犯罪！”

蒋纬国问道：“傅将军打算怎么办？”傅反问蒋：“二少爷若是处于我的地位，你又打算怎么办？”蒋无词以对。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他深深地为傅将军的国家民族大义所感动，觉得为争一时之胜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千百万生命财产作赌注，那将成为历史罪人。最后他动摇了，毅然放弃了绑架行动。

毛泽东巧用“绥远方式”

北平解放后，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大同也很快解放。华北五省尚未解放的，就剩绥远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总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尚存的一百余万军队。将采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解决方式。“绥远方式”，就是一种比北平方式更宽松的方式，概括起来就是放宽政策，拉长时间，等待觉悟，和平合作的非武力方式，毛主席说的，就“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国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而等待他们组织起义。

绥远驻军共有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珊“晋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各部近十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这里，驻扎包头。也就是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董其武和孙兰峰，都还在这里。

毛泽东说：“绥远方式”，就是一种不用军队作战的方式。政策很宽松，但傅作义感到并不轻松。

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条款公布的第二天，董其武就急急忙忙从绥远飞来北平，直入中南海居仁堂见他的情景。董其武问他为什么“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中，“没有提到绥远”。董其武是希望绥远问题也像北平一样和平解决的。傅作义当时告诉他，绥远问题要等他见了毛泽东主席以后再说。并说：“我们要跟上历史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又叮嘱他：“你回去后，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可现在不行；别看现在解放区地方还小，很快全国就都将解放，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董其武当时就真诚地表示：“我跟您做事多年，一直对您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只是，绥远情况复杂，不可拖延，应当尽早安排。”可见，只要他定下决心，董其武本人就不会有问题。

至于如何解决，毛泽东主席也已有过明确指示。他到西柏坡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就已对他说过：“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的起义嘛！”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亲口对傅作义说，所谓“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具体说，就是双方可以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另一方面则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便于人民通邮来往；把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同时，加强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再看董其武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如此宽松的政策，更给绥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好最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