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和“下”和“五七干校”

“上”和“下”和“五七干校”

一、传统意义的“上”和“下”

　　语言学家们猜测 “在远古社会里，一个人在部落里的地位极有可能与他的身体强壮程度和力气大小紧密相关，而身体强壮程度和力气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块头高矮和大小。在格斗中，高大的猎人比起矮小的猎人显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并且通常格斗是以胜利者把失败者压在身下作为结束的”（参见蓝纯2005：142）。他们把这个当作“上”和“下”在语言中的隐喻用法的经验基础。在我们中国，特别是在古代，比较威严的建筑物一般都建在有台阶的基础上，如中国古代的皇帝的宫殿；在封建社会里，老百姓见了皇帝或者当官的要下跪等。即使在现在，人们在列名单里，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名字列在最上方。这是“上”和“下”在现实生活中的隐喻实现。也就是说，在现实中，作为“近取诸身”的“上”和“下”的概念还根深蒂固地影响和统治着人们的思维。 “人往高处走”这种观点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
　　对于“上”和“下”，研究语言的人从隐喻角度挖掘出了许多东西。在汉语中，“上”和“下”主要被用于构建（语言学用语）四个目标域（隐喻研究术语）：数量，社会等级，时间，状态。（蓝纯2005：139）分别具有下列意义：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般来说，“上”为“好”，如 “工资上调”，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上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上”都好，如“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上扬”等。也有些语言用法是需要视情况而定的，如“温度上升”这一表达。在我们烧水时，我们希望用较短的时间把水烧开，也就是温度上升越快越好，那样既能节省时间，也有可能节约能源；但在有病人时，我们则希望他或她的体温不要升高，三十六度五左右就行，要是升到三十七度或者更高，那就是让人担心的。
　　涉及到社会地位时，“上”和“下”的意义表现为：“地位较重要为上，地位较次要为下”（蓝纯：）。人们不但从汉语中发现是这种情况，在其它语言（如英语）中也是这种情况。如在汉语中，我们中国人有以下通俗用语：上调、下放、上情下达、上级部门、下级部门、上司、手下、上座、下座、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等。
　　从上远古时候起，人们就以 “上”为尊“下”为卑。到现在，这种传统思维还没有多大变化，这种深层意识还深深地统治着我们。其存在，不仅仅是在意识中，在现实中，它还表现为那些占据“上”位的人用各种物质手段（如各种规章制度，或者经济或军事的力量）来保障他们获取的这种“上”位不被剥夺和尽可能地保持着对那些处于“下”位的人的优越地位。但是，被压抑久了，总有人不高兴，总有人想着打破这种传统。固守传统的人会说，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为什么要改变？也有人就会问：“自古以来就有的，就不应该改变吗？”当然，要想改变传统，摆脱传统（如“上”和“下”）的统治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人类总不会固守传统的，总会有人看透许多传统是不人道的，他们会做出各种努力来改变“传统”。
　　在人类历史上，追求“平等”的意识已有几千年了。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概念也有几百年了。如若固守传统，一旦某人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就想着永远保持对他人的“上”位，或者想让其子孙后代继承它，在社会生活对于社会财富总是中多吃多占，人类社会只能会在兽性竞争中裹足不前。
　　以往的追求“平等”，仅仅是暂时把“上”位和“下”位颠倒，但总是造成新的“上”位和“下”位之分，也就是改朝换代。自从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就一直努力创造一个不再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社会，也就是不再存在“上”位和“下”之分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五七干校”则是一次伟大的试验。由于是一次试验，“五七干校”是暂时失败了，但是其伟大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二、有关“五七干校”　　

　　现在一提起“五七干校”，就有人把它与“干部下放”，甚至是“迫害”干部，联系起来。
　　为了了解“五七干校”是什么回事，我们在网上搜索，是有不少资料，但大多数都是非常负面的叙述。现在的绝大多数文人学者都把“五七干校”当成贬义词。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年少年和对中国历史没做深刻思考的人也把它当成迫害人的地方。在那些人心目中，“五七干校”就是“整”和“迫害”干部（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然而，在今天政坛上和“学术界”，有不少头面人物的简历中都有“下放”的字眼，那一段历史倒成了他们翻云覆雨的资本了。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一边谴责，一边又享用着它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真是滑稽。
　　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叙事方式和措辞也会不同。现在的大多数叙述（文人们的叙述）都把“五七干校”当成了“迫害”干部的场所。信仰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则认为它是改造人的思想和自我锻炼的地方。这就是立场不同导致的，但我们也得指出，一些人不仅是立场问题，最主要的是骑墙派，谁得势谁是靠山，又好落井下石。要是为了人类进步着想，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为了人类的解放着想，就不可能对“五七干校”这个事物说三道四。而应把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进行辩证分析，找出其价值和意义所在，并找其偏差所在，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国家为民族负责。相反，一窝蜂地吹毛求疵，或者持“中立”态度，都是不负责任的。
　　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从来没否定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们也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人都想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仅不参加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想多吃多占，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最后的结果就是崩溃。在旧中国，不就是因为食利者多吃多占弄得老百姓们走投无路才起来革命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中国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粮食产量还不是太高，广大农民和普通工人的生活还非常艰苦，为了建设人类历史上最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让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的锻炼有什么不可呢？而且，“五七干校”的出现为人类新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它就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而发生的。试想一下，如果坚持下去，中国不就向最美好的人类社会更接近一步了吗？中华民族不就能对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了吗？聪明伶俐的知识分子们为何那样如丧考妣呢？你们不是追求平等吗？为什么就不能为实现真正的无不压迫人的人类社会努力呢？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清正廉洁”这样的词语，但是，那只是老百姓对为数不多的为官者的赞扬，那更是老百姓们的苦苦的愿望。在各朝各代，统治阶级的官吏无不是高高在上，无不盛气凌人，附着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身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也是狗苟蝇营，勾心斗角。一旦占据了“上”位，他们无不是视普通老百姓为草芥，与百姓之间，总是难以逾越的鸿沟。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知识分子的为虎作伥，足以解释为什么历史总以改朝换代的形式前进。现在的一些人，对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大加赞扬，对历史上的一些所谓“清正廉明”大加歌颂，难道不懂得那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小的点滴吗？在哪个时代，不是芸芸众生构成了社会的底层呢？那些所谓的太平盛世只是冰山一角。否则，历朝历代的官逼民反的历史事实该如何解释？朝代的衰落灭亡总是内因在起作用，用个别历史人物的“野心”或者外族入侵来解释历史总是怎能让众多的人信服？
　　共产党人的一个目标就是结束“上”位和“下”位分野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历史任务就不能说已经完成。他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他们的解决办法决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改朝换代的老路。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一段时间后，由于旧的剥削思想的惯性影响，政府工作人员表现出来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附着于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身上的各类知识分子也表现出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为了避免“改朝换代”周期率再次发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五七干校”这种新生事物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五七干校”有没有偏差吗？是肯定的。但是这种偏差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是思想问题。到“干校”锻炼的人，或者说严重一些，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们，有很大一部分抵触它，这是真正存在的。另一方面，当时的一些负责监督的人员也犯“官僚主义”或搞不正之风，也是真实的。但是，仅因为这些偏差，就能完全否定“五七干校”的意义吗？“五七干校”设立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干部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站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立场上和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它何错之有？不就是让那些人去农村体验一下生活吗？有人可能说了，那样不耽误了政府运转和科学研究吗？那得看你是怎样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了。看今天的现状吧。“干校”已被取消三十多年了，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也不需要接受工农的再教育了，但他们又做出了多少成绩呢？今天的公务员们，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们，都拿着普通老百姓不敢奢望薪水，还有各种优厚的福利，他们又搞出了多少科研成果呢？
　　不论那些当官的和所谓知识分子们怎么哭诉，“五七干校”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试验。其目的就是保持共产党员及其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由于自私自利的思想导致的偏差不应怪罪到它身上去。对“五七干校”吹毛求疵的人，认为普通老百姓就不应该有发言权的人，连资产阶级追求 “人人平等”的思想都没有，有的只是满脑子的封建等级思想。其它的啥话也别说。
　　如果非得坚持“中庸”思想，说谁谁没有权力让那些当官的和知识分子都去“改造”，说什么知识分子都有其“独立性”，那只能是历史虚无论者。假如都保持所谓“独立性”，到深山老林里做隐士好了，那样最能保持“独立性”；或者自己搭建房屋，自己种粮种菜，什么也不求别人，那样就没有人找你的茬，那样就不会有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了。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你就不能怪老百姓对你有所要求，你就不能怪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毛主席共产党要求你去改造思想。如果读一点书的人都想保持所谓“独立性”，人类社会就不应有“教育”这种活动，大家都像野兽那样，各自吃饱之后晒太阳去，谁也别管谁的事情。
　　在众多的“知识分子”哭诉的时候，也有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对“五七干校”给予了完全的认同。著名诗人藏克家就是其中之一。在干校劳动间隙，诗人还创作了许多诗歌作品，歌颂普通劳动者，歌颂这一场伟大的实践。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诗人辞世之后，不知是哪位能人，在对诗人评价和介绍时，还故作聪明地说诗人受“迫害”之类。真是无耻之极。不知把中国引向哪里，那些人才能心满意足？
　　据说是毛主席批示把干部“下放”锻炼，或者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对此，不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我们也不能十分肯定。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是他批示的，那就是“整”和“迫害”干部吗？
　　不论是不是毛主席批示“下放干部”，反正是“下放”已成了“伤痕”，“伤害”、“折磨”和“整”的代名词。它可能还被继续被“伤恨”地“喊”下去，或许直到有一天再被革了命之后就不再喊叫了。
　　那些曾经遭“下放”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想过吗？想当初如果没有人把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老百姓的子弟组织起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光按着你们的思路，一心保持你们的“独立性”，那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在把已经举手投降了的“愚蠢”的中国老百姓杀掉之后，你们这些“高贵聪明”的知识分子们就能获得比日本人的士兵还要高的地位？你们就能在日本人刺刀下面保持你们的思想独立性？
　　把你们送到乡下的“农场”去参加一些劳动，你们是吃了一点儿从来没有吃过的苦头，但你们想过和理解那是为了什么吗？你们不是总是念叨“自由”和“平等”吗？为什么就不能与那些流血流汗的汉子们平起平坐呢？难道你们在人格上就真的比他们高贵吗？　 　

三、谈“能上能下”

　　说到“干部”“能上能下”，那很可能是“改开”初期的词语，曾经喊得震天响。但是，现在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因为在“改开”时代，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也就不了了之。现在的中国大陆则成了千军万马都过考“公务员”这个独木桥。一旦挤身“公务员”之列，有着诱人的工资福利和各种保障，也没有下岗之忧，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当官的大多成为只能上不能下，普通的事务类公务员也都是处于“四平八稳”的态势，哪里有“能上能下”的空间？
　　在美国，每四年选一次总统，比较重要的职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并没有“只能上不能下”的说法，而普通政府工作人员与其他的从业人员相比并没有多少优越感。不论你是肯定还是否定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但在这方面，它的确有着让人佩服的地方。当然，当你想一想那些退职的美国政府高官在退职后都可能被各大财阀聘用的时候，你就能明白美国并不能做到人人机会均等，其“民主”和“平等”也只是形式上的。但是，与中国现在的政府运作方式相比，人家也是有骄傲的资本的。
　　在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当官的和为宦的，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是能上不能下，所以，就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那也就是贪污腐化。但是，各级官吏遭到贬遣的还不在少数，甚至被削职为民或被处决的也不是闻所未闻的。而今天的官场则是“只升不降”，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人浮于事，贪污腐化，则是最让人感到失望和无奈。不论有什么原因和借口，导致今天这种状况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这种运行机制的崩溃也是必然的。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下，让我们以公正的态度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历史，“五七干校”不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试验吗？它不是为了永远解决人类的苦难而作的伟大的努力吗？　 　

四、从隐喻角度谈“下放”

　　现代语言研究以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而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大多数是一个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就是在说话写文章时，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绝大多数读者所明白的。所以，现代语言研究看重传统。当然，这是从认知角度来讲。比如说，在汉语中，“上”的用法是比较固定的。我们说“北上”和“南下”，而不说“南上”和“北下”。就像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说的，“上”和“下”在语言中的意义有着深刻的久远的经验基础，它导致了现在的人们以“上”为尊。但是，在语言使用中，也有突显（）。什么是“突显”呢？就是不合传统或常规的用法，比如说文学作品的非常规措辞。如“地老天荒”这样的成语和 “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样的诗句都属于突显。“突显”是必须在可限定的范围之内，超出大多数人的认知范围时，它难以传情达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规措辞（突显）能更好地表达意义。所以，现代语言学虽然着重描述和解释常规性的语言运用，发现和解释语言运用的规律，为人类的进步和科学发展服务，但它也必须发现突显的价值，比如文学作品中的突显的价值。现代语言学在这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在语言研究领域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然而，对于“上”和“下”的研究，一些专家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说起来是头头是道，但是，稍微一换视角，就会搞出前言不搭后语的事情来。
　　其实，从隐喻角度来说，“下放”应该被看成“突显”。那就是对“能上不能下”和“人往高处走”的反常规。是的，“人往高处走”是传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是，老是抱着传统不放就是正确的吗？老是传统下去就是文明进步吗？研究文学作品的学者们，对那些文人学者的作品能看出他们的“突显”的价值，大加赞扬他们的“非常规”，难道就不能理解和接受“五七干校”这种伟大的试验吗？还比如，在列宁领导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对“下中农”是给予十分的信任和依靠，在现在就被一些文人学者斥为极左，认为那是与传统的“上”尊“下”卑相悖，聪明瑞智的学者们就不能从“非常规”的角度想一想那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新社会的革命吗？你们就不能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校枉就必须过正”吗？你们能做到凡事都顺其自然和符合传统吗？
　　关于“五七干校”这一伟大的试验，我有勇气承认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自己还不能给出非常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是，从思维和语言角度，从人人都有求新求变的要求和冲动的角度出发，追求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们难道不能对“五七干校”这种事物给予热情的评价吗？
　　“五七干校”是已经被否定了，它还在被告诅咒着，被哭诉着。那些伟大的文人学者们就等着睢你们诅咒和哭诉的结果吧。
　　你们不就是要什么等级秩序吗？你们不就是要警匪兵匪一家吗？那就等着看到警匪一家兵匪一家成为常态的时候，看你们还能向谁哭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