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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重建·希望--理解现世市民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可能

火烧 2008-11-06 00:00:00 网友杂谈 1027
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意义,分析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强调重建希望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

破产·重建·希望  

——理解现世市民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可能  

这是本人要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业,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对于一百六十年前的欧洲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共产主义”概念日渐清晰并得到不断实践和发展的时代,马克思的学说的意义是什么?  

很多人会说,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就终结了——因为它在苏东国家的“实践”失败了。在新时代光辉照耀下,公共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关心这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衍生出的各种新问题。福山不必说了,他将自身的精神状态无限放大,将全世界的人都看作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下独孤求败的“最后的人”,就连西马领军人物哈贝马斯都悄然右转,寻求中间道路。  

不过可笑的是,那些打着“历史进步”旗帜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大小头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无比狭窄。且不论有西方学者撰写《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我们回顾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即他们进行的计划经济实践,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向马克思设想中“人的解放”的方向发展,而是陷入与西方国家无休止的经济和物质竞赛当中。马克思的确承认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然而我们不能对这个观点进行教条化的理解。如果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国土广袤的苏联和人口众多的中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为物质生活向西方学习,那么现在的地球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些新兴的国家。我们将看到比资本主义更加暴戾的对地球环境的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东国家的破产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在物质资料生产的绝对能力上超过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原始积累和资本集聚,而且牢牢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中心部分,拥有广大的外围为其提供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充分的市场,为其进一步的资本循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于是与其进行物质竞赛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当代世界存在的问题并非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不够丰富,而是劳动者的需求不足,产品分配不够合理。当资本主义开发出各种新式技术时,亚非拉的广大人民仍然在忍受中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们想象不到的贫困。  

1989,一个旧时代坍塌的标志,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球一统的时代前景和“进步”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使人们狂热地反对所有对当世的反思和批判。但这并不成为这个时代合理性的缘由——因为那只不过是由意识形态到意识形态的运动,而非实践。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种思考方式的话,这个新时代究竟比中世纪进步在哪里呢?  

从狭隘的视野当中摆脱出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新时代仍旧有着连它自己都会猛烈批判的一系列弊端。单就经济问题而言,这个时代制造了前世所未有的垄断。而号称最先进最创新的IT产业比其他产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微软公司垄断了操作系统市场,并可以轻松实现其与本公司开发的IE浏览器和Windows Media Player等软件的捆绑销售;尽管有AMD公司与其竞争,Intel公司的系列至今仍然基本垄断着中央处理器的市场。更罔论七大石油公司和华尔街五大投行三大评级机构等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垄断。这些垄断,难道真的符合自由市场理论吗?那么,我们有确实的必要去承认这个时代是没有问题,是无法超越的吗?  

当然,有些人会声称,这些问题尽管存在,但它们将在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被逐渐解决。然而,市民社会是这个时代的常态还是非常态?如果我们拾起被抛弃已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发现其中的思想在今天仍有解释现实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将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绝对贫困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下的相对贫困化。而这一切早已在资本的全球化中变为现实。经济泡沫破碎之前“一亿总中流”的日本,在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崩盘的背景下迅速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亿总下流”和大前研一所说的“M型社会”。资本主义信用货币和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引发的流动性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总需求并产生了中产阶级壮大的假象,然而这样的“刺激”和“队伍壮大”毋宁说是一种陷阱:“中产阶级”们终究要为自己的提前消费和投机收入买单,当流动性紧缩的时候,生产衰退引发的工资下降以及利率提高引发的金融资产萎缩将一同向“中产阶级”袭来,他们不得不重回下层甚至底层。外延式的信贷扩张——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拿出更好的方式刺激GDP增长了吗?——并非实在的生产发展,终将有毁灭的一天,就像我们今日看到的经济危机下美国出现的大规模个人破产迹象所显示的那样。  

同样地,这个问题还涉及到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冷战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确立,大大拓宽其世界体系外围的地理范围,换言之,资本主义有了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原本与之相对立且自成体系的苏东阵营崩溃,沦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更加扩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于是就可以从更大的外围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培养工人贵族,由此造成“中产阶级”壮大的现象。然而资本主义的否定也在这个过程中潜滋暗长着,资本主义扩展外围的行径,只不过将其自身的尖锐矛盾从第一世界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前面提到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现象在第一世界中好像是消散了,却在第三世界加倍地呈现!拉丁美洲五百年的苦难史,弱国在金融动荡面前的无能为力,难道不能说明这些吗?然而这些真实的贫困、无奈和灾难,却被西方媒体有意识地屏蔽了。如果说当代世界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不应该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金融危机,而应该是全地球严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安全危机和文明危机!骄傲自大的市民社会和现代性并不理会这些,意识形态的孤芳自赏使他们失去了反思的可能。因为,他们不是有着众多学者为他们辩护的么?  

如果说现代性在西方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功的——这种成功只能说是现代性自身衡量标准下的成功,对整个人类福利的增益而言它却是失败的——那么它在第三世界却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前所未有的失败。只不过我们的考量视野被局限在西方,我们的考量标尺被限制在现代性的体系之内。第三世界沦为世界体系边缘被称为“比较优势的实践”,第三世界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被称为“文明的扩展”,第三世界民族自决权受剥夺被称为“民主的远征”。我们受到各种各样隐患的威胁,生产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来说却好像是一种威胁。“现代”的意识形态大旗上涂抹上各种迷人的色彩,让人们感觉这好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旗帜,然而旗手肩头上站着的雄鹰却不免让人感到奇怪:这到底自由民主,还是飞鹰扬犬?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学说,也是包容的学说,它批判所有剥削制度,包容一切文明。这和当代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截然相反的。批判和重建是可能的,因为当代市民社会色彩斑斓的表象下有着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引发劳动及建立在其基础上一切事物异化的必然结果。当这种异化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形式出现并被奉为神明的时候,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也就完成了完全的意识形态化。换句话说,这种理论失去了任何进步的可能,而与之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得到了在批判和重建中再次发展的机会。  

批判是有意义的,因为批判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不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批判立足于对人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所有个体的权利的尊重。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构一种理想社会的出发点。批判并非咒骂或者宣泄,而是崇高理想之于无奈现实的痛苦,我们的理想嫁接于现实的需要,使得批判成为可能。  

我想起1999年西雅图和2003年坎昆的抗议人群,想起喜马拉雅山脉南坡下的尼泊尔毛派游击战士,想起2006年在墨西哥进行长征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些都是重建之光所照耀的地方。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正视这些运动的现实存在和思想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解放,就会都一下子离我们很近。因为这些概念本来就不是空中楼阁,它们深深地植于人民的实践中。那是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地方。  

一种主义,必然是实践的结果,它运动的方向,也应最终回到实践当中,实现它的意义。批判本来就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思维过程,就算一时在思想世界中缺席,它最终也会复归,就像那个游荡了百又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幽灵,就像在黑夜中默默劳作的人民。那将会是我们最终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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