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徐老精神矫治追星社会病

高明的执政者总是乐意在社会管理中亮出“立标”一手，(即树立标兵)，以便用标兵的好样子归顺人心，从而形成人人“学为好人”的良性效应，为其统治造就稳定有序的社会基础。所以，“立标”是必要的，学习先进也是必然的。它不构成社会问题。问题是把什么人树为“典型”从而收到“引路”之效?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有理想的动物。一个社会以什么人格为典范以及一个人把什么人当成学习之楷模，总是昭然若揭地显示出一定的价值趋向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英模报告团着实风光了些时日，让有纪律的人讲纪律，有理想的人讲理想，这一举措发挥作用，极大地净化了人的灵魂，纯洁了人的心地，许多人以此为理想从而确立了“严整的，革命的人生观”(列宁语)。人容易受到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艺术形象的感染。五十年代一部《董存瑞》电影的上演，主演董存瑞的演员由于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英雄感人的形象，曾经招惹来多少的情和爱啊!许多女青年看了电影后给主演董存瑞的演员写信坦吐爱慕之情，就好象该演员就是董存瑞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便是伟大人物，也容易产生“移情”现象。据说在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看完《白毛女》歌剧后竟然硬是执拗地不同主演黄世仁的演员握手。对封建地主的恨反衬出他对受压迫劳动人民的爱，以至于他把这种爱憎分明的道德原则移到了审美的场所。总之，英模和劳动人民的风采抑或反映他们形象的美的艺术作品，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人们受此影响，自然会产生追求理想，革除社会沉疴的历史作用，其社会效益是明摆着的事实。

然而，目前社会上有一些都人莫视这个事实，他们认为；“革命的英雄主义过时了”，无产阶级的爱憎分明(即他们所谓的“激愤意识”)的道德原则也不必提倡了，“活鬼闹世事”，“乱世出英雄”。人们业已看到：就在“主旋律”疲软，“主导文化”不振，精英“思想体系”——马列主义“贫困”之际，商业文化，“幽默意识”，乃至“精神垃圾”却大昌其道。随之也应运产生了许多泯灭是非，有悖社会主导价值倾向的“庄生梦蝶，浑沌不开的“闹世活鬼”、“乱世英雄”，“混世魔王”乃至“天王、地王”什么的“闲人”、“名人”来。这些人大都缀之以“星”。且以沾点“洋气”、攀点“海味”的为最显目。就文学创作讲，他们以所谓的“天人合一”论为方法，用自然时序的变迁来比附处于“上升时期”的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杜撰出一种  “悲怆”、“凄凉”的“世纪末情绪”，并硬要把它宣泄在充满壮美色彩的“初级阶段”文艺创作的画面上。人们也不难看出，这种牵强附会的“商业操作”的确给这些“拜金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社会效益在哪里呢?事实上，许多青少年在受此类精神垃圾的“教唆”下，已经精神变态，进而铤而走险，干出了偷抢杀人的勾当来。就歌曲欣赏讲，据报载，香港歌星刘德华曾在首都北京唱了几首流行曲，竟撩拨得许多纯情少女如痴如醉。她们在刘下榻的宾馆门口久久不愿离去，而且还要齐声高喊：“刘德华，我们想你！”“圣洁”的“献身”情态溢于言表。像这样的“追星”热，委实已构成了“社会病”。因为在“追星”的同时是学业的荒废，是拜金心态的日炽，是反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抬头，是对共和国奋斗史的陌生，是对劳动人民群众的疏离。有追逐必有冷淡，我们也不需再问卷调查，因为已有的实证材料就足以看出，现在的青少年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愿意学习雷锋争当“普通一兵”的。难道问题还不严重吗?

如果说审美层次的“假劣伪冒”对青少年有害的话，它所带来的只是直接的，浅层的、感性的社会心理层次的畸变，那更令人可怕的是，前些年在社会思想体系中竟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是青少年中产生“发烧友”，从而罹患“追星病”的深层次社会认识论根源。十多年就有一个进行哲学沉思的理论界泰斗，也在“见马克思”之前晚节难全。他在“理论创新”中竟然“发现”，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搞错了。在他看来，劳动人民群众只配为“大人物”彩排“历史活刷”“搭台子”，而真正“唱戏”的主儿与他们是无缘的。这位理论家年高可当“迫星族”孩子们的家长的家长，且又有令人高山仰止的“英雄的履历”，在一个有“畏人人之言”的传统的国度里，委实是“君子之德风”。然而，这一番“宏论”却并未带来“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积极效应，相反，的确引来了龙卷风卷沙迷人眼的消极后果。文人总是敏感的，于是就有那么一个据说是“蜚声海内外文坛”的作家在一部宣扬“世纪末情绪”的作品中就揶揄起了作为“十等人”的人民群众来了，言他们只能“别无选择”地老老实实地学习雷锋。由此可见，社会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体系(前者主要是哲学领域而后者主要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消极倾向相互结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的“协同放大”了的消极效应，正是青少年产生“追星”病的原因。分析这一社会病，我们认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心态畸变：一是趋时从众心理吞灭了独立自主心理，二是贪图安逸的享乐心理吞灭了涉身实践的奋斗心理，三是疏离社会，群众的贵族心理吞灭了同工农相结合的群众心理。我们为徐特立同志社会教育思想的研究者，窃以为徐老的实事求是思想恰恰是一剂诊疗沉疴的良药。徐老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体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讲，人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所以徐老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种自觉自动”的人格，“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而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模式必然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与独立人格的泯灭。它只能“人云亦云”，不能独立思考，其结果，就很难造就生动活泼，有政治头脑与业务技能、全面发展的人。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讲，实事求是的要旨就是要尊重实践与劳动。所以徐老主张“手脑并用”，反对各执一端不要另一端的偏差，认为“手”与“脑”的分家势必造成“半身不遂”。而享乐心理日炽之时，必然导致人只重“目的”，鄙夷“手段”，只想“消费”，不要“生产”，只图享受，忽视奋斗的心态抬头。三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实事求是则必然要求人们尊重劳动人民群众。所以徐老认为，“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贫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他同时还敏锐地指出：劳工神圣具有新时代文化的“启蒙”作用，而贵族心理抬头则必然导致“英雄史观”日炽，唯心主义盛行。总之，我们以为独立自主、实践意识，群众观点恰好是徐老实事求是观点的要旨，并相信弘扬它适足矫治表现在青少年身上的“追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