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国际上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

中国如何在国际上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　　

―――社会良性发展动力机制学研究之六，以底层视角谈文化建设，兼与主流精英谈治国　　

田忠国　　

建构国家形象，既是一种文化战略，也是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当然，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口号，更非是搞几场演出，弄几个标志性建筑给别人看就可以的，而是在全球视野下，以中华民族精神为主体，以无私的新思想为纯洁的智慧的眼，以人人平等的程序制度为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动力，形成亮丽的中华新文化。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所谓国家形象，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而非其它。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不搞清楚还会步入被西方名流忽悠的后尘。　　

当然，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个强国战略。大国，富而不强，等于是个肥羊。因此，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富民强国。　　

在“中国必须走强制性工业、国防和科技战略计划与国家形象相融合的发展道路”一文中，我曾明确提出了国家形象的三个层次：　　

一）、精神文化　　

二）、制度文化　　

三）、标志文化　　

制度文化是支撑整个国家形象的大厦，精神文化则是这个大厦上最顶端的石块，这就像金字塔顶端的那块巨石，折掉那块巨石整个大厦就会塌倒。标志文化呢，则是这个大厦上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标志物。　　

从国际上来说，每个国家在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形象时，最看重的就是自强不息、无私奉献，最自私的说法也是通过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奋斗，而后获得他应该获得社会对他的回报，比如说美国，就是倡导以无私奉献而后获得社会回报的自私国家，但由于获得回报的前提是“无私奉献”，所以，这个前提决定了美国伪善的道德正义性。　　

　潘维　先生在“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一文中（原文地址：http://ccga.pku.edu.cn/html/chengguo/20080316/8.html），详细论证了核心价值观与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关系，是很值得一读的文章，如果中国要想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的话，那篇文章是不可不读的，因为，国家形象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形象和制度形象融合为一的标志性文化，依如　潘维　先生所述：“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但我以为，主体精神是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没有主体精神，也就没有核心价值观，再进一步说，主体精神犹如社会磁力场的中心，核心价值观，则是这个磁力场中的一元，亦即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构成部分。　　

我之所以把制度文化视为国家形象的大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文化说到底是维系社会道德秩序、自然秩序、群体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民族秩序、国际秩序关键。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个主流精英不愿、或者说不稍探讨的问题：是以社会底层的视角建构“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还是以主流精英的视角建构“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主流精英一般认为，社会底层群体不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而文化建设是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或说国家形象建设，还是得精英说了算。精英说了算，就不能争论，争论就是折腾（现在老百姓最怕折腾。折腾的苦头过去吃了很多，折腾就会落后，折腾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折腾就会影响改革和发展，折腾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老百姓希望现在不要折腾，将来也不希望折腾。高尚全语），折腾了老百姓就吃苦头了，折腾了中国就落后了，折腾了中国就无法构建和谐社会了，折腾了就没有改革和发展了，折腾了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照高尚全类主流精英的这种逻辑，大清朝人民群众就是幸福时代，就是中国的最先进时代，就是中国的和谐社会，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最佳时代。　　

在高氏逻辑或者叫主流精英的这种逻辑推理下，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前三十年（也即毛时代）不如国民党时期，国民党时期不如日本统治中国时期，日本统治中国时期不如晚清时期，晚清时期是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而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的最好时期。通过以上主流精英的逻辑，我们发现，现在改革开放的最好是与晚清时代的最好重合的，这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的为什么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功臣之说了。这是高尚全之类的主流精英的价值逻辑。　　

我们再看一下道德观念是如何传承的。一般情况下，道德观是通过成人的言传身教传承的，这是一条道德传承的通道，另一条传承的通道社会行为，第三条通道是教育。社会上不同的行为方式，取决于某个道德价值观，而统一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是社会道德观共识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道德价值观如此，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也是这样。　　

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体现在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和其产生的强大凝聚力，而不是单纯的GDP和军事力量。有人撰文认为，中国的晚清GDP和军事力量，在全世界也是占前一二位的，但还是处处挨打。由此可知，GDP和军事力量，需要统一的主体精神、战略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推动整个社会的谐调发展，一个国家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但是，　朱大可　先生在“相亲样板教材的‘三宗罪’”一文中，以极其仇恨的声调声称，作为特定年代的产物，样板戏的功能就是点燃政治仇恨，煽动民众互殴，而它的另一个功能，则是在高举“斗争美学”的同时，围剿整个中国文化。如果从历史真实的角度说，文革是民众自由民主权利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次狂欢，　朱　先生那么仇视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怎么可能构建出　朱　先生所谓的和谐社会呢？　　

精英的权利固然重要，固然值得社会的尊重和保护，但民众的权利也同样重要，同样值得社会的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精英想当然的独享各种权利，包括任意践踏民众权利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之所以否定民众斗争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精英旨在保持“任意践踏民众权利的权利”。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一再谈精英的问题，旨在提醒精英，没有平民和精英的平等权利，没有社会各阶层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社会发展的良性机制，就没有社会的道德良知----没有社会的道德良知，社会就会走上邪恶的歧途-----就没有社会的价值目标共识，没有社会的价值目标共识，就没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或社会没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暴力反抗成为社会的常态。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强调社会发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必须形成“社会各阶层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有效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提到科学发展观，我就不能不说文革，因为，在我看来，毛泽东当时旨在建立一种人人平等而又科学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这才是他的初衷，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的相关论述。　　

当然，经过十年的努力，“人人平等而又科学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但不能因此就简单的判断为文革是错误的，而是需要人们认真研究分析，通过价值逻辑的程序关系，构建“人人平等而又科学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而不是相反。造成简单否定文革的主要原因，是精英的自私自利遮蔽了智慧的眼睛，陷入难以自拔的智障的泥淖。　　

但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类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可以无限扩展的程序逻辑思维法，我称之为人类的智慧。程序逻辑的起点是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形成不同的程序逻辑。但是，一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看问题，还不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因为，那样只会发现单一维度的问题，所以，人类的最高智慧，是能够利用多元的价值立场，研究、分析不同维度的社会问题，并以主体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科学的判断。　　

西方学者　雷默　先生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应该以“水”“火”交融为基础，形成一种“淡色”形象，并称这种“淡色”形象，是中国走出国际误解困境的出路。其实，中国对“水”“火”的解释，一是“火水未济”，因为火上水下，火之上行而水之下流，火水不交之故，形成了相反的无制约机制；二是“水火既济”，水上火下，又水往下行而火往上行，水火交融，上下同志，形成一种同方向的制约机制，但是，火多则水干，水多则火灭，由此可知，制约机制形成关键在于矛与盾双方力量制衡的支撑点。打破这个力量制衡的支撑点，就不会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中国的主流精英十分弱智，根本看不到“人人平等而又科学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机制动力。　　

有人认为，马立诚所写的“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和“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只是右倾观点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左、右倾观点，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右倾观点是卖国为最高追求目标地。我想，如果中国持右倾观点的人都如马立诚那样，中国真的就没救了。例如，马立诚认为：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我还想，如果持右倾观点的朋友看到马立诚这样的观点，一定会倍感无地自容，因为，马立诚的观点，不仅是中国的耻辱，也是持右倾观点的人的耻辱。试想，谁会和一个认强奷他母亲的男人为父，并为那个强奷的男人百般辩护的禽兽为伍的呢？　　

其实，对于持右倾观点的人，也有我非常尊重的，当然，我尊重的是他的道德人格，是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一腔忧思，虽然其观点不敢苟同，且以为缺乏把天握地的襟怀和视宇宙往来为小图系统视野，而是上相反，常常为他人之见遮住自己聪慧的眼睛，在我批评某些人的观点的同时，我也给予充分的敬意。但对马立诚的理论观点，带给国家形象的只会是负面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右派都想做人，而不是想成为禽兽。　　

读了马文后，我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总是对中国担心了，因为，他无担心的是作为禽兽的一类（不是右派，因为右派也是人），主导或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这不仅会带给中国重大的灾难，也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有人可能认为，我在一篇探讨建构国家形象的短文中，同禽兽观点展开论争，偏离了探讨的目标，其实，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是一种精神文化意义的道德符号，比如说，　龚忠武　先生在“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现实意义”（原文地址：http://www.dajia123.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12）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德服人者王，这是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毛泽东）晚年济弱扶倾的反帝反霸事业，使他不仅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声望，也赢得了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政治人物的由衷敬佩。继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之后，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以‘朝圣’的心情，前往北京，欲亲身目睹他睿智、诙谐、博雅、谦逊的东方的王者风采和气度，从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上谱写了空前辉煌的一页，也为改革开放的世代，在第三世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由此可知，国家形象是个核心价值观的道德问题，不是个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把国家形象简单的定位到意识形态，不仅无知，而且愚蠢。　　

也由此可知，中国必须改变以自私为核心目标的改革，并由自私为核心的改革，彻底改变到以无私为核心目标的改革道路上来。因为，自私是不道德的，若以此作为国家形象，必然招来别国的攻击，并给仇视中国的人，制造攻击中国的口实。也由可知，中国必须尽快建构完整的道德体系。因为，以社会道德、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文化体系，才是中国真正的国家形象。　　

从精神文化层次上说，不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没有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便没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业迹。因为，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既是创造性动力的不竭源泉，亦是“无限扩展的程序逻辑思维法”最佳路途，故而，“大学”中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而近道之前提，就是忘我、无我，无我方能无私。　　

从价值层次上而言，富有道德感、正义感的价值秩序，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富有道德感、正义感的价值秩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动态搏弈导致的结果。动态搏弈的形式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是和平搏弈，二是暴力搏弈，三是军事武装搏弈。在这三种搏弈方式中，又各有不同的搏弈层次，比如和平搏弈，第一个层次是论理，但当道理讲不清或无处讲理时，便会助生第二个层次的和平搏弈，亦即，诉讼。如果诉讼解决不了问题，或者无处诉讼，或者虽然有处诉讼，但享受不到国家公正的公民待遇，便会助生第三个层次，即，游行示威或静坐示威。但是，当和平搏弈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和平搏弈就会演变为暴力搏弈。在这个阶段中，又可分为盲目的暴力搏弈和有组织的暴力搏弈，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如果在这个阶段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便会演变为武装搏弈了。　　

从社会成本的角度说，和平搏弈的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代价最小，因此也是中国必须建构的和平搏弈机制解决的问题。从第一个搏弈层次上说，国家应该建构有效的理论争论平台，并在争论过程中逐渐达成社会共识。从第二个搏弈层次上说，国家应该构建有效、高效的司法平台，让公民从道德与正义上感受到国家公正。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是应该从程序正义上抓起，也就是说，程序设置必须富有正义感。而程序的正义感，不是精英说了算，而是民众说了算，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出台前，应交由民众审议通过。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两元并列的司法模式，亦即精英审清制和道德正义审判制。如果精英包打天下，司法越独立，其结果只能是越丧失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而司法导致的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丧失，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在制度文化层次，我以为最关键的是“民权治国”，这样可以迫使精英层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转化官员的的自觉行动。民无权驭官，则官不为民所谋。什么是民主？民权驭官，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不仅仅是票选。　　

主流精英的自私和对民权、民利、民心、民意、民志的冷漠，实则是对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冷漠，比如说高尚全的折腾论，龙永图的刁民论，马立诚的“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论，如果以此治国，不仅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是中国国家形象最大的破坏者。　　

　2008年8月28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