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尴尬之三十七：《非诚勿扰》之“困扰”

不知冯小刚有没有为他的电影《非诚勿扰》片名申请专利，如果没有那是失策，如果有，他就又能靠“无形资产”再发一把了。

江苏台的同名电视节目红红火火，中国人民现在可以拿感情玩一把了，早些年台湾就有《非常男女》，上海有《相约星期六》，如今到了这难得的精神蛮慌时代，文化大水退潮后就靠“比基尼和裸泳”来吸引眼球了。

在传统婚姻观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嫁”是“女”人靠着“家”，“娶”是“女”人居下位，并且女人进门后要冠以夫姓，体现出实足的买卖和占有性。从历史的角度看，婚姻制度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又会觉得这是人类“契约文明”中最“缺乏智慧”和“最不人道”的东西，并会由此产生“改变它”甚至“淘汰它”的愿望。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婚姻法”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如果李约瑟在世可能会称之为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它即使女人获得了“全面平等与解放”，更具有让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改变的“前瞻性”。

《非诚勿扰》之类相亲节目之所以能成为许多人茶余饭后的乐趣，因为他牵涉到每个人都有的“情”和“欲”的本能，也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人们对属于个人隐私的情感生活的“窥视”欲望，带有很强的“八卦”成分，和当前社会的娱乐需求完全一致。参与者借机过了回“明星隐”，观赏者趁机当了回“狗仔队”。

人类所有的情感类型中，唯有男女之情是很特别的，造物主只是先埋了颗种子，随着生理发育而生长，随着性意识萌发而产生。从人的动物属性上看，他和动物发情期的需求没啥两样，但正因为人是“高等动物”，所以就比“低等动物”显得“麻烦而复杂”。对动物，我们称之为“求偶”；对人类，我们称之为“爱情”。

正因为这种感情属“非典”类，所以《非诚勿扰》这个“秀场”，它的首要作用是“雌雄配对”。“雄”的以自身条件不断“抖动”着他的“彩色羽毛”吸引“雌性”，如果你的“羽毛”够闪亮，就会引得那个叫“马诺”的“雌性”春情荡漾。只要符合她“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条件，理所当然她就会为你“翘起尾巴”，你也就能因此得到“一匹雌性种马”。除了表面的条件之外，既然是“种马”，私下还要你拥有能让她死去活来强劲肾脏，如果你只能让她半死不活，那不久又会进入离婚的“殿堂”，要知道现在以此原因而离婚已是习以为常。这就是“非典”类感情的“本能层面”之需求。

“情”和“欲”这两种东西，真情和两性间的天然吸引这两种感觉，就象沾上头发的口香糖，既互不相同，又难以分开，通常把“两情相悦”都称之为“爱情”。而这“非典”类感情的“精神层面”需求，很难象“择偶条件”那样一一列出。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而在平时世俗形态的婚姻生活中，是难以看出一对“同林鸟”在“大难临头”时会作出怎样选择的。测早孕可以用试纸，测真爱用什么，这在中国倒是个不小的难题。

现在中国人都模仿西式婚礼，穿西装、捧鲜花、披婚纱。在展现“幸福”的同时也展现着悲哀，因为我们没有信仰，不是基督徒，没有神职人员主持婚礼，在“神圣”的时刻无法神圣，这一切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逢场作戏，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魂落魄”的伪现代社会里。西方人在婚礼上面对着神圣的上帝，过去的中国人谈到爱情也要崇尚“革命”，而现在中国人的精神没有同一信仰，婚礼只是以世俗观念作比拚，展现出的只有两个字——要命！

尽管历史造就了无奈，但也不妨用我们习惯的“盗版”手法，借用神父的话语来作“真爱”的测试。当新人对：“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健康还是身患疾病，你们都愿意在一起”这神圣而朴素的话语作出回答时，真心还是违心，爱与不爱便心知肚明。如果你真正拥有虔诚的内心，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凝神屏气的超然，灵魂的触角会拨动你内心的幸福神经，让你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候，动物性的择偶条件便显得那么可笑，孩童般的直觉快乐便显得那么幼稚。

不过老天始终在和中国人玩“躲猫猫”，贫穷时给了我们精神，富裕时却偷走了灵魂。在我们的心灵中不知道什么叫神圣，对幸福的认识与感受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深度、广度与厚度。除了动物性的满足，难以体会到文明社会的、现代人类的、既有尊严又充满质感的幸福。当然，在男女之间，也就难以达到“灵肉合一”的完美境界。虽然和文明国家同在一个星球，同处一个时空，但在人生质量上却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宇宙。

至于什么是真爱，两千多年前就有“柏拉图式的爱情”，上世纪初也有佛罗伊德“升华论”，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有《梁山泊与祝英台》，他们的故事都体现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真爱的不一定能结婚，结婚的不见得有真爱。传统的婚姻法和婚姻观在这里显得既不智慧，也不人道。

由于我们仅以“游魂”状态活在一个“躯壳”世界，生活往往以可笑的面目呈现。当你在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便会有个婚姻宣誓，而这个“神圣的仪式”却是由一个不具任何神圣性的，朝9出门上班，晚5下班买菜的工作人员来主持，说不定她自身的婚姻正遭遇着“爱情大魔咒”，下班后还要去对付二奶或小三。由此可见，我们的生活体现出的是全方位的“娱乐秀”。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的“新婚姻法”在不经意间歪打正着，吹响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进军号。《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他的先后次序可以看出，家庭是原始氏族的结构细胞，国家是扩大了的家庭，出于各自的利益，从古至今都导致着世界的纷纷扰扰。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如果说欧盟的建立是对国家形式的“拦腰斩”，“新婚姻法”便是对家庭结构的“连锅端”。“嫁”、“娶”两个字，因女性“摆脱依附，独立解放”而失去实际意义，从此可以从字典里“开除”掉。

没有任何理由再让女方作为工具为男方传宗接代，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孩子继续跟随父姓，床第之事也可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生儿育女属“共同经营”，“额外业务”可“按次论价”。老公需要，全额付款，如果老婆“雁过拔毛”顺便“high”了，本着“诚信原则”，“该找零找零，该提成提成”。为了“规范管理”“公平交易”，有关方面还可以建立一个“城管”以外的新的职能部门——“床管”，以解决失业下岗问题，作为人口第一的国家理所当然该有“足够的创意”。

除此以外，由于失去传统婚姻的利益交换，也就没有了独占私有的患得患失。老婆无权阻止老公在外寻花问柳，老公也不能过问老婆在外面养“白脸狼狗”。遗憾的是，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没能活在这个时代，得不到她传记中向往的婚姻解放。希望历史将会证明，“新婚姻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超过苏俄的十月革命”。

《非诚勿扰》的“诚”之定义，面对着背后的现实困境。中国是个不知“诚”为何物，或是个希罕物的国家，如果说核辐射时期的盐是抢手货，但只要能抢还能得到。而“诚”之所以可贵，在于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当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共同规则被打破，“诚慌”，“诚恐”无疑会成为日常生活的最大困扰。而体现在两性之间，见诸于婚姻实践的“诚”字，更因它的多源内涵而变得尤其复杂，难以把握。所以说，《非诚勿扰》为我们提供了双重功能：作为娱乐节目，哈哈一笑，可以让你提神醒脑；作为社会折射，细细一瞧，更能让你作深度思考。

历史上许多社会变革都是从法典开始的，婚姻法虽然不是宪法，但他影响到每一个人，如果能由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对感情的“诚”开始，以点到面引发公信力、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的全面重建，说不定真能成为我们这个“黄色”人种在本世纪发起的，“影响世界”的“情色革命”，并因此载入“历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