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互补辩证统一的东西方政治学

对立互补辩证统一的东西方政治学　　

东西方两种文化属于人类整体文化的阴阳两面。尽管表述方式不一样，两者本源上根本价值存在共通。东方宇宙观天道与西方逻各斯本质上就是一回事。在文化流变成长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辩证性差异逐渐越来越明显。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化局部，去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而忽略了整体辩证的分析人类文化，那么文化研究就必然走入一座永远跳不出的迷宫。事实上，这是近代以来，百年学术思想界一直未能创新融合东西方文化诞生世界大思想的根本原因。

西方政治学是多党竞争与议会制度，但最后国家总是形成在野党和执政党两大群体的基本格局。此两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彼此构成了一对互为割裂的政治悖论状态。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必然导致互损循环，处于消极平衡的轨迹上，放纵人类灵魂的堕落。

东方政治学，自黄帝尧舜禹时代就奠定了东方政治道统，权力集团与民间力量始终是辩证统一互为补充的整体。权力接班人来自于民间享有民心的得道圣贤，最高决策者通过从民间考察选拔之，实现权力中心与民众社会、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辩证统一的良性循环，彼此构成互为补充均衡运行的太极图政治模型，处于积极平衡的轨迹上，提升人类灵魂成长。

东西方政治形式上截然相反互为辩证关系。之所以相反，从地磁学上东西方磁力线互为辩证关系可以得出，东西方大生命形式之间本身处于阴阳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在大生命体中的小生命自然也被同化。故西方人思维根深蒂固排斥矛盾，东方人思维颠扑不破接纳矛盾。两种互为辩证关系的思维逻辑形式自然所创建的文化文明体系也是整体上互为辩证统一关系。

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准确理解人类社会自身究竟选择何种政治模式与文化，就无法洞察到文化文明提升演进的方向与路径。

近代至今百年中国政治道路探索，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则是见证了西方民主政治在经历了民国初年探索后，终于实现了民主政治中国本土化转型。并且，恰好对应了历史5000周期大轮转，与公元5000年以降黄帝尧舜禹圣贤禅让制道统不谋而合。后者在形式上规模更大，升级为执政党与参政党肝胆互照长期共存、互补互利良性循环的党团运作方式。

     古今最显著的差异性在于，现今时代的人们朝野道德滑落民心不古了。道德败坏心灵腐烂在于文化上妄自菲薄，崇拜西方不惜损人利己的价值立场与失衡的逻辑思维方式。为了民族图雄不惜放弃自身内圣外王的优异文化气质，非得学西方丛林思维，往往变成“内狼外羊”的不伦不类之态，这样连同自身与整个世界都陷入黑暗之中。因此，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本在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本质是心灵自觉，心灵自觉就必然意味道德全面复兴重建。

自由悖论与均衡原理　　

孙中山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古今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行动。”在自由与专制两者之间实现动态均衡，就是天道政治学的政治艺术。人们心甘情愿接受专制，是因为条件符合人们普遍的心愿与公共福祉。这是圣贤集权专制。相反，不为天下仅仅为自身与狭隘集体谋私利，人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反抗，这是暴君、昏君丑恶专制。

因此，不仅要反对缺失道德觉醒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私天下各种专制主义、阶级恶斗的社会主义，否则，必然陷入各种互斗互损、恶性循环灾祸。更要倡导建立道德觉醒基础上多方共赢的和谐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平等、共富、和谐等社会共同福祉永远依托于心灵普遍觉醒与道德兴旺。

在现今人类处于社会道德觉悟亟待提升的时代，自由需要来自制度约束辅助。只有人们精神道德不断上升逐渐普遍获得心灵大觉悟，也就是社会满足马克思所说很高的道德素质，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全面的自由幸福时代，而制度约束更能有效实现

自由天然一体的对立面是维持既有秩序的力量，当自由的形式向外扩张遭遇瓶颈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受缚于专制力量。可见专制本身也是中性的。它的表现形式有公天下的圣贤专制，有自私自利私天下的丑恶专制；专制与自由这对辩证关系需要以动态眼光维护其均衡格局，避免陷入两个极端祸害社会。这就是中正、中庸的本来意义。  

可是，自由不是以内心觉醒为前提，而是损人利己的扩张，那么，自由本身不再具有价值魅力。也只有在世界价值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诱导的语境里，自由被鼓吹成神圣旗帜。背后真实目的是为大兽通吃铺就道路，为对外殖民与资本扩张掠夺制造自由神话。于是人们陷入“自由悖论”，团结在自由旗帜下遭受深重奴役。

因此，自由是个中性概念，本身需要道德引导，才能将人们引入自由圣境。在人们逐恶行私旧理性旧秩序中，自由经常沦落为罪恶庇护所，是人们举起屠刀自相屠杀的藉口；在这种恶恶相向所谓自由竞争的自由民主宪政中，自由一度成为人们灵魂堕落互相倾轧的广告招牌。人们深陷其中，从未感觉到一丝不妥。因为，主流文化与道德境界已经演变到了异常局促与是非颠倒的糟糕境地。

在旧文明传统秩序中，如果离开专制这个对立面，走向了极端自由，势必等同于不自由。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必然产生混乱冲突，这就构成了对自我、他人与全社会的伤害。于是，自由也就丧失了人类追求的价值地位。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所谓自由宪政，恰恰是限制旧理性（形式逻辑分析）中的自由尺度，避免社会无序。是对人性无奈采取消极平衡之术。

因此，传统文化中专制也是个中性概念。适当为维护人类公共秩序与增益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整体利益的专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健康力量。圣贤集权，更是实现人类社会由混乱走向安定、由旧文明走向新文明必不可少的政治运动形式。从而确认，专制与自由都需要运用天道辩证逻辑来分析处理，创造政治新理性。

然而，即使如此，自由的形式还是局限的。在广袤宇宙空间中，人类还是牢牢被束缚在地球与有限外太空中。因此，卢梭了悟而说出了“自由悖论”原理：人一生来就自由，却无往不在受罗网中。这罗网即是宇宙因果法则，唯有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生命大涅槃形式，才是真正实现了宇宙性大自由大化境。

形式与灵魂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民心　　

天道政治学认为，民主本身是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民众当家作主，有选举权与罢免权、监督权；一方面通过选票让渡权力让人家代理权力组成政府，接受权力管理。民主需要辩证分析。过分民主，并不总是正确的。过分投好民众意志，往往导致多数人暴政。甚至走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战争与德意志军事沙文主义，对世界构成伤害。

与此相反，集权也是矛盾的产物。一方面自己有统治权、任命权、财权等，一方面得领导政府治理好国家，否则无法获得认同。集权也需要辩证看待。尧舜禹的圣贤集权是公天下，视天下子民都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既有民心又有效益，实现朝野利益均衡良性循环；但最顾忌的是最高统治者并不总是如圣贤一样智慧能力德行一流，一旦选错人，而陷入个人与狭隘团队私利意志，则适得其反。

民主从文化形式上而言是西方文明产物，政治注重法治制约民众。与此形式上截然相反，东方文化强调心灵为根本，政治注重德治教化民心。东西方两种主流文化形式整体上处于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对立之中。

西方主流文化认为人性私恶，需要宪政平衡与笼子监控。民主注重程序正义，往往将德行败坏、善于伪饰、对外武力掠夺的精英选上舞台，最后接连陷入贪腐丑闻与战火之中。

东方主流文化认为人性公善，人心可得到圣贤度化拯治而倡行礼教。注重民心，在社会长期实践中传播德行积累民望，往往将民间圣贤推举选拔上政治舞台，率领民众开创清明盛世，向世界传播美德与和谐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民主中反映着民心所向；民心中隐含着民主功能；如果坚持以一方作为文明的圭臬而忽略了对方价值，恰恰是暴露出了人类传统逻辑分析工具深刻的片面无知。

如何对两者的优点进行综合，这是人类政治文明提升演进的方向。

换句话说，屹立于东西方两大政治传统巨肩上最科学的政治模式，既要吸收西方民主形式精华，又要避免陷入大规模选举内耗与互相倾轧的选举竞争；既要充分反应民意，又要将真正具有卓越智慧才德双全人士选拔上去造福人类。从而，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这样的一种综合东西方智慧的中国化民主政治形式。它既是西方民主文化的中国本土化，也是中国政治道统的世界化。只有从人类文化整体客观辩证运动过程中，我们才能发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历史高度与显赫价值。

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是西学东渐在崇尚欧风美雨的民主政治失败后的反省与超越。凝集整整半个世纪无数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驱者上下求索的精神结晶。民国缔造者之一与国民党宪政教父宋教仁，对全盘照搬西化民主深感失望后，要求“今后的国会要由一个党，今后的国务院要由一个党来组织，过去那种混合各党派，官僚的内阁，弊端很多，民国初年既是如此，今后不容再蹈覆辙”。作为民国宪政实践经验，不仅被孙中山接受并贯彻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生活当中去，也同样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

立法均衡原理：法律与道德　　

自从中世纪后期上帝作为宇宙自然的道德权威被瓦解之后，理性被定义为如何获得博弈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人们陷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全球一体化掩护下的单极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等各种扩大化“理性”的顶礼膜拜之中。正因为深信心灵私恶的幽暗，未能觉醒自心与宇宙万物一体共融，理性的片面暴露出对道德认领的局限与苍白无力，必须通过严厉的章法给予规范制约，以实现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

西方文化对人性私恶先入为主的偏执认定，从而推理出，个人理性与企业、政府行为，都是不可靠的。立法与法律与其说是制约个人、企业、政府行为的笼子，不如说是对旧理性的补充约束。西方政治学认为：宪法就是制约政府的笼子。因为灵魂堕落了，所以上帝借用人类必须给自身戴上沉重枷锁。

西方宪政理论设计依托的逻辑工具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只是天道辩证逻辑之中的一个极端逻辑形式，展现出大起大落的运动姿态，与不可避免的走向互相割裂的悖论状态。

议会组织的出现，是对于政府行政和独立司法组织，还要有一个可以对两者给予规范、制约监督的对立面，以及可以规范自身运作，避免脱离民意。

议会机构要规范约束自身、行政、司法、军队等的办法就是扩大论域，确立一部至高无上的国家或人类共同宪法。这就是宪法的产生来源。宪法作为母法，一般只对上述四大功能进行原则性的法理制定和阐释。具体涉及到职权范围和义务，部门设置，任期，任命，罢免，申述，判决等等需要起草制定相关各个行业法和部门法，也就是西方法学上称作的子法去进行规范和约束。可是谁来制约监督与保障宪法呢？于是宪法法院诞生了。宪法与宪法法院本身构成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兼容的关系。

不懂得运用天道辩证逻辑分析构建法律，那么，就会经常处于各执一端无休止的争执之中。

为何西方法学一直对公法和私法到底孰先孰后存在很大的争议，原因就是对法的起源和过程所采取的形式逻辑分析工具存在自性局限所致。

一个共同体，不管是国家还是联合国与全球政府，首先要确立一部至高无上，对共同体和社会纲领性、目标性约束的共同宪法，对立法、行政、司法、军队警察、外交等进行规范约束，确立各自相关功能和宗旨、职权、义务责任。宪法首先是作为公法和私法两者综合产生；区分公法私法首先看如何界定。运用天道辩证逻辑分析发现，公法和私法两者平等互为依靠，无有谁先谁后之分；因为本来意义上，法律是无所谓公法和私法，两者本来就是一个辩证关系，互为依靠共为整体。从人类历史辩证演进过程来说，宪法也只是相应时空的历史性产物，必将会消亡。

天道政治学依照天道辩证逻辑推理分析得出，西方宪政注重形式功能而疏远了度化人心的探求；东方宪政注重治心功能而强调德治度化人心的建设往往疏忽了形式功能。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礼教制度与西方宪政形式上截然不同，但都是政治治理效用。

天道政治学认为：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道德之心与制度法律约束，是阴阳均衡发展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立法创建要遵循这种辩证关系，才能跳出传统的悖论怪圈。

具体而言，只能在东西方两种传统宪政形式比较基础上，用新的、兼容东西方文化两种传统逻辑形式的逻辑形式为工具，融合创新出人类整体意义上、标本兼治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要吸取形式制约平衡功能，也要发挥度化人心的道德功能，实现两者辩证统一。天道政治学称之为“立法均衡原理”。

从而中国宪法的精神亟待从中华自身的法制道统中吸取智慧，将中华文化“利人利己、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道德理性的灵魂重新融入到政治与立法中去，才能实现阴阳平衡标本兼治的善治；不仅如此，这也是人类整体政治文明与宪法发展提升演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