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叫把艾滋病人惦记在心里

怎样才叫把艾滋病人惦记在心里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俺们领导人纷纷前往，看望艾滋病患者。日理万机的温总更是专程到安徽省阜阳市，深入村庄，亲切看望艾滋病患者、孤儿和基层医护人员，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　　

２９日下午４时许，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杨庄村口，因艾滋病父母双亡的黄金红、黄新梅、黄新雷三姐弟一看到刚刚下车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立刻围了上去。胸前戴着红丝带的温总理伸开双臂，笑容满面地拥着孩子们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是的， 2003年到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2004年登门看望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无私奉献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2005年到河南上蔡和因艾滋病失去亲人的老人、孩子共度除夕，2006年邀请艾滋病致孤儿童到中南海做客……艾滋病患者的状况，一直是总理心里的牵挂。（据新华社）　　

看到温总如此亲民、爱民，俺这已进不惑之年的草民，不禁沧然泪下。是啊，一个央央大国总理一天有多少事要做啊，美国金融危机要关心，4万亿救市资金要关心，破产企业要关心，重大灾难要关心，群体事件要关心，股市狂趺要关心，楼市不涨要关心，农民工讨工资要关心，下岗职工吃不起饭要关心，待富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就不了业要关心，大学者季羡林要关心……俺总理真的，真的，真的好让人感动啊！　　

感动归感动，但严悛的现实让草民不得不为之震惊。卫生部2007年11月29日上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称，截至2007年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2万350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62838例，死亡报告22205例。2008年12月30卫生部通报，截至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而据卫生部等单位对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一年之内上升4万例，疫情估计更高。　　

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领导人如此关心，另一方面患者与日俱增，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毛泽东时代不是消灭了性病了吗？现在怎么一个艾滋病会搞不定了呢？探究其原因，竞都是一个“穷”字引的祸。　　

下面这两则新闻让我们知道了引发我国艾滋病的原因　　

这是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血站这一以救死扶伤、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血站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区一度曾有33个血站成立，仅上蔡县城就办了4个。其中有公办的、私营的、卫生医疗部门办的，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办的；有技术、有条件的办，无技术、无条件的也办，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加入了卖血者的行列。卖血被当成了一种有效的致富门路。当时，上蔡县城一个小型血站登记挂号的卖血者竟达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卖血者达444人至500人。另外，还有一批数目可观的外出卖血者，他们成群结队地北上郑州、开封，西进平顶山、焦作，南下武汉等地，有的还成立了组织，选出头目，让他专门出面联系卖血业务。当时，一些上蔡县的有识之士就对此现象忧心忡忡。卖血的确为一些急等钱用的人解决了燃眉之急，但由此发生的悲剧也不少。例如，频繁卖血使卖血者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体弱、贫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艾滋病已悄悄走进上蔡县，卖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卖血队伍出现了所谓的“血头”，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的亲友；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他们实际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转卖，以赚取利润的生意人。为了赚钱，他们草菅人命，采血时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时共用一个针头，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张旗鼓的卖血中酿成了这场大祸。大祸终于在90年代末爆发。 2月10日，记者艰难跋涉在泥泞的村路上，一位妇女的话语不经意地飘过来：“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得了艾滋病！”记者震惊：艾滋病的阴影，死亡的阴影就这样时时刻刻笼罩着村里人的心头。当你环顾四周，总可以看见几个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这种阴影又怎么可能消除！所有当年卖过血的人都忧心忡忡。这里的人们在饱尝了贫困之后，还得去品尝比贫困和艾滋病本身更大的痛苦，他们在无助、迷茫和痛悔中生活着……又据广州日报，今天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记者了解到，广州市“高危行为干预队伍” （简称“干预队”）成立两年来，已经在各区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共干预了上万名“小姐”、“男同性恋”及高危人群。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表示，经性传播感染HIV的患者比例已经越来越高，针对这种形势，干预队已经从“高危人群”转向“重点人群”，除了娱乐场所“小姐”之外，像建筑工地工人、长途车司机乃至大学生等，都被纳入干预范围。

队员领着40名“小姐”宣誓“健康是人的第一财富，健康是幸福的根本保证，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也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幸福，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坚决使用！”不久前，记者跟随“干预队”来到广州某个酒店开展艾滋病防治干预活动，在讲座的过程中，一名“干预队”队员带着近40位“小姐”宣读了上面这段“健康誓言”。“一开始看到这几句话，没人相信那些‘小姐’会跟着念！”这段“健康誓言”的撰写者、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专家、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官员万绍平说，“其实，她们也希望自己健康，只是以前没人教过她们该怎么保护自己而已！”

两年干预上万人次广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 “高危行为干预队”创始人徐慧芳说，经过两年的时间，现在全市已经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干预队”，广州每个区市都有10多名队员，至今已经干预上万人次，主要给“小姐”、男同性恋以及其他高危人群做干预讲座、现场抽血验艾滋、派发安全套等。“一个性工作者如果5年不用安全套，可以直接或间接感染80个人！”这几年来，广州在性病门诊和酒店免费发放安全套近50万只。随着干预力度的加大，目前全市暗娼安全套使用率升至82.87%，吸毒人群共用针具率下降至24.26%，防治环境越趋宽松。

长途车司机成防艾重点艾滋病防控形势在变，防艾对策也在“频出新招”。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说，从2008年开始，广州开始实行“多部门联合防艾”，除了针对“高危人群”，还把一些“重点人群”纳入干预范围。调查显示，独自在外地打工的工人，以及长途车司机，因为长期不能和家人团聚，其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其中不少人都在寂寞时找过“小姐”。不少年轻的大学生全盘接受“性开放”的观念，频繁更换性伴侣，或者和网友发生“一夜情”。这些人群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可能性比较高。对此，广州市卫生部门和市建委、市交委合作，对全市建筑工地工人以及“长途车司机”这个群体进行宣教，派发安全套。此外和高教部门合作，在大学生当中开展各种形式的防艾教育。“警察经常和犯罪嫌疑人搏斗，和吸毒者接触，也是高危人群，纳入干预范围。”

计划对“买春者”进行干预“除了政府的力量，我们现在还在发掘民间力量和志愿者。”徐慧芳说，现在已经有7个民间组织加入到防治艾滋病的队伍中来，其中包括4个男同性恋组织。据悉，从2008年开始，广州实施了中盖艾滋病项目和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现在做艾滋病防治，资金方面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去年拨给民间组织的艾防资金都有100万元。”“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小姐’不愿用安全套，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客人不愿意用。”日前，在对广州市“干预队”队员传授技巧时，万绍平专门提到了对“客人”的干预。万绍平说，根据他在四川的调查显示，“买春者”年龄跨度非常大，最年轻的只有17岁，最年老的竟然是80岁的老爷爷。从职业分布来看，各行各业都有，工人、捡破烂的、修自行车的、司机、公务员、医生、教师，有些文化层次很低，但也不乏文化层次高的人。至于这些“客人”每次光顾的开销，最低的甚至只要5元、10元，多的则是几百元。

由于穷而卖血、卖春，由于卖血卖春而感艾滋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年收入成倍增加的今天会出现用自已的原始资本，血和性器，达到嫌钱的目的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总结说：“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然而，一百多年后，马克思所批判的现象正在中国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土地上泛烂成灾。为什么被斥之为贫穷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时代，能够消灭妓女，难道这些所谓贫穷的女人忘了自己的原始资本？

   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艾滋病，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叫把艾滋病人惦记在心里。否则，同艾滋病人在一起的一切活动，归入二个字——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