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法学曙论的影响日益严重。在法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法的阶级本质和决定其内容的物质条件的科学论述，已很少见；把抽象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作为追求目标；对西方学者的言论，不加分析地正面引用，奉为经典；尚存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也多为言不由衷，或者只是一种点缀；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具体结论作为一派的观点与其他观点并列介绍，算是好的；不承认有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难得相见，而对这些进行攻击和曲解的言论，却时有出现；等等。

在这种变化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并在中国相当流行的如：

一、自然法的理论。也有称法上之法、客观法，在中国还有人把它转化成天法、法统，等等。它与天赋人权相呼应，有时与自然权利相互通用。自然法被认为是一切行为的善恶标准；是理性的箴言和对理性的遵从；人们都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它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等。

自然法理论的要害，就是否定法的阶级性，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承认法是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主张人们通过行使自然权利，制定社会契约，组织国家，以保证现实法律的实行，宣扬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至上。

二、天赋人权的理论。也有称自然权利、应然权利的，也就是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权利。这种观点，几乎已成通论。由此产生，人权是法的精神，是宪法的灵魂；权利主体与法的主体换位，法是权利主体意志的反映；权利是产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依靠；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权不加区分，而互相全面通用；也不分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等等。

这种理论，不承认权利和义务从属于法，是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在实际上迎合了西方的人权攻势，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它是西方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起着冲击和瓦解的作用。

三、权力分立的理论。天赋人权、自然法和权力分立等理论互相贯通。权力分立，主要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的互相分立和相互制约，有的还加上一个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和制约。由于邓小平有言，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公然提出实行三权分立的不多，但是把它实行肢解，如为了保障人权和法制，要求对宪法实行司法监督，建立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孟德斯鸠说的，同一机关行使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时见引用；还有提出为政协“提格”行使决议权；对国家主席实行竞选；实行联邦制；等等。

权力分立理论的要害是通过竞选，由多数党执政，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四、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主要在法学理论领域。在部门法学中，特别是在法律实务中，由于有法律条文的约束，情况则各有不同。有的重些，有的轻些。

还有，西方的影响也不只来自西方法学。在浮燥和趋时的不良学风中，其他领域有时出现一种“新观点”，“新名词”，也会马上有人拿它套在法学上“创新”。如法律“移植”、法律“本土化”之类，就我所知就是这么来的。甚至有时见到一个新词、新论，就做文章，甚至创立学派，如“调适”、“范式”、“文化冲突论”等，当属于此。

五、权利学派崇拜的西方名人，早一点的如格洛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梅因等人；后来的则有韦伯、博登海默、科斯、库恩、哈耶克，等等。对这些人的著作很少有人进行认真的研究，多为实行教条主义的搬用。还有的是互相转抄。少数译者直接拿来译文使用，以至于冒充、取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早被边缘化，甚至已经难见踪影。

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名人、名著，都离不开对抽象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论证。它的欺骗性和扩散能力极强，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几百年，是鼓吹资产阶级永恒统治的基本舆论手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面前，则立即原形毕露，而丧失其功能。所以，他们采取一切手段取消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也是我国法学中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西方意识形态向我国法学中的渗透，直接宣扬的有，但更多的是进行一下包装。自1988年以来，集中的表现是以权利本位论为核心的权利学派。它主张权利决定义务，权利决定法，权利决定国家权力，权利决定社会性质。内容包括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人文主义等，把从身份向契约、从义务向权利、从人治向法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为目标。从基本内容上看，可以视为自然法学派的当代中国版。它提出建立一个社会（契约社会），两个市场（政治市场、思想市场）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阵；以美国库恩的“范式”，作为思想路线，来“引发中国法学研究的革命，推动新的法学思维方式，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法理念的确立，进而指导和促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抗衡。这些东西，在法学界影响极大。以至于有一大批学者“围绕权利、权利本位、权利发展、人权等问题发表了上千篇学术论文，出版了数十本学术专著。十多年来有关权利问题的论著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将有更多的优秀论著陆续出版。”并自称已经构成中国“近20年来法学理论发展和法治实践展开的主旋律”。

    20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有过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它的口号是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要权利，并从权利本位论中得到了实际的理论支持。另一次是2003年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搞的所谓的“民间修宪”活动。这次活动中所提出的方案，几乎从权利本位论中获得全面的舆论支持，特别是实行，主要是自然法学派结晶的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人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也就是建立有关中国社会秩序之合法性的“中国自然法”。权利本位论只是复制了“西方自然法”，有“西”而无“化”，他们正在使之“化”为“中国自然法”，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实行更新换代。这个“中国自然法”包含着重新界定中国“身份”；追究和拷问何种社会秩序之性质更可欲更正当；建构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这股势力来头不小。

我们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对立面，现在看来，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自然法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