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黑居易: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谈作家富豪榜
前段时间,我报名去驾校学车,教练是一个比我小几岁的90后小伙子。他十来岁小学毕业,便外出打工闯荡。我正在编辑一本探秘小说《寻龙》,练车之余闲聊就问他:“平常看书吗?喜欢探秘悬疑的书吗?”他想了好久,羞涩地回答:“我只看过《盗墓笔记》,很好玩。”“这类通俗故事怎么这么好卖呢?”我心里不免嘀咕起来。
似乎要加重我的感叹,南派三叔这几天一不留神就“爬”上了2011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亚军宝座。在商业浪潮裹挟一切的时代,追名逐利并不稀奇,但是将作家与富豪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制作者的匠心独运,慧眼识商机,因为“你烦,或者不烦,榜就在这里,不真,不假”。
我且不说那个榜是多么的不靠谱与哗众取宠,单说炒作有利于销量,畅销意味着财富,这是大众图书出版市场的铁律。不光作者需要不断地码字,造成持续的阅读期待,而且出版社也希望能摇钱树茁壮成长,不停地摇啊摇,摇得快睡着。
著名历史小说家唐浩明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他曾说:“文不在多而在于精。出版社是巴不得你多写,他是要赚钱的,但我要对自己负责,要珍惜读者对我的信任。这是一种明智。”言出必行,他也是这么做的,在完成《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曲后,宣布封笔不再写历史小说。真乃大家风范!
然而,近年来的诸多系列畅销书,似乎没有尽头。以前一个作家能整个三部曲,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不甘心,可以像巴金老先生那样整个《激流三部曲》,再接着整个《爱情三部曲》。现在的后生野心更大,喜欢搞十全十美大团圆。可是,挖坑,再挖坑,最后挖成了无底洞,最初的兴致盎然,也就变得寡淡无味了。尤其是探秘悬疑类故事而言,想象力、创作力的枯竭真的蛮可怕。
记得前几年《达·芬奇密码》火得一塌糊涂时,我忍着没有读,因为我对那些超级畅销书有点说不出来的谨慎的抵制。我了解市场,但又怕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去年,我终于忍住脾气,看完了丹•布朗的《失落的秘符》(是其引进中国的第二本畅销书),大失所望——人类文明的精髓莫非就是“真言”二字,何苦写几十万字、逗那么大一个圈子呢?前面的种种故弄玄虚,在揭开谜底的瞬间支离破碎。用梁文道的话来说:《失落的秘符》是我2009年印象最深的一本烂书,一个作家究竟要怎样花五年时间,才能退步到小学生水平。据说,这本烂书首印200万册。
相对于美国超级畅销书动辄狂销千万册、全球吸金数亿,拥有13亿人口的国内的畅销书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作家富豪们真是到了哭穷时。通货膨胀预期就连冠军郭敬明也抱怨:“虽然我是第一名,但是2000多万的收入,就能够在一个行业里夺得第一,证明作家依然是一个弱势的行业。在其他行业,也许两千万收入连前十名都进不了。”其实不消与不同行业比,图书注定是带有一定精神价值的商品。与那些动辄挥金如土的房产商、金融大亨、石油巨富相比,作家富豪显然永远是弱势的。
房产商还觉得委屈叫穷呢!我看到在微博上,就有房产商让大家来评评理:“限购如同谋财害命,高价地卖给我们,同时把客户赶走。”这个理儿,单纯来看,也有几分让人同情,可是找谁说去呢?在政策决定命运的市场里,只顾着“低价买地高价卖房”发大财,咋就不能料到“高价拿地不让卖房”的闹剧呢?得了便宜又卖乖。这跟降价砸盘想退房的投资客一个逻辑,不可理喻。
那么,哭穷的作家富豪们又做何感想呢?想想自民国以来产生的自由撰稿人吧。新文学之首鲁迅几十年创作生涯,版税几何?陈明远先生在牛棚里,曾捧着《鲁迅日记》,研究鲁迅的版税。后来,他扩展开来,在《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民国作家富豪榜”(这是我赋予的定义,非其本意),其中就有康有为、胡适、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据他统计,“鲁迅民国至去世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至4万元的收入(含一定的非版税收入)。”
胡适的版税收入二倍于己,鲁迅没闲心去扯淡,对自己的生活与写作状态还是满意,起码可以保证住不错的公寓楼,坐小轿车看电影兜风。1932年4月30日夜,鲁迅不知为何大发感叹:“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可见,鲁迅十分珍惜并审视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人格、经济独立,并对自己的知识写作保持警醒。在鲁迅看来,上不上作家富豪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始终保持写作独立、思想独立。
任何一个作者,可能成为富豪,但未必可以被誉为作家!作家者,有创作的大家也。这世上有多少伟大的作家,注定是生前寂寞、穷困潦倒,身后荣耀,荫子福孙,譬如曹雪芹、卡夫卡。
一个作家在成名后,不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且十几年如一日地笔耕不辍,不断创作有分量有思想有内涵的好作品。鲁迅,现代新文学的开创者,除了“被死亡所捕获”,就无人能夺去他的创作活力,这难道不足以给喧哗与骚动的作家富豪榜一点启示吗?
黑居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