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忧患中崛起

中华民族在忧患中崛起

费一思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早已被无数的历史故事所证明。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国人深深的领悟和弘扬。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发展的大潮正滚滚向前。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崛起，要走向富强之时，我们就特别强调要有忧患意识。我们现在远未到盛世之时，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他们不断的高唱“中国威胁论”，其用意就是要抵制北京奥运会，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年初时台海局势不稳。国内南方大部分地方又遭到百不遇的冰雪灾害。新疆的分裂分子又企图制造劫机事件。多年逃往海外的达赖集团又在西藏制造分裂的暴力活动。特别是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又一次考验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天灾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凝聚力。种种内忧外患使我们的发展总是不顺畅，也许正是这种不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崛起的真实的写照。

我国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一度所向披靡，攻进北京建立了新政权，改国号为“大顺”，其用意就是要顺畅地拿下江山，但来得太顺却反而被很快的灭亡。纵观中国历史上深知其中道理的往往是开国时期的明主，他们是经历了一翻磨砺打拼之后获得的皇位的帝王，他们深知天下得来的不易，所以往往政治清明，体恤百姓，休养生息。而后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帝王就没有了那种忧患意识。由于天太平，到处是歌舞升平的盛世，于是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有几个深宫中长大的帝王能自律自己而心怀天下的呢？往往是一个比一个昏庸，一个比一个残害人民更甚。因此，古时一个国家的强胜与否往往是寄托在一个明主的身上，君王是明王、贤主,那么那个时代的国家就强胜，人民就安居乐业，如历史的汉、唐时代，民富国强就可以抵挡外来的入侵，甚至深入大漠驱赶匈奴几千里。使老百姓免于外族的抢劫和屠杀。但如是遇到昏君、暴君的统治之下，或君不理政，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君王置于自己的国民不仅不救不管，而且还压迫更甚。那时老百姓的命运不是掌握的自己的手上的，而是掌握在君王的手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国家的兴亡是寄托在贤明君主的身上的，当然就与广大的老百姓无关。广大的老百姓只能被迫地接受一个个君王赏赐和加上他们身上的福祉和灾祸。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了人民立宪的共和国，从此治理国家的权力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手中。特别是在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人民群众从此当家做了主人，是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既然共和国是广大人民的共和国，那么管理好这个国家，使全体的人民享有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就是我们每个国家公民的责任。由此，国家的兴亡就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当然你我也都责无旁贷。

今天，我们作为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增加我们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时时警惕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还有许多威胁，敌对势力时刻在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还有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因素存在。我们才发展了20多年，还远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和实力来高枕无忧、座享清福，也许一不小心一个早上起来，昨天的朋友一下子就成了敌人，而使我们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小有成就，还远没有到盛世太平，歌舞升平的地步，我们要超越西方强国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纵观中外历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大，都是源于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强烈地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因为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才能激发起人们去和大自然抗争。让人们随时想到在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只有放手一搏才能求生存。所以中国古时有句话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西方的现代文明没有产生于自然物质条件较好的热带地区，而是产生于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的亚热带和冷带地区呢？热带地区那里物产丰富，甚至人们无需耕作就可以收获，人们生存很容易，那里的人们无需努力动脑去改变现状，所以那里的人没有危机感。其实，有生存的竞争才会有发展。我们中国从秦朝统一以来，我们就一直认为我们是处在地球的中央，且物质丰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确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在这个地球上首先建立起了当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社会。也正是这样，我们的统治集团和国人的心目中就有无比地优越感，而对那些蛮荒的边远贫穷地区，我们都不屑一顾，没有了危机感。因而慢慢地把视野缩回到关注内部事务，对老百姓的压榨上面来，而不是对外开拓扩张，所以中国过去历代的统治者们多是对内的收刮和盘剥。这种妄自尊大，而对内又为了残酷的压迫和统治，就采取遇民的政策，把老百姓的思想禁固起来奴化人民，使所有的人都倦缩在这块土地上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这时统治者们就毫无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了，就可以整日寻欢作乐，士大夫们也就整日詠诗作画，享受太平盛世，不料边疆烽火再起，财产被抢劫，烧杀死伤无数。一份边报急告中央政府，皇帝正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不理朝政，大臣们没有敢轻举妄动，于是边疆烽火不断，人民奴性不断，过境烧杀来断，人民也就哭嚎不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秦、汉、唐时，国家强大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受到外籍的打击，而又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于是只有用女人和亲和封赏政策，但往往是和亲、破裂、再和亲、再破裂，强盗的味口是越来越大，人民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最后直至国破家亡，这就是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我们再来看看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日本。英国和日本并不处在大陆中间的位置，而是处在时时有地震、有海啸、有台风的地球地壳断裂带上，位于偏僻的岛屿，自然环境恶劣，没有多少陆地，要求平安的生存在这里都是一种奢侈。所以岛上人口多时，时时都有种危机感在他们民族的思想深处，都有一种忧患意识。因此，正是这种生存危机把这个民族逼到最后的地步。而这种危机忧患意识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正因如此，才使这个民族产生自上而下地寻求海外拓展和扩张。所以他们的统治都们采取的不是奴化百姓，不是愚民政策，而是开启老百姓的思想，接受一切科学的进步的东西，接受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向科学要生产力，向技术改造要生产力。纵容老百姓开拓海外市场和进行海外地掠夺，这样老百姓手中的物质多了，国家就强大了，政府也就富裕了，政府富了就可以组建强大地国家机器，强大的海军、空军、陆军来保护所获得的成果。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教训，也被历史上无数次血的教训所证明。到上世纪的抗争时期，我们才猛醒。唱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歌，全国民众团结一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中国近代史来抵御外强入侵的伟大胜利。所以它成了我们今天的《国歌》。确实是生于忧患，因为在抗战时，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动了全体民众，一改过去的妄自尊大，而使每一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喊声，已经到了选择生和死的时候。结果最后是我们胜利了。

今天，虽然早已不再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虽然我们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虽然我们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我们还不富强，人民还不富裕。我国的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2280美元，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还远未到天下太平、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我们还得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因为只有时时刻刻不忘记这种忧患，才能时刻提醒我们还需不懈的奋斗。
因为虎狼在侧，我们没有办法安乐。

费一思2008年6月1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