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这些事儿

农业、农村、农民——这些事儿　　

拜读上善若水水自流《对改革开放进行内部比较》和 邋遢道人《改革开放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文章，感觉很有理，顺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针对改革开放成就的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以及参照点选择的不同，分析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对改革开放进行内部比较》一文提出了很好很细腻的分析方法，值得政府参照也值得我们网友学习和借鉴，以该文的观点评价改革符合民意，但不迎合政府的意思。政府的报告视野甚大，虽有广度但缺乏深度，好似歌功而非总结经验，这样的报告结论放在98年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出炉都不为过，因为他们选择的参照点是改革的原点，而只要改革曲线不回落到X轴以下，都可以叫成绩显著——成绩是事实，我无法否认。　　

关于“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与农民收入增长》一文列出了观点，我本人也认同“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先快后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的看法，认同作者所做的分析。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做结论认为“改革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看法，是不纯粹和错误的。　　

农村改革在由集体生产变革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也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一定程度改善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这种评价只适可八十年代的农村；对于90年代的情况，我生活的农村的农民的状况没有进步，受制于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反映在生活负担重，支出大。90年代初期农民年均收入在已经达到上线，而随后几年是各种费用飞涨时期。　　

《改革开放与农民收入增长》一文讲到：农民从非自由劳动状态变成一个自由劳动者和自由雇佣劳动者，完全是由集体经营改为家庭经营的结果，这才是改革对农民收入所起到真正作用。我要补充的是，当农民由一个自由劳动者变为雇佣劳动关系后，从我家乡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破产的开始，当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厂后，农民收入的提高也随之终止了。　　

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是农民逃避土地薄收的结果，而非生产力解放的表现。90年代农村一家几口围着有限的土地刨食，支出在感到乏力，他们不得不腾出劳力进城务工赚钱。这个时候很多农村家庭开始妻离子散，过年不得回家团聚，农村文化生活开始空虚。——试想如果土地真的能给农民带来固定可靠的收益，大到像美国的农场主一样，有谁还会在一个个矿难后去前赴后继，忍受亲人离别之苦？　　

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种评价很隐涩，要说顺乎潮流极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倒是很符合资产阶级的胃口。大量农村人口的被迫外流，为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时候成为资本家盛宴的开始，是他们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开始，而非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其实农村生产力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三农”问题开始诞生。（本人在此只提供感性认识，请大家自己论证）　　

对于农村改革评价的报告基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参照点，结论是完全不一样。总体而言，基于我农村出生和我的父母、弟弟还在农村的现实，对于农村的状况我很不满意，改革报告用成绩掩盖了问题。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中，整体上的中国农民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背负推动文明进程的各种负担。经济上，他们要为他们之上的阶层提供生活资料，供给廉价的粮食和劳力的付出；政治上，在统治阶级需要的时候沦为革命的工具，牺牲的祭品。他们没有发言权和社会地位——过去一直是这样，毛主席时代短暂有过，但现在和过去一样。　　

政策如果不能基于事实情况而决策，将导致问题不能根治，以至当我们发现错误后灾难已经造成。本次大会针对农村的改革方案，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我认为这只是我们要做的一部分，不能代替全部。农村问题，首先是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定位问题，中心思想不树立还谈什么制定政策以及后面的实施？——旧的定位需要调整，农民的地位必须提高，农民的福利要求改善。　　

我家乡一条破损的公路，仅于几年前在二十几年间新修一次；八十年代村里修建的供水系统，也废弃十多年了，家住长江边却家家户户要靠打井吃水......如今，村里剩下的人主要是50年代出生的父辈们，年轻人已经很少了，他们还在寄守着那片带给他们不多但他们却深爱的土地。我大学毕业两年远在外地谋生，与家里时常通话，得知今年本村耕牛、猪等牲口接连被盗——但无人处理；今年家乡雨水过剩，棉花减产加上价格下跌，收成很差，家里五个人住着78年建的瓦房种9亩地，估计收成7000元左右。城市在加速投资建设，但我家在的农村地区却犹如远离天堂的孤岛。作为改革的产物，家乡农村刚刚兴起合作医疗，我很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你们的确为民做了件实事，但我同时觉得这来得太晚了——他们都老了，母亲风湿病二十多年了，父亲肺癌晚期，他们都快了......所有未来可能享受的东西他们都带不走。　　

我描述以上情况以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决策层清醒头脑，真实了解中国的现状、让学者再次关注“三农”的话题，我不想扫在摆满盛宴的殿堂里欢庆改革时的你们的兴——但我必须把这样的事实陈述给你们。中国的政治圈有着你们自己都知道但谁都又不挑明的通病——成绩始终是大大地，问题始终是不能讲地。当成绩掩盖了问题，当假象遮盖了真相后，我难保你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我难以相信我们的即将逝去的父辈们在他们为中国文明几十年辛勤建设付出后的有生之年还能得到多少回报。因我自己还都是一个在为生存度日的迷茫者，所以我只能饱含着泪水做这种深情的申诉，我呼唤我们的“党”和依靠农民起身的各界人士能真正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对于本人该篇文章采用的手法，我无心与什么人作对，我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和党派，我只属于我所在的群体，我关心我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像诸如　时寒冰　先生等人一样关心诸如我父母这辈人的诸如此类的民生问题。我为自己而呐喊，更为父辈们而斗争，他们没有得到的权利我代他们争取，否则，我太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曾经沐浴过的共产党让我讲真话的教育。　　

人，就这辈子；浮华的光景，不会长久；民生，是永恒的话题。　　

　08.10.14　　　

附：邋遢道人《改革开放与农民收入增长》和 上善若水水自流  《对改革开放进行内部比较》的文章。　　

对改革开放进行内部比较　　

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把成绩说足说透，不把经验总结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似乎对不起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热爱之情，似乎不足以证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似乎难以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不二选择。只有把改革开放总结好，总结出深刻而伟大的历史意义，坚持改革，继续开放才有了理论基础，才能成为今后乃至世世代代都必须高举的旗帜，才能平息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质疑与争议，也才能确保政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精英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总结好改革开放，至于去美国救市，土地私有化改革这些具体事务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当精英们绞尽着脑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伟大、光荣、正确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论证、歌颂时，本人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精英理论工作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只是将改革开放与毛泽东同志治下的二十九年进行比较，而不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没有把改革开放放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体系中去比较，也没有把改革开放放到世界几百个国家的范围内去比较，这不能不说是个失误，而且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精英们的短视狭隘，他们只看到了眼前　　三米　　，使本来可以挖掘得更深意义没有挖掘出来，使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工作没有完全做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唉！　　　　

要总结好改革开放，除上述视角外，本人还免费提供一个更重要的视角，那就是将改革开放化整为零，分阶段，按步骤进行比较，从其内部比较来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与正确，比如改革过程中为什么需要不断深化？开始是哪些因素妨碍了深化的可能？后来又是如何突破这些因素的？深化后了的改革比深化前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突飞猛进等？只有把这些具体战术问题研究清楚，把前后的成绩变化明白无误地告诉人民，总结起改革开放才更有说服力；再比如，改革的每一项政策变化，每一次路线调整，前后有什么不同？成绩有哪些？总结好改革内部的每一次变化，包括每一步战术是如何步步为营，紧扣主题，直逼主题的，这些经验无疑对下一步改革，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按小平同志的说法，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认同这个说法，那么改革开放充其量不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而一旦与时俱进演成一项战略事业，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而且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的时候，改革开放便已经无法从外部证明其先进性和合理性，于是，只能转向从内部的变化来证明其优越性。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有理由同毛泽东治下的二十九年进行比较，于是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就是好。时至今日，要证明改革开放好，就必须证明今天的改革比昨天的改革好，否则，改革的意义何在？而不是仍然仅仅停留在与三十年前的历史比较之中。因此，在三十年都过去了的情况下，其内部的比较研究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可以以时间为轴，按不同领导人在位时期进行比较；也可以从改革任务入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回到农村改革，到人们三大生活必需品的改革，大谈每一步改革的必要性；甚至可以以思想解放的次数来划分阶段进行比较。总之，只要能证明进步的一切划分，都可以挖掘出来。比如，按照主流精英的说法，改革开放始终是进步的，那么这种进步表现在哪？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为什么一改革就会进步？原来落后在哪？作为精英理论工作者，就必须通过这种内部比较，揭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断进步的规律性，以此来教育民众说明民众。　　　　

这种比较方法，属于一个整体内的内部比较，较之于将建国五十九年人为分割为前二十九后三十年的比较方法，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不仅相比于前二十九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其内部不断进步的规律和表现，使改革开放本身充满了生命力与活力，既可以证明过去，又揭示了未来不断进步的发展趋势，何乐而不为呢？又何必非要跟毛泽东同志比呢？从改革开放内部挖掘出改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已成为当前精英理论工作者的最主要的紧迫任务。本文只提供思路，至于改革开放内部如何具体去比较，我相信精英们比我们更着急，那就把这个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他们及其理论工作者吧！　　　　

当精英们还需要歌功颂德时，显然是对这份功德还不太自信，还需要把它说出才能安抚人心，才能说服民众。古人说，上德不德，真正的道德是没有道德，是不需要表白的。天地育化万物，其德之高，无可比拟，但天地有表白过自己的伟大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伟大的事业不需要再讲成绩的时候，用不着证明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时候，也不需要一天到晚忆甜思苦，大讲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难道不是吗？　　　　

现在，退而求其次，既然要歌功颂德，也拜托精英们歌颂得有水平点，行不？除了会与毛泽东同志比，除了比一次，输一次，不断地让群众耻笑外，精英们是否也该调整一下思路了？　　　

乌有之乡 [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22/200810/54038.html　　

改革开放与农民收入增长　

邋遢道人

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从现在到2020年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和措施。会议公报说：会议“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认为改革“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先快后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在不同时期究竟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反映出什么问题，却是需要分析的。没有具体分析，笼统认为只要“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改善“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就显得很空泛。最主要的是，假如相信“积极性”能创造奇迹，如同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样，会在制定农村政策上出偏差。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与1980年（当年9月中央下文件），大面积推广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农村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为新体制确立的分界线。从1978年开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先后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97年后放慢，一直到2007年花了10年翻了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先快后慢，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100比40，缩小到1985年的100比53，最后扩大到2007年的100比30。　　　　

一般认为，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主要是分田到户后，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使农林牧副渔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农民收入提高了。　　　　

贫道在一篇帖子中已经分析过这个错误认识，举出自1970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是一个持续增长过程，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8%，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1982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率是2.6%，此后到现在是0.5%。也就是说，自1970年开始到1995年，中国处于一个持续的粮食产量高增长时期，1982年到1990年前后并没有一个凸起。因此看不出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作用。　　　　

从其他数字也可以看出。1980年到1985年，我国农林牧渔的指数增长率（不变价）只有3.4%，1985到1990年只有4.8%。这两个数字远低于这两个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8%和11.5%的速度。尤其是农产品实际增长慢的前段收入增长在反而比后段快。　　　　

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远没有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原因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此后各年中，农产品国家收购价每年都在提高，无非幅度小了点而已。同时，由于集贸市场的开辟，大量农产品，尤其是肉、蛋、禽、鱼虾等以及农副产品是由农民直接经营零售的（当时中间商很少，而且加价不多），总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后，鸡蛋、猪肉等产品的价格已经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从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国家收购价加上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大约实际提高150%%以上。由于国家收购价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后期。　　　　

以上判断还可以从农林牧渔指数（不变价）、农林牧渔产值（现价）、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三个增长率关系可以看到。1980年到1985年，1985到1990年，指数、产值、收入的增长率分别是：3.4%、13.5%、15.8%，和4.8%、16.2%和11.5%。显然，价格提升对收入增加的影响要大于实际增长。　　　　

那么，我们如果老老实实总结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段文字：　　　　

80年代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按照市场经济中农产品价格总是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在提高的基本特点，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允许农民自销农产品，从而缩小了剪刀差。这个再分配政策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并使城乡差距减小。次要原因是，由于解放以来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一个从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的农产品高增长期，而80年代正处于这个高增长期的高峰阶段；同时，自1970年开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4），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这　　一升　　一降，成为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积极性，但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进入90年代后，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就很小了，很多农产品价格甚至持续十几年不上涨（鸡蛋价格90年代初就是2.5-2.8元一斤，到2005年前后还是如此），但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还是很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对比一下1980年到1990年，以及1990年到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　　　　

1983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落实到一年（此前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比重，1980年为32.7%，1982年为69.4%，1983年为79.0%，此后都在80%左右，说明1983年家庭经营才成为主体），当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88.6%，非农产业只有11.4%。到198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1.1%和18.9%，1990年为77.6%和22.4%；1995年为67.3%比32.7%。而到了2006年，数字为46%比54%。也就是说，农民在80年代还基本是农民，但到了90年代已经从三分之二性质的农民，转变到2006年基本“不是农民”了。1980年到1990年农民收入纯收入增长中，74%来自农业收入的增长，而1990到2000年，来自农业部分的净增长只占42%，也就是说，非农产业的增长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民收入每增长100元中，60元来自非农产业。　　　　

农民能够自己经营非农产业，并且自由出去打工是农民收入在90年代以来的主要原因。农民从非自由劳动状态变成一个自由劳动者和自由雇佣劳动者，完全是由集体经营改为家庭经营的结果，这才是改革对农民收入所起到真正作用。　　　　

从道理上讲，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恰好是工业化完成阶段，也就是从完成从重化工业为主转移到机械和电子行业为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自然要大量创造非农产业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就可能给农民带来新收入增长点，无论采取集体经济还是家庭经济都一样。因为集体经济，或者是家庭经济加充分的合作经济一样可以实现这样的产业和就业转移。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更细的数据。　　　　

可以这样说，到1995年前后，中国依赖农业取得很高增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这不仅表现在1995年到2006年年均粮食增长只有0.6%左右，远低于解放以来2.5%的增长率，还表现在中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达到世界顶尖级水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可增长的空间很小。因此，如果说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了，只能是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的步子，以及非农就业的工资增长太慢了。　　　　

1980年到1990年，农民家庭非农产业年均增长22.5%，比重从11%增加到22%。同期全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6%（均按当年价，因为农民收入都是按当年价计算的）。也就是说，在80年代，农民通过大办村办企业和个体企业以及个体经营，非农产业发展很快，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1990到2006年，全国二三产业年均增长达到17.8%（当年价），而农民非农产业增长年均只有12.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而且，农民经营的非农产业已经完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最高收入的20%人组的非农产业总值甚至高于其余全部80%居民的总值。大部分农民已经从非农产业经营中退了出来。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农民从这次工业化中得到的经营机会远小于城镇居民。　　　　

再看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生产性纯收入（扣除财产性和转移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9.6%，上升到1995年的23.9%，再上升到2006年的41.6%。2006年比2005年增长的收入中，62%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民收入中已经有非常大一块是来自雇佣劳动收入。但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快。1985-1995为17.3%，1995-2006为13.1%。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在各个行业的同工种的平均工资都是城镇居民的50%左右，还不享受各种保险补贴，实际收入大约为城镇居民的40%。结果是，2亿多农民到城市做工，收入为别人的40%，把大部分体力劳动的活都做了，同时，留在乡村的386199部队再把中国的农业经营了。整个农民从老到少从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劳动，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享受的并不是他们。这种剥夺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厉害多了。　　　　

也就是说，虽然由于9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世界贸易额高速增长给中国带来一个高速工业化过程，并成为世界性加工业大国，但农民从中获益很少。　　　　

如果老老实实总结改革开放90年后一段，应该这样说：　　　　

中国因西方经济虚拟化获得了一次超级工业化机会，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空间大大增加。但是，由于农民和农村经济在于市民和城镇经济在起点上和资源拥有量上有巨大差别，以及身份的差别，造成农民虽然因为家庭经营体系的确立具备了进入这个市场的条件，但是总体来讲还处于明显弱势，加上政府没有选择类似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政策，使城镇资本占据了这个机会的大部分，造成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与城镇相比差距迅速拉开的局面。　　　　

这是贫道对30年农村改革的基本评价。　　　　

乌有之乡 [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4/200810/540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