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休论，草民来给“官心病”作诊断

       请专家休论，草民来给“官心病”作诊断　　

在2011年《老干部参考》第23期的《特别报道》栏里有一篇题为《官场心里疾病正在蔓延》的文章，是从《要情参考》转来的资料。该文是从三个方面去分析官场疾病（以下简称“官心病”）的。首先例举当今官场心里疾病的案例，第二是分析病因，第三是诊断手段。遗憾的是，该文从头至尾没有提出治疗该疾病的处方（治疗方案）。为何不做处置方案，我下文分解。　　

该文首先例举说“　2011年9月21日　，沈阳警方发现一具水面浮尸，经DNA比对确定认为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袁卫亮的遗体。警方消息称，这位47岁的副厅级官员　7月29日　被确诊患有抑郁症，不到两个月就因精神抑郁溺水自杀。这应该是一个月以内第四名自杀的官员”。　　

例举结论：“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许多案例和研究都证明，中国的‘官心病’已相当严重，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级至部级，皆难以幸免”。　　

第二就分析病因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许燕　教授说，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既“心理枯竭”疾病。而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认为，这种心理疾病的主要症状是“失眠”，而失眠的原因是“总怀疑自己身体有病，害怕在工作中猝死，保持高度戒备的心理，．．．．．．”。至于因心理疾病而走向自杀的结果，史占彪主任认为：“借助心理研究，‘黑手’渐渐被廓清——压力”。本文紧接着阐述“压力来自五个方面：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目睹腐败现象”。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龙立荣认为是三种原因：“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大；二是责任政府之下，官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受腐败牵连”。本文分析的最后结论只强调一说：“无论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就算顺利提升，也不能一劳永逸”。　　

而所有患有此种压力的“官心病”的人，又“不敢说，不敢写”。不过“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虽然咨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 但因为“当下中国对咨询的内容保密做得并不好，官员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就不敢去咨询了。　　

干部是党和国家宝贵财富，总的要解决诊断“官心病”的问题吧，于是就发明了一种叫“心理测评”手段，这就是要说得第三个方面了。“组织部门亦与时俱进，在干部考核中愈发重视心理健康指标。北师大心理学院承担了干部的部分工作，但许燕很快就发现，这项工作很难做下去，因为原有的一些心理测评方法被一一‘破解’了”。　　

上述就是这篇《要情参考》特别报道的主要内容。从这篇文章的报道来说，我做如下分析和诊断：　　

第一，这些研究心理疾病的专家们，没有一个是为国家官员大胆真诚治病的。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许燕　教授吧，既然许院长给官员们讲六大“心理枯竭”时，“总能得到热烈共鸣”，也就是许院长总能说到这些官员的心病上了，这说明诊断准确。那为什么就不能找到解决这些“官心病”的最佳办法，而还要继续采用总被他人很快破解的特殊“测评工具”去作心理测评呢？这不就是在忽悠组织部门和这些糊涂官员吗？　　

在研究分析病因时，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的五个方面也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龙立荣的三种原因也好，以及许燕院长的“心理枯竭”问题也好，归结在一起，不就是个“向上爬”的压力吗？不就是一个“贪”字吗？而且企图一劳永逸地贪下去。这些专　家和　教授，为什么不痛痛快快、直截了当、坦白明了地告诉组织部门呢？，为什么不把这些心理问题开发、引导到社会问题或党性问题上，急需加强思想教育，而非要在纯粹心理学的范围内兜圈圈呢？　　

虽然说这些专家们发忽悠高论，其实也不怪这些专　家　教授，而这些专　家　教授人人心知肚明——因为他们已经诊断出“官心病”的根源是“向上爬”而不能顺利或风险很大。因为这涉及到了整个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用人标准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即根源是社会政治问题，说得具体点是党对干部的教育失误，失策和失控的问题，专　家　教授们不敢也无权涉及这个政治禁区，所以这些专　家和　教授只能限于纯心理学角度去分析和判断，即玩忽悠法，是别无他法的。　　

第二，就是党的主管部门本身就存在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们的诊断说。比如说“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吧，这话等于白说么！既然作为官员了，你不担重大责任要你何用？实现全民共富这一期望值能低吗？既然是公仆，工作量能不大吗？看看我们党的前辈们，从毛泽东到焦裕禄，何时何地何人的工作责任，没有现在官员的工作责任重大？工作量现在的官员那个能比得上？难道那时，民众对他们的期望值低吗？而现在官员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即使拿出全国条件最差的官员来说，也要比过去那些条件最好的要强百倍吧？怎么过去的共产党人就没有任何丝毫压力，而现在的官员享受着山珍海味，灯红酒绿，不是剪彩就是宴会，还有美女轮流陪睡，行动是高级轿车加上护卫，最小官员住房没有低于百平方米，巴结送礼钱装满柜，如此条件却产生压力了呢？。比杨靖宇，赵尚志抗日时期的环境和条件，比陈毅在南方根据地留守期间的环境和条件，比毛主席等人在长征时期的环境和条件，比焦裕禄在兰考时的环境条件，我们这些后代官员们，还有何理由说“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的压力呢？　　

可以确切地说，今天的官员就是共产党员。可是如今的官党员哪有一点点从前共产党人的作风，作为和作用呢？就仅从电视正面报道看，凡是官员露面或出场，那有一点点从前共产党人的那种简朴平易的气质，气度和气派呢？本文最后的结论说“无论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就算顺利提升，也不能一劳永逸”。看出来吧，现在的官员的贪权贪财贪享受，是为着他个人一劳永逸的。但是，官员内部之间的竞争也是残酷的，这就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龙立荣所认为的“官场人际关系微妙复杂”的微词吧！就看谁给上方贡献的多，看谁有技巧能编造业绩，看谁的靠山最硬，一句话，就是看谁最有把握能摸着石头过河，谁就爬上去了，那这个谁就心理障碍消除了。但是难以继续“向上爬”的官员当然要有压力了。而且要想一劳永逸怎么办呢？本文说：“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向和尚诉说心事，目前成为一种潮流”。从此又看出，我们党现代干部队伍是多么的伪党，伪民呀！在此我不是说信佛不对，如真能信佛了，那倒好办了。殊不知，佛教和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一致的。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而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这不很相近吗？佛教要求她的弟子无着相地去布施，尤其是无畏布施（舍出生命），而我们共产党要求党员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这不也很相近吗？为此，佛教要求其弟子修行时要守戒律，首先要戒贪。而我们共产党要求党员要做遵守党纪，遵守国法，无私奉献，这不也很相近吗？其实佛教的要求要比我们社会的要求严格的多呀！可以说，一个优秀党员，还远不够一个具足的佛教徒的资格的。何况在当今世道，如上所述的一心就想往上爬的官党员，全心全意是一个“贪”字，怎么还有脸去拜佛门呢？那不是又在人模狗地演戏给人看吗？其实贪也不怕，但要知罪忏悔，用我们世间法来说，就是坦白交代罪恶。可是这些官员如文中指出，“不敢说”，“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这怎么能不患心理疾病呢？所以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许燕　教授承担的干部选拔之心理测评是无用的，是徒劳的，这种做法是既违背了心理学，也违背了社会学的科学性。说不好听点，是组织部门利用专　家　教授们来忽悠民众的魔术而已。　　

回头再看此文一开始例举的提到的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袁卫亮的溺水自杀、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也新11刀自杀。按照文中强调的“纪检部门发现，主动结束生命的许多官员并非贪腐分子，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并且疑问，“为什么好干部也会自杀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解答的么！我在前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部分答案了。现在我倒要问我党的纪检部门，你怎么能下结论说“许多官员并非贪腐”呢？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世上的人，哪有因为生存满意富足，处境良好，心情旷达而寻死觅活的呢？如是，我就要引证一段也是专家的测算数据：早在2001年《瞭望》第49期胡永鸣的。撰文说：“反腐败为何这么难，有一道算式很容易说明问题。这道算式是：有人列出了一个‘贪官查处概率’：假使有50％的贪官让人发现，假使被发现的贪官有50％被举报，假使被举报的贪官有50％被审查，假使被审查的贪官有50％被处理，最后查处率为：0.5×0.5×0.5×0.5＝0.0625。如此低的查处率，意味着腐败有非常低的风险率和非常高的成功率”。就是说查处贪腐的概率就很低很低，所以纪检部门说绝大多数官员理当“并非贪腐分子”了。再说了。纪检部门所说那些“许多官员并非贪腐”的官员，那个是经过人民群众检验过的？还不是官官相护的结论吗？在看纪检部门说得：“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这简直就是欺人之谈么！什么优秀官员，我再举一个例。比如几年前中央及地方各电视台每天必然在电视节目前先宣扬我党的十大公仆，不到半年，因为其中一个牛玉儒的大贪污公仆被发现后，就不再宣扬十大公仆了。牛玉儒，原内蒙古包头市委书记，如要按业绩来说，牛玉儒确实把包头搞的很不错，即使现在的包头人说起来，仍然说他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但是他毕竟是个很大的贪腐官员，而且是我党改革开放30年来沙里澄金的出类拔萃的全党十大楷模之一的贪腐官员。他不就是因为心里有压力而患病死的吗？而且死后党给他的评价很高。再举一个例子，即原天津市检察院院长李宝金，因贪污受贿儿被检举判刑。直到今天，天津市检察院几乎全体职工，没有一个人说李宝金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级检察院的所有职工，在李宝金执政期间，都得到了满意实惠，如得到房子等。而试想，李宝金那来的那么多钱给全体职工买房子呢？这个检察院职工为什么来钱如探囊呢？不就是利用办案权利来榨取涉案人员的吗？这件事，对外边人来说，是贪腐，而对检察院内里人来说是全心全意为“大家”，对纪检部门来说，在案犯前就是个“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了。只不过是没有患“官心病”而自杀罢了。这就是纪检部门所谓的“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论了。　　

最后，我来给这些有心理疾病的官员，尤其是自杀的官员下诊断书。既然纪检部门的看法是错误的，是为自己的官员护短，那就可以说，辽宁的袁卫亮也好，湖北的谢业新也好，或者是纪检部门认定的“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也好，肯定是因有见不得人的肮脏罪孽才自杀的。那么，治疗这些官员的心理疾病的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必须消除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恢复和强化毛泽东思想教育，执行毛泽东的干部路线，强调共产主义世界观，让人民群众自己来选拔、检验和监督那些官员，只要发现问题，一律清除出去。中国人口多得很，有文化素养、有高尚道德、有能力的普通劳动者中藏着龙卧着虎，不存在缺乏人才的问题，只存在执政者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能如是，诚如此，就不会出现上述的“官心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