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魏征以“犯颜直谏”而闻名，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有一次，魏征和唐太宗因讨论问题发生了争执，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唐太宗，气得太宗当场退朝。回宫后，余怒未消地对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忙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竟然当众说我的不是，常在朝堂上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穿戴好朝服再次站在庭中。皇上很惊讶，问她何故。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听后，怒气顿消，清醒地认识到虚心纳谏对于天下兴亡的重要性。　　

魏征能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往往使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尽管如此，太宗还是很欣赏他、尊重他。太宗知道，魏征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是为江山社稷的长远利益考虑，因而先后接受魏征二百多次批评规劝。　　

贞观十七年一月戊辰（十七日），魏征病逝，太宗登上禁苑的西楼，“望哭尽哀”。亲自撰写碑文，并写在石碑上。太宗追念魏征不已，对侍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资治通鉴》详实记载了“贞观之治”君明臣贤不朽的历史。法之则治，悖之则乱。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说的是古代贤人不耻下问，向打柴割草的人询问请教。当今的地方官若何？大多与其相反，拒谏饰非，刚愎自用。　　

地方官大多违背执政为民、行政为民的宗旨，将人民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使得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央设立“信访”机构，充分表明这是一条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然而，这渠道却被地方官一一堵塞，尤为严重的是将信访办、信访局变成了私设的“黑监狱”。　　

据《南方都市报》（9月24日报道），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关押、押送一些上访者少则收取数千、多则收取数万元的劳务费，并在看押、押送期间多次殴打上访者。　　

《南方都市报》（9月25日跟进报道）称，警方查到了安元鼎与各地政府签订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其中，上杭县公安局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据《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4期报道，从2007年起，陕西陇县的“秋菊山庄”被当地政府用来关押上访户，政府以此迫使上访户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出省上访，甚至从此放弃上访念头。　　

何根存，66岁，陇县下岗职工，先后两次被关进秋菊山庄：2008年3月上访北京后，拉回关押5天，2010年6月、7月共关押39天。　　

边世彪，66岁，原陇县食品公司职工，同样因上访北京，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8月16日得以放出，一共关押54天。　　

杨生虎，于2010年9月25日写下保证书，并对着录像机表了“不再上访”的决心后，得以放出，前后关押34天。　　

…… 　　

这些惊心动魄的罪恶，令笔者辗转难眠。中国是一个誉满全球的民主国家，是法制社会。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竟然被剥夺，诬为“违法上访”，投入“黑监狱”。究竟是谁在违法？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和陕西陇县的“秋菊山庄”，属于公检法的哪个部门？如果哪个部门也不属于的话，这种私设的“黑监狱”何以能堂而皇之的存在？并发挥其关押、押送、毒打上访者的作用？　　

上访者并非嫌犯，即便是嫌犯，也只能由公安机关缉拿关押、司法部门依法制裁，也轮不到私设的“黑监狱”呀！何况上访者与嫌犯之间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百姓有冤屈上访到北京，是件大好事。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当百姓的冤屈无处申诉，不得已去找最信任的中央投诉，证明了百姓心向北京、信赖中央。诚然，中央有比此更多更大的事要做，所以在各地设立信访部门，委托、责令地方问题地方解决。　　

地方政府若能按照中央的政策和指示精神办事，一可以杜绝上访；二即使出现了矛盾，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及时公正处理，使百姓心悦诚服，何来进京上访？难道百姓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吗？不平则鸣！凡是百姓上访，究其根源，皆是地方官制造矛盾、掩盖矛盾、激化矛盾所致。百姓忍无可忍，不得已而为之。　　

如要不信，请看云南退休副省级官员带领村民上访，被威胁“灭口”。百姓又当如何？　　

据2011年9月27日《新京报》报道：　　

杨维骏：1922年3月生，云南昆明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农民代表张桂仙介绍，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张桂仙说，他和村民曾去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　12月17日　，韩家湾村的400多名村民到社区街道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遭到拒绝。　　

在村民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12月17日，杨维骏从村民处听闻这一消息后，从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并乘坐专车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杨维骏命人拍照、摄像取证，并带着村民去省政协，他说：“政协能监督政府，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带农民到省政协上访？”　　

杨维骏说：　　

“当时了解到这群失地农民的处境，觉得十分可怜，他们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了，但各种手续都没有，安置房也没有下落，他们四处上访，到有关部门信访都没用，都在踢皮球，省里打到市里，市里推到区里，区里又说没权做主，我既然是省政协退休的副主席，群众找到我，那我有义务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政协，政协对政府不是有监督职责吗。”　　

“农民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我毕竟是有级别的，我的配车可以畅通带着他们进去，能引起一些领导的重视，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 （新京报记者与杨老的对话洋洋万言，篇幅所限，恕在下省略，有兴趣者，请到网上查阅。）　　

事有公论，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任何手续都没有，强行征地拆房，违法否？犯罪否？矛盾制造者是谁？上访80多次，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是否在掩盖矛盾？迫使农民走投无路，继续上访，是否激化了矛盾？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遮风避雨的房屋被强拆，面临露宿街头的灾难，向各级政府信访80多次，踢来踢去得不到解决，信访者错在何处？罪在何方？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中央人民政府，这说明百姓心中对中央尚有信心。百姓失去信心的是各自为政的、失去公信力的所谓的地方政府。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90岁高龄的杨维骏出面，这些农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被逼无奈进京告御状，又有多少人被投入“黑监狱”，饱受非人的酷刑。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从1997年开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和残疾人邻居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把徐林东抓回漯河，并将他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　　

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一份鉴定书认为：徐林东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加强监护。　　

徐林东称，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他的家属在2007年才通过其他村民知道他的下落，但却被告知无权接徐林东出院。　　

徐林东住院期间，每月花费医疗费1000多元，六年半下来花费近10万元，这笔费用是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的。　　

2010年4月底，“徐林东事件”被媒体曝光，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有关证明的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被免职。经过新任领导的同意，徐林东才得以走出他住了六年半的精神病院。　　

徐林东“被精神病”6年半，被捆绑50次，电击55次，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用于无辜的信访者身上，令人毛骨悚然！比之“黑监狱”更可怕。肉体的摧残，精神的虐杀，实属罕见！徐林东即是可怜的，也是幸运的，九死一生，重见天日。若非有媒体曝光，在镇政府和精神病院这帮刽子手中求生无望矣！　　

以上例证表明，利用种种非法手段迫害信访者，使信访者受双重冤屈，是地方政府在重复违法犯罪：　　

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强行拆房毁地，是违法之一；　　

利用种种残酷手段“截访”，极尽折磨迫害之能事，此违法之二。　　

2005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信访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对待上访人员的责任。《信访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这里明确规定“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看看地方政府是如何认真处理的：　　

据《新京报》报道：　　

今年3月5日，因涉嫌“违法上访”，陕西富平县两农妇段定梅、乔转丽被当地警察押至富平县政府前的广场，被揪到由富平县政法委、富平县法院、富平县公安局等部门联合组织的“万人批斗大会”，并且在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直播。　　

42岁的段定梅，高中文化程度，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　2010年2月18日　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后被连夜用专车遣返回乡。　　

　3月5日　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当日下午，二人被带上警车去县政府广场参加“批斗大会”。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信访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富平县此举是“畅通信访渠道”，还是堵塞信访渠道？无需多说，大家心知肚明。　　

看看这些地方官巧立名目、强加罪名，什么涉嫌“违法上访”？何谓“违法上访”？上访违法吗？在地方信访办能得到及时公正解决，焉能出现进京上访？　　

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一次信访能得到公平处理，谁愿信访第二次没事找事呢？　　

百姓是普通的公民，有守法的义务，也有行使公民权益的权利。如此无端地剥夺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开万人“批斗大会”，侮辱人格尊严，到底谁在违法？　　

中国的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通过一次信访就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一个傻瓜愿意跑80多次。　　

愚蠢到家反而自作聪明的是一些不知羞耻的地方官，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对《新京报》记者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 处理时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快闭上你的嘴吧！简直是奇谈怪论，贻笑大方。如此说来，一切违背中央政策、指示精神、国务院的《信访条例》的，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违法行为，只要冠以“特色”二字，便可大行其事了。今天如此称之为特色，明天如彼亦称之为特色，“特色”岂不成了开脱罪责的万灵药方？　　

刘银学、高建峰二位大吏，地球人都知道，你那不叫特色的解决方案，而是变了色的诡辩。什么叫本色？杨维骏老先生是也！懂吗？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宋史·乔行简传》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是最重要的治国大道之一。堵塞言路、闭目塞听是最大的弊政！其危害无法言喻。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似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 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周语上》　　

（ 译文：周厉王行事暴虐，住在国都的人都指责他。邵穆公提醒厉王说：“人民再也不能忍受您的政令了！”厉王很生气，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要他监视指责王的人并上报，厉王就将被告发的人杀掉。人们再也不敢聚在一起议论国事，在路上遇到熟人，只能以目光交流。厉王很高兴，告诉邵穆公说：“我能禁止诽谤了，这些人不敢讲了。”邵公说：“您这是在堵住他们的口啊！堵住民众的口，比堵塞河流还要可怕。河流若被堵住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多，民众也是如此。因此治理河道的人要排除堵塞，让水流畅通，治理民众的人要引导百姓说话。…… 民众心里所考虑的在口头上流露出来，治民者应该成全他们的思虑，施行他们好的意见，怎么可以强行阻止呢？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这样做国家还能支撑多久呢？”厉王不听劝告，于是国都里没有人敢说话，过了三年，国人便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了。）　　

沉痛的教训不可忘记。地方官们，搞出的这些“截访”花样，“黑监狱”、“精神病院”、“万人批斗” 大会，与周厉王的“弭谤”手段何其相似！他们无视国法，无视国务院公布的《信访条例》，独出心裁，公然践踏人权，践踏民主和自由，非但不能解决矛盾，而且不断激化引发更多更大的矛盾，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之所以如此不择手段“截访”，其用心有三：　　

其一：为了达到零指标，欺骗中央邀功，结果适得其反。　　

其二：为了掩盖他们自身种种罪行和猫腻。信访和二访的内容往往都是揭露他们腐败的凭证，上访者即是受害者，也是知情者。　　

其三：滥用职权，欺凌百姓。老子天下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因而，他们不仅抓、押、打信访和上访者，有的人连信访和上访的边都沾不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抓被打。　　

　2011年9月27日　《新京报》报道：　　

　9月15日　，洛阳一名叫赵志斐的男子独自到北京旅游，当晚住进西城区四路通附近一家小旅馆的四人间。当时，他不知道房间里此前住下的三个人中有到京上访的洛阳人。第二天凌晨，十几个不明人士来到小旅馆，除了房间里的三个人，来京旅游的赵志斐也被误为上访者一并带走。在从京遣返洛阳途中，不明情况的赵志斐被打伤。　　

到洛阳后，16日下午，家人在洛龙区英才路边，发现了昏迷不醒的赵志斐。将其送往医院，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是：闭合性颅脑损伤，闭合性腹部损伤，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洛阳当地派出所称：“可能是抓错了。”　　

请问抓谁是抓对了呢？是上访者吗？果真如此。也不对，作为执法部门的派出所，不能信口胡说。抓也好，捕也罢，只适用于嫌犯，信访和上访，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能随便抓吗？应该说接回原地依规公正的解决上访问题才对，这是地方信访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做好了是为中央分忧，下情上达，是安慰民心维护稳定。而不是像上面那样抓、押、打、惩，胡作非为，这是给中央添乱，是侵犯人权、制造混乱、破坏稳定。　　

赵志斐，有人抓，有人打，有人出面负责吗？赵志斐的无妄之灾、莫名之冤向谁去诉？无奈之下赴京上访，是否又得被抓投入“黑监狱”和精神病院呢？很难说。　　

“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唐·韩愈《子产不毁乡校颂》）道出了堵塞言路之危险。　　

疯狂地“截访”，最终结果只能如韩愈所云：“下塞上聋，邦其倾矣。”不可不防，不可不慎！　　

上（唐玄宗）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三卷，唐纪二十九》　　

（译文：唐玄宗有时在宫内设宴行乐或在后苑游玩打猎，稍有过失，就问身边的侍臣：“这事韩休知道吗？”话音刚落，韩休的劝谏书已经送到。唐玄宗曾经对着镜子默默不乐，旁边的人说：“韩休当宰相以来，您比以前瘦多了，为什么不将他赶走？”唐玄宗叹道：“我虽然消瘦，天下一定肥了。萧嵩上奏事情常常顺着我的意思，可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常常和我争辩，可退朝后，我睡觉就安心了。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的身体。”）　　

此时的唐玄宗尚为圣明，加之有直言进谏的韩休和张九龄两位贤相的辅佐，打造出一个“开元盛世”，以显赫的地位载入史册。可见纳谏的作用何其重要！后来，唐玄宗走向昏庸，导致安史之乱暴发，唐朝几乎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与玄宗已变成了有眼的瞎子、有耳的聋子不无关系。宋朝晁说之写了一首诗《明皇打球图》，则是最好见证。其诗曰：“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韩休若要健在焉能如此？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失者在诸子。”（汉·王充《论衡·书解篇》）　　

“知政失者在草野”，说得再好不过。百姓是弊政和腐败的受害者、知情者，信访和上访的内容都是救治治政缺失的良方。　　

《信访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上严格规定畅通，下却极力壅塞，孰之罪也？但愿勿蹈周厉王之前辙，乃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