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是全党最大的事要大办

“十八大”是全党最大的事要大办　　

全党党员同志:　　

我给党中央并全体党员的信，《为迎接十八大作好准备工作》一文在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网站发表后立刻有为数不多的网友跟帖发表意见，其中多数是认为向现在的党中央提如何开好“十八大”的建议、希望中央能够采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这样的意见我不能同意，但他们的意见确实是代表了一部分党员、群众的意见，应引起重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利机构，五年一次大会的召开是当前全党的最重大的事情，每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都要关心这件大事。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如何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作认真的讨论，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的解释，使之回归本来意义。我理解：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民主的过程，只有广泛、深入的开展党内民主大运动，才能真正正确的实现党的意志的集中。因此，大会准备工作绝不应该只由少数人操办，必须发动广大党员参加到这一重要活动当中来。现在的实际情况（我查了一下现在公开讨论涉及“十八大”问题的文章很少很少）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大多数党员同志对于党的“十八大”并不关心，他们没有认识清楚“十八大”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往好了说，他们还没有重视这件大事；往严重了说，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党的代表大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长期以来，谁作为代表去参加大会，普通的党员并没有发言权，所谓的“选举”只是走过场，甚至连过场都不用走，上面的人打个招呼就完了。至于去开会的人究竟是谁、代表谁、在会上他们干了些什么，广大党员并不知道），一切由上面定。而当大会准备工作结束（意味着大部分的民主过程结束、集中过程开始），代表们集中到北京，大会开幕，便更是名正言顺的进入到“集中”的过程。审议党中央的报告、修改党的章程、选党的中央领导，尽管这个过程还是实行“民主”的原则，但无可否认的是这已经是少数人（有代表资格的党员与全体党员的比）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集中的过程。如此说来：党的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否真正严肃进行、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是大民主还是小民主，或者根本就是不民主，关系到此次党的代表大会能否真正开成一个能够（集中全党政治智慧？）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使党在当前严峻的、事关党生死存亡的斗争中重新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爱护，重新立于不败之地。要正视。骗人的话，要揭破。所以，我呼吁全体党员奋起参加到大会的准备工作中来。须知：民主从来是要靠争取才能得以实现，而不是靠任何人从上面恩赐的。负责组织、领导这次大会准备工作的党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负有把这次大会准备工作过程办成党的民主自我改造运动过程的责任，要在准备工作与开会期间在全党范围内就有关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等重大问题实行“四大”（“大鸣、大放”允许党员在《宪法》、《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字报、大辩论”允许党员用包括上网在内的各种形式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开辩论”，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或者说是标准只有一个：在《宪法》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一切违反《宪法》和《党章》的言行，不论是谁都应受到批评直至组织处理）从而使每一个党员从中受到教育、政治素质得到提高。　　

看我写下上面这些话的同志中肯定有人问会：“你是什么人？竟然敢说出这样大的话！”他们会觉得我这是在教训人，是对某某人某某组织的不敬。其实，我确实没有教训人、不尊重组织的意思，这是离休后长期生活在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当中对近三十年来党的演变、建设时刻关心的我发自内心的呼声。恢复党的正确路线领导、根绝修正主义的破坏、干扰需要时间和条件——相当长的斗争时间，创造出有利条件。我可能活不到我们党路线斗争彻底胜利的那一天。但我应当是革命乐观主义者，不是革命悲观主义者、失败主义者，也不是盲目乐观者。今天，所有关心党的人（不论敌我友）都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发生着大变化。怎样的变化？毛主席逝世后，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打着各种骗人的旗号蒙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篡夺领导权，他们阴谋、阳谋一齐进行，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理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时间长达30多年，现在仍在变化当中。这期间革命左派对走资派的批评斗争虽然艰难，受控制，但从未停止。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经历了由这一切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走资派的真面目，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认识到中国必须重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人奋起抗争。随着矛盾的加深，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中间派在继续分化。网上的斗争有了大字报的性质。在人民群众中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更高了，反动右派淡化、歪曲、漫骂毛泽东的结果适得其反。在这样变化了的情况下，提出要广泛、深入地实行党内民主，为开好党的“十八大”作好准备工作不是什么幻想，态度积极是恰当的。　　

网上有同志把今天党所处的情况用长征中遵义会议前的危险情况作比仿，“许多同志寄希望于“十八大”能成为第二遵义会议，或十八大之后能召开第二次遵义会议，但是，这只能是良好的愿望，目前的历史背景、时局环境、左派的力量和所做的准备都不具备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条件”，这意见只说对了一半。众所周知，反第五次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使广大红军战士群众发问：是谁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失败赤裸裸地把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摆在每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革命群众的面前，没有半点含混，他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的不满、愤怒和追究责任的严肃精神是党中央必须坐下来检讨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正确与否的重要原因。没有广大党员、红军指战员广泛的议论和批评，就没有成功的“遵义会议”。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毛主席才能够重新取得军事指挥权，至于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那是后话了。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最后到达陕北苏区，革命的力量保存了下来，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主席那时已经是成熟的领袖，不被认识。今天我们没有成熟了的领袖，确有忠实的毛泽东的学生们在革命左派中，他们会在斗争中锻炼成长逐步成熟。为“十八大”能比较好地开好而斗争正是他们锻炼成长的机会。　　

为能比较好的开好党的“十八大”，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有责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说明自己的意见。为能方便读者了解我这个人，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我生于1918年5月。1934年8月16岁加入山东地下党共青团。1935年参加领导了由女学生徐明娥被害惨案引发的烟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抗议运动，反对军阀韩复渠及其治下的烟台警察局，取得胜利；7月被反动政府指使烟台中学开除，到北京找党。1936年6月我与中共北方局（北京市委）派到烟台作发展党工作的负责党员相会，建立了党的胶东工委；8月到邹平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恢复和发展党员；10月被派到掖县作恢复县委组织的工作；1936年12月胶东特委遭到国民党破坏，书记等领导人被捕，我坚持找党的领导关系。1937年5月在威海参加党工委为委员。1937年12月以胶东特委委员身份参加领导“天福山起义”，组建、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任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部副部长。“天福山起义”打响了山东人民抗日第一枪。1938年胶东抗日的牟平雷神庙战役后，我以胶东特委和军队的代表身份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在这两年中与地主、国民党、共产党退党当了特务的分子打交道，他们抗日是假，保存实力是真。这一段工作使我后来学毛泽东思想识别党内的反面教员有实际基础。1939年10月胶东党第一次全区党代表会上我当选为区党委委员、统战部长和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之后参加山东代表团，赴延安。需要特别说明是，尽管当时处于战争时间，但这次选举是实实在在的选举，每个参加选举的党员都是认认真真地参加选举、投下自己一票的。我的生平简历，已经被写成“人物”的材料文集发表了，不需要多说。下面只在党内思想、政治生活中受教育、考验的突出问题写几点，为了参加斗私批修，反对卖国汉奸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　　

 我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不是因为什么“与时俱进”，而是为了追求真理。　　

我出生在一个信耶稣基督教的家庭，按照宗教贯例，我受到洗礼、从小受着宗教熏陶，再大些，受国民党的教育，相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誓词。“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抗日、反抗日，我对他们由失望到反对。这期间我读了上海左翼文学作品，受到左倾教师影响，在比我年长同学中同情共产党者的引导下，读了介绍苏联的情况的游记作品，了解到苏联和情况和一些肤浅的马列主义原理，我还很难得地知道了中共六大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及其革命的主张……；与此同时我也读了国民党诋毁共产党的刊物（“社会新闻”）等，两下对比、分析结合社会生活现实作出合乎实际、正确的判断。这一切使我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1934年我在学校的演讲比赛的题目叫《我对宗教的认识》，开始有了阶级社会观，认知一切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宗教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行为。我最初的觉悟：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社会的出路一致。顺乎自然，我在高中学生受军训时遇到有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立刻便被吸收为团员，同时有三位同学一起入团。那个时候，国民党正在疯狂地围剿共产党，谁要是沾上“红”，管你是团员还是党员一律杀头。那个时候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可不是什么历史潮流、不是能捞到好处的事情，更不是什么“与时俱进”、“识时务”，而是“反潮流”是造反、是革命、是追求真理！那个时候我曾看到一份毛泽东署名的中华苏维埃宣传品，我并不知道有中央红军离开苏区的事。当时组织上告诉我们说“要发展百万红军”。我（们）高兴无比，立刻投入发动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入团前后，我（们）在学习中除了读进步的书箱之外，办过一个在烟台市报纸上的副刊《鸣铎》。我写过反对军阀内战的诗，发表了；写过设想的有关红军的短小故事，不能发表。1935年9月在北京找党时在图书馆读了苏联拉皮多夫定的《政治经济教程》，在青岛时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用那时的理论知识批评今天的右派，足够用的了。　　

1936年我转党后立即读到刘少奇在北方局领导办的地下党刊《火线》，看了刘少奇化名胡服写的文章及其他共产党人写的文章，深受教育，知道了要公开工作和秘密隐蔽工作相结合，干革命的信心更加增强，生与死已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中，敢于接受并完成党指派的各种任务（在那时的白色恐怖下不是每个党员都能做到的、脱党的人不少呀）。1938年读到《反对自由主义》，开始并不知道是毛主席写的，这时的我已经当了党组织的领导者，觉得手里有了讲当党员的大道理根据，也就是所谓的理论武器吧！自己“理直气壮”。1937年毛主席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在74年后的今天再读，再看今天斗私批修、反走资派的党内思想斗争情况很有新心得（这里不展开说了）。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批评的党内错误思想、行为表现在今天比比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因为比这还严重的问题都还摆在那时没有人批评、反对，查处。在迎接十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把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党员必读重新全文发表，让党员大众识别今天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识别和谐自由主义反动性，识别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真共产党与假共产党，很有必要。　　

“七大”山东代表团赴延安的路上，在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停留了一个冬季，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其时，汪精卫跑到香港、上海跟日本人合作去了。蒋介石与阎锡山搞反共的高潮。代表团先后听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陆定一的讲话。我记得清楚，朱德总司令讲今天党是毛泽东领导不是陈独秀领导了，讲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抗日，当前反对蒋、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毛泽东领导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策略必胜。彭德怀讲对蒋、阎的斗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有什么“服从统一战线”的混话。那时，毛主席在论述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中的独立自主时讲过：“……发展敌后革命政权，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可以边斩边奏，斩而后奏，也可以斩而不奏。”所有这些讲话，使我对自己在胶东当统战部长时执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指示，停止在建立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政权之后再扩大发展，自己束缚自己手脚的的右倾错误有了反省。我还专门给胶东区党委写过信。刘伯承给山东代表团作报告，我记得他讲根据地，抗战，部队的基层编制可以灵活；战场的指挥，预备队不一定要三分之一，可以是二分之一。他讲的是战役、战斗中的问题，部队团、营、连的编制“三三制“问题，他没讲战略性质问题，没有讲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略是运动战为主还是游击战为主问题、而是讲战术性质的问题。他在阐述这些战术问题过程中讲过不论什么颜色的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话。这个“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当年在一二九师干部中知道的人当然很多。而“猫论”成了哲理、真理，成了指导党行动的指针，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悲的事情。　　

山东代表团在百团大战时进入到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在现在大家知道的西柏坡一带地方行走和停留。我们是干部，体验到村庄里的农民真有翻身、解放了的气概，他们对外来的我们安排住宿按规定办很周到，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般的士兵，但对我们不妥当的表现，还是当面直接批评。例如，对马匹未管好，碰撞坏了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要赔偿，而当我们真的赔偿时，他们并不要。这在我们胶东建立了两年的抗日根据地里的农民是绝不敢为、不会为的。什么原因？这一带地方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确实成功。我入党已四年了，对地主、富农、中农的关系并不深入了解，到晋察冀后的见闻才接触实际。这时在代表团发生了争论问题：我们代表团的领导人住地主家，知道农民并不在减租后交租，便认为这地区的领导“左”了。这个地区的领导向山东代表团详细讲了开辟根据地农民运动的过程和经验。地区领导讲的经验大体正是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的规律“矫枉必须过正”。我们都知道，减租减息政策贯彻与否是根据地能否巩固的最大问题。我党发动减租运动，到农民敢于起来动摇地主的统治是一系列艰苦工作的结果，农民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农民把减租得到的好处——本是自己的粮食，再按老租额暗地里交给地主；有农民减了租不交租是为了看到底有什么后果，他们要观察形势究竟怎样变化，在这个时候，不能简单地对待这件事（命令农民去交租），而是要把它放到争取农民群众、巩固根据地的大局中去考虑，要细心处理好与和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对双方都要做说服工作，而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手段解决）。山东代表团领导没有在山东真正动手减租，是落后、不自觉的右。我不赞成代表团领导人的意见，认为晋察冀边区工作先进。　　

把我在山东代表团中赴延安路上受教育总结成一句话：从学习分析“敌、我、友”（特别是“友”与“我”的关系转变），到接触党内“左、中、右”的问题。到延安后，才开始受到毛主席领导的正规路线斗争教育。　　

1940年秋初，山东及其他的代表团陆续到延安，都受到党中央的欢迎。毛主席在山东团的讲话，通俗易懂，他说：“……党中央是作什么的？是出主意、用干部的。现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这路线有团结与斗争的两个方面，是两点论。军队中连支部书记、指导员写工作总结，总归有第一成绩，第二缺点这两点，不是么？团结与斗争，好比鸟之两翼，两个翅膀才能飞。……”。这样把当时路线分歧斗争的事实说出来了。毛主席的这段话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作为我党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政方针，并不是只有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共同抗日一个方面，而是还有斗争（与一切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一面。我们党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和发展。看看我们今天，只讲机遇，不讲风险；讲合作、不讲分歧；讲合谐，不讲斗争；长期以来，对剥削阶级的反攻倒算视而不见、漠然置之，更有甚者，一屁股坐到资产阶级的怀抱中，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成员的应有的立场。政治上党内党外无区别，长年没有政治、内政、外交报告，对党员、党员干部没有要保持政治上先进，行为上作模范的教育和要求，把党员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甚至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利益面前党员、党员干部先上，作党员只有好处，没有危险和损失。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工作满足于作表面文章，从上到下造假成风，生活上腐化堕落、丑态百出，严重地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客观上帮助敌人向党进攻（换句话说，是用假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妖魔化真共产党，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求有朝一日消灭共产党。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内有人就是这么干的）。收回话题，接着讲王明讲话。王明在自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受批评和抵制后，在延安到处说我们党今天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王明抢在别人之前讲这种话，他口才极佳，讲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似乎很有感情。我们听了印象挺好，不明真相。毛主席对河北省代表团曾提问，抗战还要多长时间。代表团当然人人都读过《论持久战》但没有人回答需要两年以上的。我们得知“七大”不能如期召开，要延期多久？没有人预见得到。为什么要延期？表面上是因为蒋介石发动二次反共高潮需要党中央集中精力对付，影响到“七大”召开，大家理解。但是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党内的思想认识并不统一，毛主席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精神其时并不为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多数赞同，王明等固然不赞成，就连反对陈独秀的错误有贡献的任弼时同志对毛主席在《论政策》中批评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例证。……”。也并不赞成。可见“七大”不能开。在正确处理和皖南事变后，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事变中与事变后的严重错误思想表现，党内思想大不一致，理论水平明显低了。毛主席洞察这一切。怎么办？是动用组织手段硬性制定几条，通过报告；还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毛主席采取后一个办法，他英明地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这报告是我到延安听取的最完整的长篇报告，当时没有文字发表，这报告使我发生主动到中央的政策研究室去看党的文献的动机，不再把手上有的理论大著作（如列宁的《作什么？》）花时间硬读，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没有了兴趣。我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办的训练班学习，对于训练班反复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一切服从党”的口号只有提高党性的组织观念意义，不满足了。中央委员及老领导干部们对《改造我们的学习》怎样反应，从不重视到重视，理解由浅到深，其变化我不具体了解，但这思想建党的划时代科学巨著不可能不震动人们的头脑。中央决定参加“七大”的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2月1日　毛主席到学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讲话，我听了这讲话，随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紧接着　2月8日　听了《反对党八股》讲话。《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话很快成文发出。可是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同志及教员们对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重要文章反应迟钝，党校原定的老的教学计划不变。毛主席这才提出自己当校长，同时将马列主义学院改组，张闻天不再领导学院，学院改为中央党校三部，从前方调回延安的干部组成党校二部。中央党校毛主席任校长，彭真任教育长再任副校长，黄火青当秘书长，教学计划改为整风学习运动，学《反对党八股》讲话。我们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每个人都要联系自己工作实际写出反省笔记，那时我们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有深度不一的理解。党员干部们的学习态度严肃、认真，批评、自我批评风气兴起，学员们普遍感觉到自己政治水平有提高有进步，对毛主席更加敬佩、信服了。我在这种气氛中被从学习支部中抽到校部当秘书、再调到一部当组教科任副科长。任职时间三年，我的工作使我离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高级干部更近了，了解的情况更多更全面，也就更有利于我学习和思考。当学习文件写反省笔记的段落结束后，毛主席直接指导我们学党史，分析党的路线。主席亲自编辑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重要文献，把党内两种分歧路线对比地编排付印，主席告诉学员要用笔对比标出正确和错误看法。在学习《两条路线》（后改名《六大以来》）期间提倡“思想解放”“解放思想”。记得陆定一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张闻天说过，“要有脱裤子的劲头批评自我批评”，所有学员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和老地下党员程度不同的联系实际点名批评王明、秦博古及钦差大臣满天飞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干部。王明的政治真面目被揭开了；毛主席是成熟的领袖其成长过程被干部比较具体地了解了接受了。事实证明，对王明这样人不点名批评不行，不把他们传记里的假话揭破也不行，不如此，不能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不利于分辨是非曲直，当然也不就利于在工作中自觉抵制其错误的思想观点和路线。即使是点名批评，也难将其挽回，大家都知道王明后来在莫斯科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者及俄奸的支持者这是后话。　　

在中央党校一部学路线时，我记得有一位老红军干部袁血卒批评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理论观点，引起争论，大家纷纷投入到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当然是马列主义的道理），不以势压人，人人畅所欲言，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锻炼、提高，最终在新的境界达成统一。毛主席在总结“七大”时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党内民主基础之上团结与胜利。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夺取政权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党内民主风气渐渐淡薄，党的代表大会日趋流于形式，时至今日为“十八大”作准备工作仍然是党员大众大多数被排斥在民主选举与修改党章重大事项的外面，只有眼睁睁看着上级在忙“选拔”、忙着向民主党派通报自己党内的事情的份儿（能向民主党派通报的事情，自己的党员却不知道，没有人向他们通报！）。这样的状态怎么能适应今天如此激烈的党内外斗争的需要，又怎能使党在斗争中立于不败；真正坚持党的宗旨、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需要紧急唤起更多的关心党的前途命运的党员乃至于群众一同参加斗争，《党章》赋与我们这的权利，我们要充分行使这个权利。任何借口“党已经变质”放弃行使党内斗争权利的言行都是形左实右，都是错误的。　　

延安为“七大”作准备，审查代表的历史，其时胡宗南部有袭击延安的迹象。康生提出“抢救失足者”“左”的错误口号领导审干，中央党校也受这口号的影响，审查代表历史有过了头“左”的偏向。毛主席作了审干“九条”方针的批示，我记得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群众运动与专职调查工作结合，重证据不重口供，反对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恢复审查中作不出结论被挂起来的代表们的代表资格。可是，执行毛主席九条方针，仍有拖延不及时的错误存在。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及时的加以纠正。毛主席在1945年2月在党校几个部的学员大会上诚恳地作自我批评，鞠躬赔礼。那时候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对自己和别人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错误都是本着“严以律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治病救人”的善意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七大上作的自我批评更令感动，我深受教育、没齿难忘。再看今天，大作表面文章，“表扬、自我表扬”、相互吹捧成风，似乎党中央领导的改革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和错误，更不要说要对因错误的“改革”受到伤害的劳动人民赔礼道歉了。

1945年为“七大”作准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修改党章的文件草案全都是在代表中反复讨论、争论过的。刘少奇为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正确结合，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要写进党章里，所有的参加讨论的同志无不热烈拥护；彭真为首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得到赞同，没有反对的声音。“七大”会议拥护毛主席（原军委主席）为党的主席，刘少奇为副主席，经过会前会后延安各界、各根据地党组织普遍议论，循理成章、自然而然。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已定大局，《论持久战》预见的反攻阶段到来。党中央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大城市，城市工作部选择干部到敌占大城市去工作，我被选中，参加总结地下党工作经验的学习。中央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增加“七大”代表名额，从前方各根据地调到延安的干部中选拔了若干人，完全有必要。山东的代表团扩大、改组，反映了路线斗争学习、教育的结果，中央指定林彪（一二0师大部分在山东）康生（原籍山东人）为正、副团长。他们在会议期间所起的作用，一是传达毛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意见，二是在选举新的中央的候选人名单审查中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我记忆中有人曾问饶漱石是什么人（皖南事变走脱的人）时，回答时讲了好话，“水平高”，并不确实。　　

林彪、康生和彭真在“七大”准备期间对我有影响，对我后来在党内生活经历也有影响，我对他们的了解，看法直至今天仍在分析中。林彪讲过政治历史的“政变论”，而且在文革中真的干了，政变阴谋未遂出逃；康生野心家形“左”实右在批修、文化大革命中当顾问期间的行为还没有如实的得到充分批判；彭真同志在晚年两次修改宪法中给资本主义发展开了大门的错误是遗憾。今天的形“左”实右者表现浮躁，设想出现轰轰烈烈的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没有吃过康生这样人的苦头。文革前老中央委员都逝世了，他们生前未能与右派自封的领袖“核心”决裂，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他们革命与科学的品质阐发出来，批判那个假领袖。毛主席四年中准备“七大”的具体言论、行为在毛主席的传记与老同志的回忆中较前更如实的发布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在为“十八大”作准备有指导意义，不必我的粗浅回忆来说了。　　

我1945年6月“七大”闭幕后离开延安化装到敌占区，8月15日日本投降。从那时到今天66年了，我坦然在批右的文字上署名毛泽东的学生。今天只干一件事：为比较好的开好“十八大”而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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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写下上面文字后的　2011年12月20日　，我向我党组织关系所在的大连市老干部局综合处支部了解到大连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十八大”候选人名单，也还没有任何要当代表的候选人出现。我坚决主张：要当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党员必须先写好明确表明自己要当代表候选人的书面申请书递交党组织，并向所在支部、总支和党委全体党员公布；申请书中要有个人的政治见解与行为、个人及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及财产状况等重要内容，候选人要接受党员同志们的“评头论足”。选举“十八大”代表候选人问题是首先要有所布置的问题。中央已经宣布的“十八大”代表人数为2700人，按照此数，代表候选人数定多少为宜，应及时确定，具体分配数额应让各界知道。我个人意见：全国的代表候选人总数以不少于15000人为宜，将此数分配给各省、市、军队……各界。各省、市、军队各界根据分配得到的名额数再安排代表候选人名额。竞选代表候选人的党员本人必须写有申请书给党组织，不能想象一个本人尚无当代表意愿的人能代表他人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发表意见、行使权利。再往下才有有选举权的党员集体或个人与本人有明确要当代表候选人的党员直接面对面或者非直接对话，相互听取意见、投票选举等一系列严肃的选举活动展开。　　

　12月20日　，我向中共大连市委老干部局综合处支部负责人讲明：一定要实现自己看阅候选人的申请书的权利并提出自己意见。我要求不失时机参加有关选举的会议，得到同意。是这样，我正式参与了“十八大”代表的选举有关的事宜。　　

我诚恳地向以毛主席“两点论”观点来看待我的同志请求，您虽然基本上（不是完全、全部）否定了我的上述意见，但还是请把我最近的两次党内通信都看一遍，这样可以平等交换意见。谢谢！　　

                             毛泽东的学生　　

                                        柳运光　　

                                   　201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