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依法治国”的破灭

“依法治国”的破灭

杨思远

2008年是“依法治国”理念的破灭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两个月发生的事情，将“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了。有两件事情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

3月22日台湾地区一小撮台独分子在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的操纵下，组织策划了“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开投票”。联合国本来是一个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在主权国家的一个省举行所谓“入联公投”，尽管“公投”未过半数，但是组织策划“公投”本身已经形成分裂国家的叛国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5年3月14日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入联公投”正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因为“公投”本身既然被允许，那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公投”。第一次“公投”没有成功，但“公投”行为合法化了，所以第一次“公投”正是这样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如果我们不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那就是中国政府在违背《反分裂国家法》了。根据第八条进一步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未决定采取，也未组织采取任何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反分裂国家法》先是被台湾，后是被大陆突破了。

3月14日发生的达赖策划的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以及后来一系列暴力事件，毫无疑问是犯罪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经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２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达赖应当受到惩罚。又，根据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经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之规定，达赖集团涉嫌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然而，中央政府对于这样一个嫌疑犯，居然要“接触”、“对话”、“商谈”。难道一个人践踏了法律，可以有如此待遇？对罪犯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在处理达赖策划的打砸抢烧事件上，我们又一次抛弃了“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文革结束后，有人针对文革中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提出来的。30年来，我们在有法可依上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坦率地说，这些法律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上。有法不依、执法不言、违法不究随处可见，这可以从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上看出来。我们今天的治安比文革期间决不更好，我们的社会秩序也决不更妙。一些人指责文革期间的打砸抢，可是今天官僚腐败分子在打砸抢公有企业、银行、资源等方面远远胜过文革。文革充其量是抄家，现在的腐败分子则是抄国。文革时期虽不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决没有今天这样多的防盗门、铁栏杆、看门狗和保安队。

人们常以文革期间《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生命安全来指责“无法无天”的社会，但是30年过去了，《宪法》今天不照样被违背吗？谁去惩治违背《宪法》的人，没有，一个也没有！权力永远大于法律，事实再一次这样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一个人，当你小有犯罪时，法律之剑会刺向你，但当你成功策划震动全国和世界的打砸抢烧惊天大罪，中央就会敞开对话的大门。法律永远是用来对付小民的，而不是对付大人物的，即使这个大人物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毛主席讲过自己“无法无天”，但他认为自己是在闹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所以“无法无天”可以自圆其说。今天很多人强调“依法治国”，可真需要“依法治国”的时候，“依法治国”却被抛到爪蛙国。同“无法无天”相比，“有法无天”更其荒唐。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依法治民，而不是依法治官。本来，“治”的主体是官，是官来治理民。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管理被统治者的工具，不是用来管理统治者的。统治者自己违背法律，那总是可以找一些理由，至于理由能否成立并不重要，这就宣布了“依法治国”的破灭。例如，这次对待陈水扁的“公投”，我们给出的全部解释就是“公投没有成功”，可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杀人未遂就等于没有杀人吗，就可以免于起诉吗？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但不成立又能如何？无人追究，这就是真实的“依法治国”。又如，这次对待达赖，我们只是说“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可是达赖的“行”在3．14事件上已经被我们观察到了，尚嫌不够吗？和达赖对话被说成是体现中央政府的“宽宏”和“仁至义尽”，难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就这样弃若敝屣？难道中央政府对犯罪可以“宽宏”，对罪人可以讲“仁义”吗？那我们要法律干什么，我们的公检法系统还有何存在的实际意义？

为什么要抛弃“依法治国”？事情很简单，“依法治国”既然是治理民众的手段，当官僚老爷们遇到不是民众而是更为强悍的洋人时，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了。如果对台湾使用“非和平方式”，这是同美国“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两岸现状”的政策相抵牾的，决不能得罪美国。如果不与达赖接触，西方势力就会抵制北京奥运会。总之，在外来帝国主义面前，官僚老爷们屈服了。但这种屈服不要紧，“依法治国”破灭了。尽管如此，在对待民众问题上，“依法治国”仍在起作用，而且作用很大。“理性爱国”就是按照法律行事，而法律早就取消了民众外反帝国主义，内反官僚资本的权利。“政府怕洋人”和“民众怕官”的破国轨迹已经清晰呈现。

“依法治国”曾经是很多人向往的优良社会，现在看来它的欺骗性一经被事实戳穿，就和“无法无天”没有什么两样，甚而至于比后者更坏！30年来的法制建设，令人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