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助长西方偏见的中国马屁

《立春》：助长西方偏见的中国马屁　　

《立春》在顾长卫的导演生涯中，技法上要比前一部《孔雀》要成熟得多。在《孔雀》中，顾长卫对人物的处理相当的生涩，把每一个人物都拍得像是摆拍似的，动作像木偶一样不自然。这应该看成是《立春》的进步与长处吧。　　

但是，《立春》这样的电影看了之后令人感到极不舒服。电影里有一种通用的中国电影里令人如骨梗喉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努力原谅这些标榜着艺术片的头衔、迎合海外电影节的电影，更有一些小众的粉丝对这些电影大加礼赞，但观众对这样的电影的冷遇态度，又被那些忧国忧民的教授们解读为中国观众的艺术鉴赏力的欠缺。　　

但是，2008年作为奥运年的特殊年度，却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立春》与当代中国民众的意识相违背、相对立的地方。　　

奥运圣火的传递，令我们惊愕地看到，世界原来对中国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与歧视，在有的国家竟然达到90%以上的程度。比如法国民众在圣火传递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的态度，出乎中国人的意料。　　

在我们的想象中，法国的文化远比英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巨大。法国的艺术大家如雨果、巴尔扎克都远比英国作家给人有好感。　　

但是，这次法国却以极大的恶劣态度令我们难堪。我们的留学生不得在巴黎的街头，向那些冥玩不化的法国佬解释当代中国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不由得发问，我们的文化交流呢？我们的宣传产品呢？为什么法国人乃至西方人存在着对中国严重的偏见？我们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现在网上流行一首歌：“你们为什么那么恨我们”。这的确是我们容易产生的疑问。　　

在这之前，我们以为欧洲对我们是很友好的，几乎欧洲的每一个电影节，每年都要选中中国的几部电影，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些欧洲电影节就能够把它们的大奖送给中国电影，令那些中国观众并不喜欢的所谓艺术片扬名立万。常常有中国电影人兴奋地宣称，今年的某某电影节又成了中国电影的天下。　　

在我们错误的获得的信息中，似乎中国电影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力，似乎西方人对我们的中国人的生活颇有如饥似渴的了解的欲望，而我们中国电影在西方获得的赞誉之词中，都少不了说这些中国电影是对中国民众与现实如实的描述。　　

好像那些西方电影节比中国观众更了解中国似的。　　

但是，奥运圣火传递中发生的一些怪现象，却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没有认识到的西方的偏见。而那些在西方电影节中获奖的中国电影，却毫无偏见地得到了西方评委们的一致好评与赞美。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了：从奥运圣火传递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中国存在着严重偏见的西方，那么为什么西方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大加赞赏，却被认为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理解？这时候怎么说西方人比中国观众更热爱这些电影了？更懂得这些中国电影了？　　

《立春》在去年罗马电影节上获得影后奖，再次延续着中国电影在西方电影节一亮相都能满载而归的传统。如果没有发生奥运圣火传递中的劣流，我们还是为这些电影获得西方人的首肯而感到有几分高兴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西方人的那种对中国的难以理解的偏见的眼光时，我们如果再一味地简单化地为西方心有灵犀地对中国电影的不偏见的嘉奖而感到沾沾自喜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自封为一头驴。即使是一头驴，也要怀疑西方人在大面积爆发的偏见的情况下，对中国电影的首肯里应该包藏着什么样的祸心。　　

之前那些获奖的影片离我们太远，按照奥运圣火的西方偏见惯性来看，有一点隔日黄花之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立春》恰到好处地走到我们的视线中来，就成了绝佳的西方视线下为什么会奉上无偏见赞颂溢美的解剖标本了。　　

《立春》在国内反响平平，据说在广州放映时，很快就被撤下了。在当今全国人民与海外华人共同关注与卫护奥运圣火从而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情怀的时候，这样的电影显然以其过分对西方电影节的媚眼而显得格格不入。　　

在《立春》中，我们看到一个小城市的音乐老师，是如何地被那个环境所不容，是如何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艰于度日，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如何地在贫困而压抑的中国环境下向往着西方文明。在影片中，那个一心想考取美术系的黄四宝在与王彩玲结伴去京的火车上，发表了他们对西方文明朝思暮想的宣言：“这要是开往巴黎的列车就好了。”　　

在影片的价值体系里，剧中人物的最终理想，就是西方世界。进京的火车，在他们的眼中，都成了前往巴黎的梦想寄载体。　　

在这些中国人看来，只要他们到了巴黎就可以获得一个公平的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就可以一呼百应，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再看看剧中人物的艺术理想，也完全是西洋艺术。王彩玲从影片的交待来看，也算是一个农村人吧，但不知怎么突然无师自通地生长了一个西洋文化的心灵，与中国的现实环境严肃冲突，她所演唱的一些歌曲，都是一些西洋歌曲，什么《月亮颂》、《红日》、《为艺术为爱情》，这些人物出口成章的都是西方文化的典故，像什么契柯夫、普希金。这些有着西方文化灵魂的中国人，却生存在谣言丛生、保守愚昧、死气沉沉的中国城市里，自然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立足点与幸福所在了。　　

这样的高洁的西方心灵，自然不能在中国的污泥中继续生存下去，即使无法“开往巴黎”，但总得离“巴黎”近一些吧。于是，这些西方心灵的拥有者们，便展开了他们的联合的自救行为，用黄四宝的话说：“能逃一个是一个。”你看，中国的土地是多么难以容纳一个西方心灵者啊，所以他们只能展开“悲情大逃亡了。”　　

另一个跳芭蕾舞的胡老师，同样不被中国的现实社会所容纳，他这样形象地描述西方文化是如何被中国乡土排挤的：“我一直以为时间长了，这个城市会习惯我。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像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我真是个怪物。”　　

这段话变相地说，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就是一根刺，一直受到这个社会的排挤。　　

其实，从影片的交待来看，这个胡老师还是颇受欢迎的，他在电影镜头里，似乎整天忙于进行对舞蹈热爱者的辅导工作，在公园里还有崇拜者打招呼，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群众文化的走俏人物。而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中小城市里，这种有一技之长的地方文化人士，是颇受各方尊重的，但这一切在电影里，却统统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强调他的不被理解。这是电影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最后，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怪物而强奸他的学员，实在难以想象这种事情会出现在生活中。而他在强奸事件发生后，还在那里舒展胳膊跳起一段芭蕾，则不仅使人对其品性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同时也感到他亵渎了真正的芭蕾艺术，这种不可思议的恶心感，几乎与《孔雀》中的兄弟姐妹毒死痴傻的哥哥、张静初脱下裤子野外求欢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电影展现出的是国民的违悖基本生活常理的麻木不仁，决定了这样电影只能让观众唾弃与厌恶。　　

电影中揭示出的几个案例，如王彩玲无法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无法与巴黎更近一步，甚至想调入北京的音乐团体都无法实现，而热爱芭蕾的胡老师最终只能锒铛入狱，都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土壤不仅让西方心灵无法生存，而且最终的归宿只能是监狱。这是一个多么排斥西方心灵的社会啊。　　

在这次奥运会圣火传递中，很多中国留学生对那些存在着偏见的外国人的建议就是：到中国去看看。其实外国人何须到中国去看一看，只要拿出这样的电影，就可以顶住留学生的善良的劝告。你看《立春》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西方心灵者能够生存的地方吗？　　

《立春》说的明白，在中国，西方心灵只能被歧视，被冷落，甚至关进监狱，而影片的第三段故事中的贝贝终于冲进了可能是中央台举办的大奖赛。这位贝贝也是一位对西方文化如饥似渴的爱好者，难得在这么小小的年纪里，就如此对西方文化产生强烈渴望。她假扮成绝症患者，希望在生命消亡之前，能够演唱成功，“这一生就圆满了。”这个女孩的名义母亲说：“在北京没有关系，她根本参加不了（大奖赛）”。这一段话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就是在中国艺术没有自由的选择机会，只有通过关系，才能倡导西洋文化，反衬出中国现实只能是扼杀对西洋文化的梦想。　　

贝贝是通过什么手段张扬了西洋文化？就是通过骗，骗取了王彩玲的信任，得到了王彩玲的指导，更谎称自己是绝症患者，骗得了同情，站上了大奖赛的歌台上。可见，在中国，只有通过欺骗的办法，才能实现张扬西洋艺术的目的。这就是电影揭示出的可悲的中国现实土壤。　　

影片最后，王彩玲终于没有能实现她的梦想，只好回归现实，从电影的镜头来看，她似乎去卖猪肉了。这简直是对西方艺术在中国冷遇的绝妙的讽刺。其实就凭着王彩玲的音乐基本功，在一个小城里，带几名学生，每年挣一个十万元的家教费是绰绰有余的。而电影根本无视中国现实社会里存在的父母对艺术家教的病态的着迷，而执意地强化王彩玲在中国土壤中难以生存的尴尬，以达到电影所要表达的媚眼西方的主旨所在。　　

影片中王彩玲演唱的都是意大利语的西洋歌曲，她在中国土壤中的挣扎与奋斗，的确容易获得意大利的认同，所以在罗马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奖。也算是对王彩玲怀才不遇的一点影幕外的安慰吧。　　

另外，这个电影还有一个中国电影的通病，就是对普通人的生活抱有怜悯的态度。在影片里，王彩玲与现实环境是无法相容的，她孤高自许，天下皆醉，唯我独醒。黄四宝对王彩玲说：“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你走，我真是孤岛了。”　　

在影片设置的西方心灵寄寓的几个中国人中，他们的唯一动机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对周边的环境，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其实王彩玲的生活也并非那么可悲，她有一个邻居，长的很漂亮，对她也很关心，王生病的时候，找药给她，教她保重身体，虽然这一切被王彩玲认为是对她的怜悯。在一心向往西方境界的人看来，这个邻室小张老师那种古道热肠，的确令人有几分怀疑。整个电影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中国人的态度在内，就是看不到凡俗生活中的乐趣，只觉得没有获得洋人青睐，就觉得生不如死，活着没有意义。这种弥漫在中国电影里的“精英”意识，使得中国电影拒绝去发现普通人生存的意义，而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角度，折射出普通人生活的猪狗不如的性质。　　

王彩玲在影片的这种基调设置下，只能成为一种悲剧。而采取这样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理念下，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场悲剧，就是那些成功者，在面对着人类最终的死亡宿命时，何尝有一种成就感与成功感？因此，中国电影采取这种简单化的廉价的成败论英雄的基调，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体系。恰恰在本片媚眼的西方影片中，很多电影强调的是生命对自我的潜力的发掘，像《蝴蝶与潜水钟》、《深海长眠》等影片，它的主人公都是残疾人，都平平常常，看似没有什么理想，甚至以寻死求得生命的解脱，但西方电影里没有显示出这些生命的悲剧性意味，而是折射出他们的身上的强烈的生命意识，那种对平凡生活的超越。从某种意识上讲，中国电影里的这种精英视角对平凡人生的鄙视，看不到普通生存的意义，看不到生命在与周围生命的交流与沟通中焕发出的光辉，只能说明我们观念的落后与迟滞。这种冷僻的精英观充斥在那些表现低层民众生活的电影中，配以呆板的镜头，麻木不仁的人物表情，便构成了中国电影当今最为流行的影像，满足了西方偏见对中国的最需要的图解功能。　　

在本次圣火传递中，我们在西方的街头看到了另一种与中国电影里的中国人不一样的激情洋溢的面孔，这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中的生命的力量。可以说，中国电影没有把这种丰富的生命的百分之一表现在电影中，而是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容量按照西方人的偏见定制那种让西方人看了舒心、放心而没有戒心的弱智中国人，以此来得到西方电影节那些由偏见镀成的奖杯。　　

另外一点还必须说明的是，《立春》这样的电影，继承了《孔雀》起一度甚嚣尘上的模式，就是这样的电影，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而是按时间顺序，罗列几组事件，这类电影分裂开来看，都是由几个小品拼合而成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把事件一层层地贴上去，所以，《立春》可以把张静初的戏分删得一干二净却不影响整个故事情节。这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电影风格，就是电影缺乏一气呵成的构思，而是流水帐地顺向交待一地鸡毛的事件。从目前来看，这种风格正在日益毒化中国电影，比如《三峡好人》剥离下来，是几个并列的互不干扰的小故事，《向日葵》是与本片如出一辙的流水帐。这种样式，放弃了对电影总体构成的把握，而热衷于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事件铺陈，如果这样的电影再多出现几部，那么，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电影，将使得中国电影更加味如嚼蜡，寡淡如水。毕竟我们不是在电影里看一个没有经过抽取、且上升到抽象意义上的平淡事件堆砌的。　　

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