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危险”根源何在？》

《“四个危险”根源何在？》

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中办”发出了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专家们谈了感言。但都是讲意义多，讲效果少；谈信心多，谈危机少；列现象多，究根源少。我觉得全党同志如果是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学习和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那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大家应当先回顾一下共产党90年的历史，再来认真对待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危险”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产生危机感、急迫感和责任感。同志们可以想一想，1927年蒋介石的“412”大屠杀，使当时的一些共产党员叛变的叛变，脱党的脱党，逃避的逃避，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出现“精神懈怠的危险”？而是擦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又继续战斗。1934年中国共产党被“洋顾问”李德折腾得九死一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出现“能力不足的危险”？1949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坐上了江山，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出现“消极腐败的危险”？1958年“大跃进”失误，导致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四人帮”祸国殃民，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铁的历史事实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里有了毛泽东这个人。是他举起了井冈山的红旗，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革命的道路；是他在遵义城临危受命，使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是他延安窑洞的灯光，让中华民族看到了光明前途；是他在西板坡立下了不当李自成的誓言，带领共产党进京考取了“状元”，坐稳了江山；是他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让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甘心情愿同共产党患难与共，同心同德。而为什么在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之后的今天，有了62年执政的正反经验的今天，有了33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被人们称之太平盛世的今天，反而出现了“四个危险”，这难道不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认真对待吗？

首先我以为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危险”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四个危险”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信仰出现了危机。又为什么会出现信仰危机呢？总祸根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极右的反动势力，他们（其中还有自称是共产党员的茅以轼、李锐之流）疯狂地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而我们的同志却不闻不问。这就让人们难以分清是非，让人们迷失了方向。一些不懂历史和不明真相的人，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人们必然在想，这些极右的反动势力讲的是事实吧？不然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天下，怎么会容忍极右的反动势力如此反对自己的领袖而无动于衷呢？而我们的同志又为什么要对极右的反动势力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呢？我以为主要是我们的同志存有“求稳怕乱”的顾虑，害怕一提毛泽东就意味着是搞阶级斗争，一讲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再次开展“文化大革命”，因而采取了避讳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同志忘了，你“不闻”，说明你在当“驼鸟”， 说明你“理亏”；你“不问”，说明你在“默认”，承认自己心虚。这也正好被极右的反动势力抓住了把柄，以期实现他们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罪恶目的。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让人们出现信仰危机就是他们罪恶目的的第一步，这一点极右的反动势力算是暂时得逞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头脑特别清醒，他深知毛泽东的名字已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毛泽东思想已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标志。所以，邓小平坚定地肯定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地位不动摇，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不放松。这正是邓小平伟大、高明之处，也是邓小平赢得民心的关键所在。人们试想，如果毛泽东和邓小平健在，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出现“四个危险”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其次，“四个危险”的核心是民心。中国有一句千古名言，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们讲信仰危机，其实就是民心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民心危机呢？根本原因是当代社会危及到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出现了奇迹，跃居世界第二位，让世人钦佩。但是，社会上却也出现了奇事，这就是人们“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怪现象，这又实在让世人难以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要骂娘呢？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城市里的工人，原本是以厂为家，为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他们成天吃咸菜、啃窝窝头没有一句怨言，十几年不涨工资他们也不在乎，他们明白一个道理，“锅里有米就不愁碗里没有饭”，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绝对没有错。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支持改革开放政策，下岗回家“待业”，等待“共同富裕”的到来，结果是父辈等白了头，儿辈也成了“啃老族”。最后的命运还算不错，托党中央“以人为本”口号的福，吃上了“低保”。但是，眼看着街坊四邻不管有本事的还是没有本事的人，靠走邪门歪道，都可以吃香喝辣，而自己老老实实一生，只能老老实实吃“低保”。这面子实在没有地方放，心里这口怨气实在没有地方出，只好用骂街的方式来消气。农村的社员，满以为“包产到户”之后，还原了农民的称谓，日子就能越过越好，社会现实却是，他们不进城当“打工仔”，生活就没有出路。而当了“打工仔”，自己的人身和人格又失去了保证。这一肚子的苦水往哪里倒？只好变成怒气往嘴里吐。工农大众昔日是国家的主人，如今沦为“弱势群体”，他们今昔一对比，落差这么大，他们的心里能服气么？中国老百姓的政治觉悟是比较高的，判断能力也比较强，分得清是非好坏。他们对共产党的中央还是信得过的，因为毛泽东的像片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五星红旗还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胡锦涛同志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还在全党起主导作用。但人们对地方各级共产党组织的信任就有折扣了，因为中央的“好经”总是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一些贪官污吏连中央下拨的救灾款和扶贫资金他们都不放过， 真是到了没有人性的程度。现在人们除了在大灾大难的时候，还能听到感谢共产党的话之外，在日常生活里就很难听到人们歌颂共产党的话了。不过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譬如在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和重庆市的共产党就深得人心，这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坚持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在努力实践胡锦涛同志的“新三民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

三、“四个危险”的要害是干部。毛泽东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是一句经典之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自己明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武器，以实现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为目标，最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这个信仰前仆后继、战斗不息。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条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由于领导干部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走了不少弯路。建党初期，由于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层存有“教条主义”倾向，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出现了决策上的失策，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挫折。建国之后，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共产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建国理念上出现了失误，过于担心政权兴衰的历史“怪圈”，只看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的规律性，造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调，政治与经济的脱节，出现了“穷过度”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由于决策层在思想观念上的失算，过分地高看了“钱”积极作用，低估了“钱”消极作用，片面地强调“做蛋糕”，忽略了“分蛋糕”，致使社会上出现金钱至上和贫富悬殊的恶劣局面。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过：“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他又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杜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讲，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1985年3月7日　，第3卷第111页）在胡锦涛同志向全党发出“四个危险”的紧急信号的今天，全党同志好好学习一下邓小平同志这些理论观点吧！不要只顾自己的“嘴”和“屁股”，而不顾自己的脑袋，哪一天脑袋搬了家，你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就掌握在全党干部的手里，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可得吸取啊！

四、消除“四个危险”在行不在言。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危险”，既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也不是什么行动纲领，而是给全党发出一个危险信号。因此，共产党要消除“四个危险”不是靠誓言，而是靠实际行动；不是靠“GDP”,而是靠民心。如何行动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共产党做到两点就行了。一点是共产党员别再做坏事了。第二点就是让老百姓活得体面一点。第一件事对共产党员来讲不是要行动，而是要收手。然而，要让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收手却是一件万分艰难的事，因为他们已是贪婪成性了。人们可以睁开眼看一下，当今中国社会上的诸多的坏事，有几件同共产党官员无关？以权谋私是共产党官员，官商勾结是共产党官员，公款吃喝嫖赌是共产党官员，欺男霸女是共产党官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是共产党官员，住豪宅、坐高级桥车是共产党官员……，一句话，共产党官员做坏事已经到了无事不做、无处不有的地步。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以上这些现象是极个别党员所为，在共产党官员之中，99 .99％还是好党员。但是，这万分之一的贪官污吏也是了不得的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太多了。八千万党员的万分之一就是八千。俗话说“一粒耗子屎，搅坏了一锅汤”，何况每年落马的官员不是以千计，而是以万计，这就足以把长江和黄河的水给污染了。

 怎样才能制止共产党官员不做坏事呢？照我看也不是什么难事，一不需设什么机构，二不用搞什么群众运动，只要订一条“腐败责任制”就行了。“腐败责任制”严格规定，哪个单位出了腐败事件，就追究哪个单位“一把手”的责任；哪个地区出了腐败事件，就追究哪个地区“一把手”的责任；哪一级“一把手”出了腐败事件，就追究上一级组织部门领导人的责任。凡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本行业的腐败事件，属自己发现者，就给以表彰；非自己发现者，就给以批评；怂恿包庇者，就给以惩办。这叫“头头抓，抓头头”。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有一年半载的时间，在全党必能消除腐败问题，我就不相信腐败分子不怕他的顶头上司。我更不相信地方各级共产党不怕党中央的。

第二点更好办，因为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朴实、最容忍、最通情达理的人民。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值很低，只要让他们能够活得体面一点就行了。解放初期，在农村，共产党一条“土改”政策，就让亿万农民高呼共产党万岁！在城市，共产党一句工人当家作主的话，整个工人阶级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已经沦为“弱势群体”工农大众，他们活得没有一点尊严了，活得也实在太累了。社会对他们的现实是，人们有了工作，就得当“人奴”，一不小心惹怒了上司或老板，一声“滚”，就得偷偷哭。想买一间房住，就得当“房奴”，终身落一个“入不敷出”。想生孩子，就得当“孩奴”，从小养的大，大学毕业之后还得养“啃老族”。家里有人生了病就更糟糕，就得逼着去卖屋。每日三餐还得提心吊胆，天天在慢性服毒。因此，只要共产党给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老百姓也就十分满足。以上两点，一个月能做到，“四个危险”就能一个月解除，一年能做到，“四个危险”就能一个月解除。如果再过十年八载还做不到，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党籍，就可能被老百姓统统开除。同志们到了痛改前非的时候了，快快行动起来把身上的毒瘤割掉吧，让红军长征的精神，八路军的作风，志愿军的意志，焦裕禄的品德，雷锋的风格，在八千万共产党员的身上发扬光大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日子就实现了，社会和谐也就实实在在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