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是赋予民众和平造反权

　　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是赋予民众和平造反权　　

　　---------从民权民治的程序规制角度看中国民主建设的未来　　

　　田忠国　　

　　民主，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但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一种是程序民主，一般情况，人们称程序民主为西方式民主，另一种是人民民主，也就是毛泽东苦苦思索的大民主。前后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前一种民主模式被中国学者称为民主，后一种民主模式被中国学者称为独裁专制，或者叫集权。但是，西方学者和中国为数不多的学者却认为，人民民主是实质性民主，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拥有至高无尚的问责权、监督权、造反权、管理权、革命权（对官僚体制和自身，双向的责任自由制约模式。我之所以称为双向的责任自由制约模式，关键在于，自由的前提是承担一个人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对于这种民主模式，中国学者一般称为专制集权。　　

　　由此可知，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其价值观念、民主观念、民主标准，包括思维模式，全被西化了。对于这种学者，我称之为有精英专制欲的黄皮肤外国人。我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在专制欲望的驱使下，西方民主中又加进了等级制的封建内核。这样的民主理想，是中国精英的狂欢节，普通民众的灾难日。　　

　　一般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在国家治理中，由民作主，也就是说，民众可以集体决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民主方式，叫实质民主。而民众只有票选权，但没有决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权的民主模式，叫程序民主。　　

　　对于前者来说，人们有比较深的误解，以为人民民主，也就是大民主是无法程序化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对于社会来说，程序就是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路径，也就是说，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有个明确的路线图。这个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路线图，就叫程序。而对程序规范的文字信息，就叫制度。　　

　　但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不论程序还是对程序的规范文本，其内核必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核心或者叫主体价值观念，包括道德观念。如果一个程序制度失去了主体价值观念，这个制度起到的作用就只有撕裂价值目标。因为，程序制度是强制性构建价值目标共识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程序制度没有对主体价值观念，包括道德观念的强制执行，就没有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目标共识。　　

　　价值目标共识，是由不同但又系统的价值秩序构成的。因此，程序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秩序的架构体。其中，它既包含了权力的逻辑意志，也包含了权利的逻辑意志。而这种逻辑意志，就形成了文本之外的制度语言和制度意志。　　

　　或许，有人会问，价值秩序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文化。文化又来自何处呢？思想。也就是说，思想是文化的萌芽，行为是文化的呈现。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主流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程序机制。当然，程序机制有明机制和潜机制之分。明机制是文化或程序制度形成的一种社会机制，而潜机制则是拿不到桌面上的人际关系模式，比如说，人们常说的官场潜规则，就是标准的潜机制。　　

　　我曾经写过好多有关预测社会未来问题的文章，旨在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社会的未来，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因为，价值选择决定之后，在价值管理的作用下，价值自有其不可逆转的价值逻辑。预测未来，就是把抽象的价值逻辑图像化。而价值逻辑的演绎变化过程，往往是通过简单的程序逻辑的模型展现出来的，比如说中国的六爻、奇门、皇极以及玄空风水等等。美国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　　

　　一个管理者不能透过管理文本，看到未来，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管理者。　　

　　但是，上帝总是开人类的玩笑，总是把一个个德鲁克式的无知大师推到社会的顶峰。　　

　　有人对美国金融危机倍感诧异，其实，那是机制逻辑的必然，没有一点好奇怪的。但是，就是那样把推向灾难的深渊的机制，却被世界各国的主流精英视为人类的经典之作：自由经济。而同样被西方和中国主流精英视为经典之作的，是西方式程序民主。　　

　　一个无法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民主模式，是人类在民主之路上的最大悲剧。因为，所谓政治制度，就是人类共同参与还是少数人参与制定经济分配权的制度模式。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利的社会配置，决定了经济利益的配置状态。有人认为，我不参与政治，那样就可以安全的坐享其利。其实，放弃政治的参与权，就是放弃经济利益的诉求权。对于想安全的坐享其利者，我不得不说，如果那样的人多了，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必然会遥遥无期。　　

　　有人认为，权力制约就是三权分立。其实，三权分立只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是全部方式，因为，世界上对权力约束最有效的途径是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权、问责权、造反权和管理权，而不是三权分立。　　

　　有人看到我在文章中一再提到民众的造反权问题，他们一定会想，我是个暴力反抗的支持者。但其实，造反既有暴力造反，也有和平造反，比如，通过人大会议的途径，把为害一方的官员反下台，就是一种和平的造反模式。我个人认为，不给民众和平的造反途径，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民众必然会选择暴力造反。　　

　　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大暴发，或许为时不远。但如何应对社会失控导致的政治变局？我以为应该成为人们近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共谋化解之良策。　　

　　当然，我以为，票免官员是首先应启动的应急之策，这是其一。其二，地方出现问题，高层要和民众站到一起，向地方为非作歹的官员宣战，而不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就是对不法官员的鼓励。有人可能认为，如果高层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民众说话，将会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潮，其实不会。因为，民众唯一企望的，就是在中国有个说理的地方，有了说理的地方，民众就拥有了理性和智慧。其三，社会反抗也是一次肃清不法官员，贪污腐败的契机，使干部队伍恢复纯洁和生机。其四，组织民间有智之士，尽快规制人民民主程序，把民众的反抗，引导到动态有序的渠道中来。　　

　　其重点在于构建：　　

　　民众的问责机制。　　

　　民众的监督机制。　　

　　民众的造反机制。　　

　　民众的管理机制。　　

　　民众的票免机制。　　

　　如果中国能尽快的构建起这五种民主机制，中国不仅可以化解一切社会矛盾，并在数年内，就能纳入到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