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人群划分兼谈民族问题

    政治就是人群划分，然后将选定的人群动员组织起来以分配、追逐、收获利益的行为和现象。人群划分的标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将人群按阶级划分，实际上人群不光可以从经济地位，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来进行阶级划分。还有很多种分法，按国家民族，按文化宗教，按教育背景，按权力地位，按性别年龄，按职业，按道德，按地域等等，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分法，比如法家把人群按专制政府的要求分为良民和五蠹，儒家按道德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每种划分之后都可能形成政治集团。
  只从阶级划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建国后，工人、农民之外还不得不承认有个“知识分子”阶层，这就显得不论不类了，只能说明阶级分析方法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现象。
  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之类的政治文化实体，在人群中的认同度甚至超越阶级之上。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认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但无情的事实证明，阶级和阶级意识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考验时，让位给民族意识。第二国际破产的事实证明，只用阶级划分并不切合实际。刚刚还是不分彼此的阶级兄弟，共同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彼此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民族敌人。
  马克思忽视民族、国家，只突出阶级斗争理论，在一次大战铁与血的事实面前，遭到了挫折，这也许和马克思个人经历有关。今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不可能。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比欠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水平都高出很多，各国无产阶级彼此利益诉求相差极大，怎么可能互相联合？难道是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吗？全世界无产者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过。一战没有，二战也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差异、压迫或者被压迫是形成集体意识的诱因，但是必须有人去发现，去宣传，去组织，去发现矛盾，扩大矛盾，利用矛盾。在这类政治动员中，悲情意识或者优越意识被广泛地使用。在政治混沌的情况下，谁抢先划分出内外人群，先组织起集团，谁的集团就具有更高的凝聚力，就有了主动权，就有正统性、合法性和扩张性。而其余的人群是被动划分出去的，是难以组织的一盘散沙。文革的派战，台湾的篮绿之分都是这种情况。绿党抢先挑起族群撕裂，悲情意识，在所谓台湾“民主”政坛上始终牢牢把握住话语权、主动权。
  一旦以一种标准划分了人群，蔓延膨胀成为大多少人共识后，就带有强制性，人人必须选边站，所有的问题都被归结到这种政治当中。这时其他划分标准影响力自然消退了，这就是台独利用“民粹主义”掌握政权的奥妙所在。
  一旦成功地形成这种政治上的划分，那么就将延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动方即使一时强大占了上风，消灭了对手，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处处加以防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级意识一直占据二十世纪中国的主导地位，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曾经强大，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划分规则和标准不是永远不变的教条，应该随着社会和时代发展而发生改变，所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总成为划分社会政治集团的唯一标准。秦国变法成功，是因为摆脱了旧的腐朽的贵族、平民意识，按新标准、新规则划分了“五蠹”和“良民”，从而激发了农民的耕战热情。光武中兴得以成功，则是儒学理论，儒家政治的成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背后总的原则是“民本主义精神”，以满足绝大多少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根本原则。
  一个政权要稳定，要摆脱人际冲突，和谐发展，以儒家学说为本，以德治国则是不二的选择。 

  组织是群集起来的个体有序化的一种形式。形成组织后，对组织外的非组织成员就具有极大的优势，能极大地保护本组织利益和扩张、掠夺组织外分散个体的权益。不论在何种领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只要形成了组织就形成了圈利益，就能剥夺其他无组织个体的利益。用合法非法的手段，用明或暗的方法。人们只能接受而无法抗拒，甚至并不知受到了掠夺和剥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金融市场，知识产权。西方人用规则用体系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有人称之为“金融战争”。
  在任何领域，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凡是制订规则的人，总是占有最大的优势，也只有他们才对规则领会得最深，运用得最好，人们一旦接受他们的领导，也就接受了他们所指定的一整套规则，他们就完全可以操纵和利用规则，迫使你就范，合理合法的扩张自己一派的势力，甚至能凌驾于规则之外。所以我们看到绿林军渠帅横行无忌，而刘縯却免不了中法一死。西方国家总是用人权、标准、惯例来约束中国。
 
  人群划分出来后，就有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最高级的就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道德是非要根据有利无利这个团体利益来判断。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屡屡失败，一旦拥有这种意识，就发挥出了不起的能量，尤其是社会精英再也不可能出现类似曾国藩之类的以为满清效力为荣，血腥镇压太平军之类的鹰犬，而这时的时代口号则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民族精神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发扬，抗战、建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台独分子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们无中生有，竭力分化群众弄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英国人总结二战时承认，二战初期英国舆论把整个德国人民都当作了敌人，要消灭德国佬，而德国宣传部门正利用英国人这种情绪把德国描写成一头待宰割的羔羊，让纳粹在德国境内掀起了同仇敌忾的高潮。可见如何划分人群本是最关键的一步，不加思索，跟着对手的调子走是十分愚蠢的，分裂主义者、国外反华势力天天渲染民族矛盾，高呼民族自决。而国内天天则强化宣传“民族团结”就是这类愚蠢的典型。
  “家丑不可外扬”，一般说来，外部矛盾总要高于内部矛盾，从家到国都是如此。把人群做各种区分是很容易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地域、民族、文化、宗教、经济之间存在差别的情况下，人为有意扩大这种差别意识，构建某种“想象的共同体”，鼓动起民粹意识，形成内外矛盾，以至于挑起冲突，搞分裂独立，拼个你死我活是有充分条件的。
  把人群做各种区分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人群如何划分，在多大范围内划分则大有讲究，所以常常出现所谓维护大集体团结统一的幌子来维护满足小团体私利的现象，从而抹煞了其他成员公平、正义的要求。当外部冲突激烈时，需要高度的内部统一以形成一致对外，这时所谓的民主即便是内部“充分民主”也都成了泡影，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民主人权”往往被肆意剥夺。
台湾现在出现纳粹组织，很能说明问题。民主和极端主义，排外和限制自由完全可以转变。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集团的政治表现也不尽相同，并非天然是某一社会人群的代表者。绿林军、赤眉军在反莽战争中还可以说反抗暴政，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是王莽推翻以后，他们所作所为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他们只代表自己。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划分人群呢？阶级划分是被淡化的，现在官方划分最突出的是民族划分，但是这种划分是所有划分当中最恶劣的，是无法实现人群身份转化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分明，只能引起越来越激烈的人群冲突。
  建国以来，费孝通之流把一些地方的部落人群改造成民族，之后就用民族角度看待这些部落的现状和历史，把部落冲突，部落和王民冲突，官民对立统称为民族压迫。从此生生平添出“大汉族主义”这条罪名。
  吕思勉说：“夷、蛮、戎、狄，是按着方位分别之辞，并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见得一个大概。”这在《尚书·禹贡》得以验证。但吃饱了撑的费孝通把人群按民族划分得细而又细，他们有个潜在命题，只要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古人都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国人一定是某个民族的中国人。所以不管是不是处于部落，不管是不是野人，都要先给安上一个民族的尊称。史学界、民族学界承认的部落，只有两个，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其他都被他们加封为民族，就连蚩尤也不例外，自黄帝开始既然大家都成为民族了，于是这些人就开始滥贴民族学的标签，诸如民族压迫，大汉族主义啊，民族平等之类的所谓“民族正义类”的标签，不许说同化只能说融合。更有甚者，满遗历史学声称努尔哈赤屠杀叶赫部是统一女真民族，而明朝军队在战争中杀死董山部落500余人则是种族灭绝。在这种语言氛围下，民族的认定，民族的大小，民族的范围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定。按他们这种说法，汉族人的性命应该是世界各民族中最卑贱的，杀多少都不算屠杀，杀多少都不是种族灭绝。所以汉族人常常纳闷，每个民族都有特权，为什么唯独汉族没有？那么何必还要什么汉族？汉族拆散了算了，拆得越小越细每个人的身价越高。

  实际上，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和部落繁多，或生或灭，或迁或徙，难以记载清楚，古人只以女真给以总的称呼，实际根本不会是一个民族，比如生女真、熟女真，金女真和满女真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生活习俗、祖先血缘都不相同。这些部落既可以发展形成民族，也可能被其他部落、民族同化，特别是大量被华夏民族同化。因为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忆。等到出现神话故事了，民族记忆才开始，努尔哈赤和叶赫部的神话起源根本不相同，只是因为叶赫被灭后，女真人再也没兴趣挖掘罢了。现在满遗历史学却自述所谓统一的女真民族意识并对抗华夏民族，岂不是笑话？
  古人统称女真是因为无知，而当代民族学、历史学却是有意。有一个叫朱学渊的煞有介事的考证句践、秦始皇都是女真族，真是可笑。现在韩国对东北逐渐流露出的野心，迫使中国史学界开始区分高句丽和高丽是不同的民族。但这样的区分是不够的，也不会让人心服，而应该把当地所有民族的起源、归属重新考订。
  把无文化、无民族意识、野人般的部落群体吹捧到种族和文明的高度都是拜费孝通等人之赐，从此弄出多少民族问题，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强化这种形式划分不符合自组织系统有序化原理。中国史学界、民族学界为了这种虚枉的人群划分，一直在割断时空和因果关系，实在卑劣，和台独真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