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 萨米尔‧阿明看明暗交错的世局

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

── 萨米尔‧阿明看明暗交错的世局

林深靖

文◎林深靖

美国次级房贷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脆弱与危殆，阿明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有他独特的观察。阿明指出，许多人把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让资本主义取得回春延寿的能量。然则，他认为这种资本利得快速扩增而劳动所得相对降低的趋势不可能无限期地发展下去，自由经济体系的金融化倾向就像是古希腊神话的阿基利斯脚踵（Achilles heel），刀枪不入的躯体中隐藏着致命的弱点。次级房贷问题不是危机的肇因，而只不过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意外。但是，小意外也可能是致命的痛脚。在当今金融资本的世界，台面上的宰制者不断将利润的产出私有化，而损失却又被社会化，也就是由劳动阶层、退休者和第三世界的贫弱国家来共同分担。这样的经济体系不可能永远平顺无碍地延续下去。

「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阿明引用意大利革命家葛兰姆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诠释当今的世局。他说，资本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一度达到颠峰，却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遭逢挑衅和抵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面是各种反帝、反殖、不结盟运动的诉求。可是，第一波抵制的力量在1990年代初殒落消亡。第二波抗衡的力量还在孕育当中。明暗交错之际，类似美国布什、法国萨柯吉、意大利贝鲁斯科尼等戴着人皮面具的「怪物」就趁虚浮现。这些「怪物」不是穷兵黩武，就是假借「改革」的口号，吞食人民历经数个世纪的艰辛抗争而获取的社会安全以及人权保障之成果。

不过，即使是在明暗交错的中空地带，新一波抵制的力量也已有涟漪荡漾。阿明从拉丁美洲最近的变革看到新生世界的雏型。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大选，左翼政党屡有斩获，在权力关系移转的过程中，反美、反帝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这一片苍茫大地弥漫开来。不过，相对于传统共产主义认为革命或社会主义的建构可以在短短数年或数十年的历史时间中完成，拉丁美洲的变革则不再强调「革命」本身，而是比较重视「革命的进展」，宁愿优缓地培育有异于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为往后更新一波的变革做好准备工作。

不平等发展的世界体系
─访萨米尔‧阿明谈南北问题
佛特里诺（Eric Fottorino）/ 访谈
文◎林深靖 (译者)
原载：新国际
译者前言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著名政治经济学家，1931年生于开罗，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法国人。阿明在埃及法国学校取得高中文凭，1947年赴巴黎就学，先后取得政治学、统计学和经济学学位。在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知识旅程》中，他自承由于过度投入社会运动，花在准备大学学科考试的时间其实相当有限。
埃及总统纳瑟1957年施行「大计划」政策时，曾延揽他为顾问；1960年代，非洲各国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他是背后重要的献策者。阿明毕生始终站在论述与实践的最前线，重要著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在世界体系中的省思》（1988）、《混沌帝国》（1991）、《全球化的挑战》（1996）、《资本主义的幽灵》（1999）、《自由化的病毒》（2004）、《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等。
萨米尔‧阿明以「中心」、「边陲」的概念来解释世界经济体系，「中心」攫取「边陲」国家的资源作为发展的根基。南方国家的发展不足，在他认为，并不是由于贫穷所造成的迟滞或来自于传统的重负，而是由于「中心」与「边陲」之间一成不变的交易方式。南方国家要挣脱这种宿命的结构，唯有采取「断离」（déconnexion）的策略，也就是进行「自我中心化」的发展，以摆脱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牵制。阿明在批判帝国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也对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尤其是非洲和中国，始终是他深情关注、考察的对象。法国经济学家阿弗烈‧索维（Alfred Sauvy）对他的评语是：「洞见世局的人物，我们在历史上时常发现，但很少像这一位这么令人惊心。」
阿明晚年积极投入从「反全球化」到「另类全球化」的国际串联。从Anti 到Alter，他偕同国际上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左翼知识分子，共同探寻「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自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WSF）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开办以来，他几乎每年与会，并发表重要的演说或文字。
2008年8月，萨米尔‧阿明将应「浩然基金会」之邀请，前来台湾进行访问，除了分别于台北和台南发表演说，并安排有与台湾学界和NGO工作者对话的工作坊。
【访谈】
财富的累聚是权力的来源
佛特里诺：美洲的发现距有五百年，所带来的变动有哪些影响最为深远？
萨米尔‧阿明：一四九二年十月十四日标志着现代世界的诞生。在此之前，是权力在分配财富；随着新世界的发现，财富的累聚变成权力的来源。两个重要现象同时发生：
资本主义从它「前历史」阶段的重商主义脱胎出来，转而对理性有清楚而强烈的要求。这种意识型态和文化的断裂，欧洲人称之为「文艺复兴」。当时，那是拒斥封建、尊崇复古的模式。
其次是对世界的征服从此肇始。欧洲人首次意识到他们可以确立自己对世界的控制。我要明确地指出：他们科技的优势是征服世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直要等到工业革命，西方人才算掌握了决定性的物质优势。
五个世纪以来，惟一直线发展的现象是「两极化」。组成现代世界的社会，其间的沟堑不断扩大，远超过旧日所存在的任何间距。19世纪时，德国为了要赶上或超越英国和法国需要30年的时间；如今巴西要几年才能赶得上美国呢？尤其它外在条件的限制比起一个世纪以前不晓得又加重多少！
■ 您怎么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使社会不平等持续恶化的倾向呢？
□ 两极化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做为世界体系，并没有在真正世界性劳动市场的根基上运转。劳工的移动（劳动市场依然相当殖民化）与资本和商品急速的流动根本不成比例。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放任市场论域其实是去头截尾的片面说辞。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者为彻底达到目的，终会在劳力、资本和商品这三方面打开疆界。我认为只有对劳动力开放，人类之间才会有平等的社会竞争。看看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吧：资本和商品畅行无阻，而在美国却有很多人想在美、墨之间筑起一道高墙以抑止人口的流动……
商品异化和大自然的破坏
■ 像马克思一样，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留余地？
□ 不！资本主义者有两个正面的功能：首先，它促成生产力在短期内的快速发展（这也同时是他的弊端，生态主义者已发现了附随在成长指标上的毁灭性性格。）其次，它有助于社会的非宗教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出现。第二点可做进一步的说明：资本主义建立在商品异化的基础上。它要灌输的意识型态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来取代过去上帝所扮演的角色。旧日的社会是由神权所管辖或者受制于如古希腊哲学或儒家思想的形上架构。资本主义打破了这个框架。神的永恒法则已不足以维系进步发展，有必要创造出其它的组织模式。资产阶级民主即是其果实。
■ 这并不坏阿！如果我们拿来跟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崩溃和苏联的瓦解做比较的话……
□ 要谈这点，必须回顾历史。1917年的俄国革命之后，就一个落后国家而言它面临了两个相互矛盾的任务：
一是追赶（在工业和军事力量上要赶上先进的国家）。
二是做「不同的事」，也就是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自1930年以来，「追赶」成为首要的目标，「做不同的事」的野心变成是
装饰性的、空洞的、欺妄的。苏联的制度和社会主义根本毫不相干。1991年崩解的那个体制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体制。苏联的体制制造出它自己的资产阶
级，而和其它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都以生产工具的占有作为致富的手段。
社会主义早在1930年就已死亡……毛泽东在1963年对中共干部讲过这样的话：「就像在苏联一样，你们搞出来一个资产阶级。别忘了，资产阶级并不要社会主义，它要的是资本主义。」如今，我们在东欧看到的是一片乱象，其民主是难以想象的脆弱。当今俄罗斯政权的模式是皮诺契的智利或早期南韩的模式，其政体很可能只是独裁和专制之间的转移。
■ 在这些急剧的转变中，您还是不断援引马克思主义。要了解当代世界的转变，从马克思那儿可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 马克思思想所打开来的境界我们已无法再将其封闭。他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也许不是恒久不变，但确已涵盖了实质的特征。他写到：资本的累积会腐蚀人类两项最基本的资源：劳力，被化约成商品；大自然，因被视为是取之不竭而遭受无情的摧毁。1968年5月的学运和后来的生态主义者都重返马克思而不自知。马克思早已指出现代世界的本质是：商品异化和大自然的破坏。
美国霸权与「欧亚阵营」
■ 在您看来，冷战的结束，欧洲是不是获利者？
□ 没有像美国获利那么多。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已在冷战后确立。长久以来，我们一再听说冷战中蕴含着军事冲突的重大危机。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假象的危机，是两大超强操控下长期勒索。真相是军事力量向两头集中，武器部门是苏联唯一真正「追赶」上来的领域，他们的努力全部集中在这里。如果我们回顾1944年的情势，当美国垄断原子弹时，它的确在战场上使用了……如今，在两头超强的军事平衡瓦解之后，以核子武器来解决大小争端的危机反而增大。五角大厦的内部文件透露美国动武的意愿越来越强。冷战的结束，正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波斯湾战争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美国很清楚地想保有畅通的管道以通往全球各地的资源。1992年的「地球高峰会议」，这一点已是讨论的核心。此外，别忘了大众传播的力量是怎么样被强化的。斯大林只能以「真理报」为他传递讯息。在伊拉克，布什有CNN。在这个地球村的世界，大众传播媒体足以塑造世界性的舆论，它成为可怕的反民主工具。
■ 面对美国这样的「霸权」，欧洲可能与它抗衡吗？
□我不认为。在欧洲，有一个人是我所尊敬的，即使他带有右派的偏见。这个人就是戴高乐。他是战后唯一独具慧眼的国家领导人。早在1945年他就知道，英国选择向美国无条件的靠拢，已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可能是无法弥补的错误。他也是唯一预见美国将造成的恶梦。他当时已提到了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山」的欧洲，将俄罗斯涵盖进来，以重新平衡法、德的关系。要是戴高乐眼中的这个「欧亚阵营」成形的话，美国的霸权计划也就失去其意义。「铁幕」为美国带来莫大的好处。斯大林将整个国力投入军事上的「追赶」，他的闭锁使美国不致面对「欧亚阵营」的威胁。
■ 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局势以东西关系为主轴。而在您有关「中心」与「边陲」的理论中，您是从南北关系探讨南方国家贫穷化的成因。它们的贫穷似乎是一种宿命……
□资本主义那种两极化的系统当然会产生被遗弃的一端。某些「边陲」的国家即使工业化了，他们的一切决定还是受到「中心」的遥控，透过技术，资本市场和信息工具的遥控……
采取「断离」的策略
■ 但是这对追求发展有帮助吧？
□首先我们得同意「发展」是一个带有价值观的概念，必须照顾到未来社会计划的取向。发展不能化约为资本主义跃进的自发性结果！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事实是那根本是资本主义的扩张。第三世界依然是风暴、发展与不对等交易的地带。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南方国家同样标举了「追赶」的野心，却未有寻求一个新社会的努力。那种相互依赖的追赶，一切都不是在经济世界化的架构下进行。它们并不想和居于宰制地位的北方国家发生撞击。一旦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它们就以为国家内在的条件可促使它们加快追赶的脚步。万隆会议的时代产生两种型态的国家。一种是极左的，采取激进的国家主义，不民主、粗暴，建立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上，像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或埃及。另一种是极右的，带有新殖民地的色彩，经济的起飞依恃于向世界性资本主义做更大的开放，像是科特迪瓦或肯亚。可是不管是哪一种，都已跟原先设定的目标悖离。历史继续，运动停息。虽然第三世界因此有初步的工业化，却也随之出现许多恶果：成长的缓滞，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未经控制的都市化，乡野地带的衰退，而最后是不断升涨的巨额外债。万隆会议的目标–在相互依赖中追赶–并未能实现。南方想要超脱困境，惟有采取「断离」的策略。
■ 回复到自给自足吗？
□不全然是。对南方穷国而言，一种可以响应社会各阶层物质需求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架构下显然是不可能的。「断离」不是处方，而是原则上的选择，选择与主宰世界体系者的内在经济理性准则脱离。不结盟国家在1975年据此提出一套国际性经济新秩序，包括修正相互依赖的游戏规则，创造自制的空间以允许万隆会议的精神得以延续。北方国家一概回绝。它们宁愿透过主控的「世界银行」在南方执行结构整治方案。
■ 许多南方国家都有人口巨幅成长的现象。这对发展而言，岂不是一种祸害？
□ 我不喜欢用「祸害」这个欧洲人用来形容亚洲人口成长的用语。西方现在对第三世界的人口心存疑惧，可是欧洲人却早已完成他们的「人口革命」。在1700到1900之间，它们所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20％跃升到40％。他们因此得以向美洲、澳洲等大陆做全面性的「殖民」。第三世界没有这样的机运。即使自从1950年代以来南方穷国的人口有突破性的成长，却仍不及他们在18世纪时所占世界人口的比率。
■ 您拒绝「第三世界主义者」的标签，是不是因为这一学派的思想在这几年来渐失光彩？
□第三世界主义的论述几乎已从媒体的辩谈中消失。这并不意谓它已经死亡。反而是西方人有关发展的论述已是日见空竭，穷途末路。至于我，我不是第三世界主义者，若是一定要给个标签的话，就说是世界主义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