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民主，或去政治化的民主

消费的民主，或去政治化的民主

——也谈“超女民主与超市民主”

匪兵乙

王晓渔先生的文章《超女民主和超市民主》（《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3期）从2005年关于超女与民主的社会话题中获得灵感，提出超市民主的说法，“从超市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反思民主实践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第64页），借用超市这一营销模式尤其是作者有感于在回乡小镇中也发现了超市来反驳三种对于民主在中国应该缓行的说法，即“素质说”、“代价说”和“国情说”。这种把超市模式比喻为民主制度的想法很有意思，在作者看来，既然超市这种开架销售的形式可以在中国大小城市遍地开花，那么民主又何尝不能如此呢？这是不是说民主与超市一样，也是一种开架销售的形式呢？按照作者的说法，进入超市买东西的顾客就是选民，超市里的营业员就是为顾客服务的公仆，那么是不是顾客购物的行为就是一种民主的体验和消费呢？再进一步说，如果把超市作为民主政治的实践空间，那谁又是政府/政党呢？如果营业员是公仆（商品推销员），那么开架商品是不是政党、政府的隐喻呢？

在作者论述“超市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过程中，使用了超市式的“开架销售”与国营商店的“闭架销售”之间的参照，前者是公开、透明、法治（有序的购物），后者是封闭、官僚、人治，很显然，前者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民主实践，后者则是计划经济的政治模式，这成为作者论证“超市民主”进步性的主要逻辑，即在专制/民主的二元对立中确认民主的价值。在作者看来，那些对民主提出异议的“素质说”、“代价说”、“国情说”，是没有看到民主可以使管理者变成销售员，可以使人民变成顾客/上帝的正面价值，在这里，民主是走出专制的唯一正途，从民主对于专制政府及其被专制的人民的“解放”意义的角度来论述民主的价值，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也不能否定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贵族专制的进步价值，只是这里的民主/专制的对立，恰恰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替换封建主义而成为专制的代名词呢？这正好是冷战的产物，或者说，不在于民主不好，而在于为什么“民主”会成为克服“社会主义专制”的唯一想象可能呢？正如作者所说“‘超女民主’是处在民主饥渴状态下的知识分子饥不择食的结果”（第65页），这种“民主饥渴状态”在90年代愈演愈烈，民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政治制度想象的最大神话，一方面，关于民主的话语在90年代成为某种社会禁忌，另一方面，民主也成为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大拯救性力量及其终极解决之道，无论是社会腐败、黑煤窑，还是农民工的暂住证等等问题，都被看成是中国政治不民主的结果，这种关于民主的想象，与其说是贯穿中国20世纪的老问题（五四发轫之处，德先生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核心议题），不如说是80年代以来打上冷战与后冷战印痕的意识形态表述（五四的议题在80年代的重新复活本身是其超越50-70年代左翼历史的方式之一）。

在冷战时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对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说辞，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基本上使用阶级话语来反驳西方“虚假”的自由/民主实践，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冷战想象中，自由/民主被清晰划归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产品，伴随着战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自由/民主又与现代化连接起来，这就成为西方阵营构造与共产党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人民生活贫困相对立的理想世界的典范（比如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主义作为指称社会主义专制的例证），直到1989年东欧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剧变（中国恰好成为推到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只是并没有倒下）及苏联解体，这种冷战中关于自由/民主的想象更以胜利者/真理的姿态获得全球霸权（直到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也不得不借重于这套陈词滥调），进而作为冷战敌手的苏联社会主义就成为名正言顺地专制、独裁的不民主、不自由的恰当表述，这是“不战而胜”的西方阵营论述胜利的合法性所在（胜利者总是可以论述必然胜利的理由，恰如“成为王败为寇”的俗语往往从失败者口中说出）。与这种历史有所错位的是，中国既处在冷战对立的阵营里面，又时而脱离冷战对立的双方，尤其是60年代在反帝、反修的视野中，中国成了冷战结构中的第三极，而70年代初期（早在“文革”结束之前），中美打破冷战结构确立外交关系（80年代关于中国封闭锁国的叙述显然是服务于改革开放的说法，因此遮蔽了作为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直到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率先遭遇“后冷战”的情境，表现在中国社会内部在官方主导之下展开的对文革历史及其左翼文化的批判与清算，包括文革十年在内的50-70年代成为“封建的复辟”、专制的代名词（接受冷战敌手的表述），而知识界也非常恰当地重提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命题，这种把新时期对接到五四传统的意识本身，抹掉了50-70年代甚至二三十年代以来整个左翼文化的正面价值（这显然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的延续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民主/自由作为“专制”的反面出现，成为80年代知识分子政治想象的核心议题，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代议制选举制度成为民主的最佳典范（美、英国成为民主/自由/现代化的多面复合体），只是这里的民主对抗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专制体制，而是被看成是“封建的复辟”的社会主义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因此，国家=政府=共产党=集/极权的表述成为民主的对立面，所以，反官方、问责政府就成为论证民主合法性的逻辑基础。这种关于专制与民主的想象，与其说来自于冷战中敌手的逻辑，不如说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我更新或瓦解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把50-70年代尤其文革十年的历史指认为封建专制、个人崇拜及集权是共产党内部推进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运作的一部分。而随着历史文化运动对左翼文化的清算，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在这种断裂叙述中被动摇，这就有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来修补官方意识形态的裂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与官方叙述产生了某种张力，一方面，一种发展主义的经济现代化成为全民共享的霸权表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中，也带有对政治民主化的想象，这种想象在80年代借助群众游行的形式实现的是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式的抗议，这种张力状态在89年政治风波中达到高潮并被阻断。

进入90年代，经过短暂停滞，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而这时中国恰好遭遇冷战结束的年代，作为国际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再加上89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却反而成为被冷战想象所强化的专制的共产国家，因此，80年代中国内部关于民主/自由的想象被顺延到90年代，并被后冷战历史所突显。此时，借助市民社会的理论（一种更本土的翻译是民间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民主想象具象化为市民社会的建立，关于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的问题意识替换了80年代关于中国历史及近现代历史为何没有走出专制怪圈而实现民主的讨论（市民社会理论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七八十年代之交东欧知识分子使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理论范式来阐释东欧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转型有关，直到东欧解体、冷战结束，这种东欧知识分子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被西方知识界作为压倒或瓦解社会主义专制体制的重要路径，进而市民社会成为对抗专制体制等国家集权实现西方民主化进程的良策，可以说，正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被赋予了反抗专制、终结意识形态之争的想象）。市民社会的重提，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话语，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等同于一种国家专制或国家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且各自具有相对自主、自律空间的制度。在这种冷战/后冷战的背景下面，“民主=市民社会”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核心想象，一方面，这种叙述延续了冷战时期民主/自由作为西方阵营与专制/集权作为社会主义之间的冷战想象，中国知识分子也延续80年代以来对于共产党政权作为专制政府的想象，从而无法正视中国市场化改革恰恰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推进之下完成的，这种对于市民社会的积极期待如果结合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经过短暂停顿之后骤然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那么关于市民社会的呼唤就成为为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化进程进行辩护的假面，这就使得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变成了对新体制或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者，甚至合谋者（比如2003年对于孙志刚事件的讨论，可以作为市民社会的某种胜利——孙志刚的大学生身份无疑使其具有无可置疑的公民身份，刚刚上台的新政府很快取消了暂住证制度，但是暂住证的取消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农民工在市场结构中的权力位置，这也是市民社会的政治能量的边界所在）。另一方面对于大陆学者来说，市民社会成为替换80年代作为主流想象的现代化的有效修辞，而关于中国没有市民社会的论述也建立在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的一体化中不存在公民社会的想象的前提之上（东欧和中国80年代的历史经验恰恰说明市民社会是社会主义体制内部自我更新的产物），因此，曾经在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之时，城市市民以街头游行示威为表现形式的内部抗议却很少被追溯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先声（这类似于最初使用市民社会的视角来解释东欧内部的改革），相比90年代，那时候的公民空间的氛围更为强大（仅仅想象80年代那些脍炙人口的相声所具有的讽刺色彩，是90年代的大众文化产品很难想象和企及的），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诸多学潮运动，也对台湾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点很少被谈起，最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所不知道的台湾》里面反而以引证作为台湾“软实力”的公民社会为鉴，而诸多对80年代的怀旧与眷恋之情，也很少见到对于80年代政治文化的有力阐述），当然，对于80年代的抗议行为究竟是刚刚启动的商品化（市场化）催生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是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最后爆发，依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样逻辑之下，就不要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多次以城市市民为主体尤其是中共早期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城市革命的实践更不会被纳入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的讨论，反而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晚清、民国报纸等媒体能否充当“批判空间”的价值（这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关领域的讨论有关）。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民社会、官方/民间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成为9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想象使得非国家、非官方的文化现象都成为市民社会的呈现，而那些市场化进程之中所带来的弊端也以国家、政府作为唯一的替罪羊，这就是依然要借重对国营商店的批判来论证超市民主“进步性”的逻辑和历史动力学。在这种动力学的支撑下，国营商店中营业员作为受到社会主义体制保障的工人阶级的主体位置就看不见了，这或许是民主超市里面的销售员以打工妹（仔）的身份所无法相比的，与作者的论述不同的是，在由国营商店变成超市的过程中，营业员并没有直接变成销售员，而是经历了工人下岗和农民工进城的双向过程。作者对于民主超市的合法性还在于超市这样一种销售形式即使在小镇也适用，民主又怎么可能会水土不服呢？因此，作者提出了“超市民主的路线图”：先城市再乡村、先沿海再内地，这种路线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一致，也与资本的流动方向一致，尽管作者搁置了“超市的赢利问题不属于本文考虑范围”（第69页），这与上面提到的只谈市民社会不谈市场化改革的逻辑是一致，但恰恰是超市的政治经济学动力推动了超市的路线图计划，正如在“超女民主”的讨论中，讨论最多的是参赛选手的“草根性”（草根也成为对抗官方的有效修辞）和粉丝的“拇指民主”（每个人都投票的权力），而很少讨论搭建“超女舞台”的资本动力学，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电视台纷纷效仿“超级女生”的民主形式，与其说是“超级女生”这种民主形式的进步性和解放意义，不如说是超级女生的利润与资本价值使之然，“超市”取代国营商店而成为商品销售产业链的新环节，除了资本的利益外，恐怕还少不了被冷战想象所禁锢的作为专制国家的政府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有关。

既使超女民主和超市民主作为市民社会的蓝本，也并非民主的完美典范。首先，这是一种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比如在“民主超市”里，似乎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空间（作者提到即使是文盲，也一样可以消费这种民主），但是如果钱包没有钱，既使能够进入超市又怎么能体验这种民主购物呢？这种表面上人人平等的民主采购，也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具有实质民主的意义，因为最后的胜利者或畅销产品是那些拥有更多资本的人才能掌握的；其次，这种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形式，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超女还是粉丝，无论是超市中的商品还是消费者，都处在市场的边界内部，对于那些无法进入市场或被市场淘汰的人们和商品来说，也就“自然”无法分享、参与或购买这种民主，比如那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打游击战的小商小贩，就处在超市之外，也在国家/市民社会的想象之外，印度庶民研究的学者帕沙•查特吉提出用“政治社会”的概念来修正“国家/市民社会”这一18世纪后基于欧洲经验发展出来的分析模式不适合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因为诸如农民、城市打工者等群体无法进入市民社会的视野里面，农民工尽管是市场逻辑内部的劳动者，但却受到自由市场和国家体制的双重压迫，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却被户籍制度阻隔在公民身份之外，尽管废除户籍制度并不意味着农民工能够获得公民权，因为与其说国家有意阻碍农民工的获得城市户口，不如说自由市场绑架了国家承担福利制度的责任，即使农民工在法律意义上获得公民地位（暂且不讨论中国的国情能否承受城市化的压力），所面对依然是市场逻辑下的被宰制位置，在他们获得市民身份的同时，也就有失去土地获得聚居在城市贫民窟的权力（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是合理的），更不用说获得在城市中安居的可能，因为在市场逻辑下的商品房制度，对于中国的许多中产阶级来说也是一个梦想。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于“民主”的批评，并非是作者所嘲讽的与营业员一起受虐狂式地“缅怀当年的国营商店”（第67页），因为如果说专制的反面是民主，那么对于民主的批评并非意味着对于专制的某种辩护（暂且不讨论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作为实践起点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带来专制），克服二元对立的思考路径，或许是面对冷战债务的一种方式。

进一步说，使用超女民主和超市民主来作为市民社会的想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消弱了市民社会自身的政治性，恰如作者没有引用3.14事件之后网友抵制家乐福超市的事件来印证市民社会的政治空间，这种忽视本身与超市民主的想象的去政治化有关。这种超市民主的想法，建立在把民主比喻成一个“自由出入、自由购买”的大卖场，顾客在其中“自由”选择或购买民主的过程之上，这是一次民主的“消费”，也是消费的“民主”。在民主=超市、公民=消费者的想象中，民主制度的运作被比喻为公司经营或一种经济行为，这似乎非常符合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一个花钱，一个出力）。这种“消费民主”的想象也适合“超女民主”的修辞，一方面，参赛选手“想唱就唱”（在满足一定参赛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参赛资格），另一方面，观众/粉丝可以通过手机给喜欢的选手投票（暂且不管投票的成本以及投票过程是否有舞弊），这里的公民在“超女的大卖场”中可以“自由”选择和购买，而最后的胜利者是票数最多或者说最畅销的民主产品。这种对民主政治的想象本身，就不仅仅是冷战意识形态中作为专制对立面的民主神话的再次确认，还是后冷战时代去政治化的民主政治的表征，这种去政治化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双重的，即政党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公民/选民成了游手好闲的消费者，尽管作者基本上还是在反专制的意义上定义民主的功能，但是其对超市民主的描述本身恰好呈现了当下以多党或两党制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去政治化状态，这种去政治化的政党政治在冷战结束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与“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终结的表述相呼应），其表现在于政党之间的“政治差异”逐渐消弭（甚至共识大于差异），政党不再需要具有清晰的代表性（正如“三个代表”的意义在于取消共产党的代表性），这就使代议制本身空洞化，尤其是在里根-撒切尔所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来，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成了撒切尔所说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可以说，这种“超女民主与超市民主”的说法既延续了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的想象，又在后冷战/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为这种民主提供了具象化的空间实践方案。在超女舞台或超市空间中，政党化身为舞台上艳丽的选手或超市货架上诱人的商品，公民则转身成为观众和顾客，除此之外，民主就真的没有其他面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