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追寻功与过

三十追寻功与过

听婵释禅

有史以来，人类的所有公共追求都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这一矛盾天平体进行着天平严重失衡时的争斗与和平发展时期的力求平衡。又由于国家间和各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弱肉强食竞争的加剧，使各国和各个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就很难抑制其把追求“效率”放在首位的冲动。于是一种追求“效率”优先的制度建设工作就不得不在各个国家或是一国内部的各利益集团里展开。

“三十追寻功与过，百年探索刀和血。望未来，正义又公平，苍生悦。”中国也不例外，这种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和口号的追求“效率”优先的制度建设工作，通过30年的大刀阔斧地建设基本上宣告完成。但在这种“效率”优先的制度的机制转轨过程中，如果说有缺失的话，就是“公平”问题已经成为问题了。好在这30年是积极进取的和平发展时期，并一直坚持科技发展和计划生育这两大政策赚取了巨额的“红利”，才使这种“公平与效率”的失衡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严重，并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但这终将不是人类生活追求过程中可以躲过或是轻松的话题。因此,如何客观、公正、理性地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对未来中国的和谐发展将是极为重要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始终处在一个“积极进取、和平发展”状态的兴旺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无疑是建国以来“积极进取、和平发展”兴旺状态不断延续的30年。改革开放以前，是以追求“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是以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时期。

而考察中国这59年“积极进取、和平发展”兴旺时期发展状况，大致可用四个硬指标来衡量：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二是科学技术水平对生产力的影响；三是人口增长速度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四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对财富流动趋势的影响。

建国以来，总的来看，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比较平衡发展的，改革开放前后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大致都在两位数左右徘徊。不同的只是每年的起点基点都有所不同罢了。可以说是起步有起步时的难处，在基数大的情况下的经济发展也自有其基数大的发展烦恼，但做为任何一个“积极进取、和平发展”阶段，无论是谁当政，其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必然具有的。毛时代从零起点的现代工业化基础的确立等就是明证。这第一点是没什么可说的。有时评价历史是不能完全用数字的，数字是会膨胀的。几次经济周期下的通货膨胀，你拿那数字也就唬个小孩子吧！而需要更看重的是人们饭碗里的饭是不是还是老样子。有的人为了献媚，为了说什么好，甚至不惜把原始社会的数字挖掘出来去做所谓的对比，这本身不仅缺乏历史观，更缺乏良知。

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30年在其它三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政策调整：

首先，是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创造的巨大“红利”，对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起到了决定作用。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再加上邓公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对外开放”的旗帜下产生的诸多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的助推，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自力更生和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内力外力推动的空前发展，生产的现代化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使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效果大幅度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平稳惯性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这种30年始终如一坚持的“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学习相结合”的发展科技的政策，是保持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进而保持这种“红利”甜头延绵不断的根本保证，也使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防建设获得了明显增强。

当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始终坚持科技的“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学习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建国初期对苏联等国的对外开放学习时期，其也较快地推动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但由于后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等对中国的封锁和苏联等国家的变脸，才使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提高相对放慢了速度。

可以说，当政者能把这种国策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贯彻执行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决定作用。由于“一对夫妻一个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的30年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使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人口瞻养数量获得了空前的减少，这对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说，可以说是起到了改善家庭生活水平的决定作用。如果以现在每个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现有收入，让其象以前那样再去瞻养平均四到五个子女，其生活水平会是个什么样子是不难想象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计划生育政策创造的人口“红利”获得的。如果改革开放以前也有这种人口“红利”，其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肯定是相当可观的。不过，解放后的初中期，在战争铁蹄对人口大量消耗的情况下，再加上科技水平还很落后并特别需要人力的时期，是不可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享受这种人口“红利”的。只是现代科技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以一当十、当百、当千的时代来临，才显的人多人少的无足轻重了。当然，时代起点都是不同的，那时民众生活水平就是再好，也是不能象现在一样人人有一台手机那样享受通讯的方便的，因为那时还没发明呢！

而当政者能将计划生育政策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无疑就像是玩彩票中大奖地获得了意外的收获而暴富。

其三，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对财富分配流动趋向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确产并完善以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大范围的政策调整，并在30年里基本完成了这一制度变革或是某些方面的破坏。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邓公时代的十年改革开放初创阶段；二是江朱时代的十年改革开放破立结合阶段；三是胡温时代的十年改革开放的完善阶段。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国民经济的正常惯性平稳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等赚取的“红利”帮助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外，再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大幅度调整，导致的财富分配流动趋向的确定和制度化合法化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也就说到了“改革”两字。而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叫“改革”,基本上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它只是对财富的分配和流向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虽说对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调动作用，但却是非常有限的。试想一个再有积极性和干劲的人，如果不依靠现代化机械等手段，靠镐头镰刀又如何可能耕种上百上千上万亩的良田呢？而农业的化肥农药良种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东西又使农业发展变得如虎添翼了。

而当政者对生产关系调整的社会财富在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的重新分配，则是一种使各利益集团有得有失、并将成为其长期争论的话题，并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以各自实力的进一步抗衡和较量。但大局已定，弱势利益集团蹦哒也蹦哒不到哪去了，剩下的也就只能看着那些有点古道热肠式的当政者从强势利益集团那里在人家吃饱喝足后能否给匀口汤了。

可以这样说，30年的“改革”，所有的这体制那机制等等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等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流向和分配政策的深刻深远调整。邓公的十年，可以说是基本确立并试验着这种社会财富流动的方向和制度设计。江朱的十年，是通过对体制和机制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对毛泽东所建立的用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稳定社会基本消费的“社会公共福利分配制度”进行了全面破坏,也即基本上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全方位剥夺，并将社会财富由民众向少数人手里转移过渡并加以制度化合法化。胡温的十年，除了一些未改各项体制和机制继续进行改革外,再就是逐步恢复并完善毛泽东所建立的“社会公共福利分配制度”,通过有如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中小学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农民直补、医保等软硬社会公共福利等另外一种方式，将社会财富再一次通过国民经济再分配“适当适量”地给予普通民众一定的补偿，以减缓“公平与效率”的严重失衡，也即完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但这种在人格力量下古道热肠式的社会财富向普通民众补偿的“增加社会主义含量”的制度完善的做法，虽然说是毛泽东的“社会公共福利分配制度”理想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回归和尝试，也是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但在我们这种已经固化并带有“畸形”的分配制度面前却只能刻上当政者或是古道热肠、或是穷凶极恶的人格烙印，从根本上却是难以有大的改变的。

这种喊了30年并做了30年的“改革”工作，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各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基本完成了社会财富流向的确定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转移过渡的制度建设。也就是说，由于这种偏向“效率和富人”的制度设计和“资本掠夺的血腥和残酷性”等的根本决定意义，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等的社会财富分配现象，将在这种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下成为一种常态，并也将是长期不可能改变的。政府能做的也只是通过国民经济的再分配来如何缓解这种“公平与效率”的失衡，以使其不至于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罢了。而值得忧虑的是，未来若中国再摊上一个对民众穷凶极恶的只知道剥夺的主，说不定把中国变成一个一亿人的中国也是说不准的事。

总之，30年改革开放，由于我们国家获得了因科技水平提高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行的这两大“红利”，而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国防力量也有了很大增强。但全方位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叫改革，却只是起到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财富流向的确定和财富从普通民众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作用。也即“效率”的获得的同时，又导致了“公平正义”的缺失。“公平与效率的兼顾”难道真是一件难以两全的憾事吗?但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进步，现代大机器、大生产线、电信和网络的发达等，“效率”的提高，对于是国有、还是私有的意义已不是像以前那么重要了，调动人的所谓生产积极性也已变是越来越渺小和无足轻重了。那种私有可以提高“效率”的借口，除了是某些利益集团想从中再捞一票加深对民生的压迫和榨取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可以让人信服的理由。至于其它的有如文化等事业，也是随着开明政策的实行，及国力的增强和科技的进步等也变的“丰富多彩和方便舒适”了,但也更加奢侈腐败了。

这也许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全部意义吧！

而中国在未来的中短期内的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保持中国经济正常发展速度或是效率的同时,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公平(也即民生)和国防”的问题,以此来完善中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这也是在回答国家最终“过”的终究是“全部人”的问题,而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面对充满古道热肠式的胡温时代,听婵释禅最后还是充满期待地吟道:“扫洋奴腐败、制残规缺。润土养民温百代，筹韬运略兴千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