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文化的强力综合态度之拿来主义

鲁迅对文化的强力综合态度之拿来主义

张典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鲁迅精神主要是西方的个体主义，现在看来比较复杂，这里准备分析一下鲁迅精神的复杂性。这方面先看日本学者、汉学家与海外华人的看法，在这些学者的观点中可以找到一些参照的地方。

1.

鲁迅在日本家喻户晓，日本学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翻译《鲁迅全集》，内容完备。日本的菊花与刀的精神属于儒家文化圈，日本与中国同时面临现代化的问题，显然，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是积极的，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被动的，马克思在写的《鸦片贸易史》等几篇文章中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有很经典的分析[1]。日本学者看鲁迅与国内学者很不同，日本很重要的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10－1977）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鲁迅》，对竹内好的鲁迅观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竹内鲁迅。他的主要一个观点是，从近代开始，西方与东方形成了一种前进－后退的关系，竹内好认为在日本是绝对出不了鲁迅这样的文学家的，日本人在西方面前很少抵抗，而鲁迅是尽力抵抗，这是中国人的民族心态的表现。日本的现代化是投机型，中国是在坚持中西化的回心型[2]。对“竹内鲁迅”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了，鲁迅不是很强调西化，怎么极力抵抗？其实竹内好想说的是，中国人有大国的民族心态，中国人的西化是有立场的。竹内好认为鲁迅还是站在中国的民族立场上吸收西方文化。鲁迅西化的态度是拿来主义，这应是竹内好想表达的意思。鲁迅自己的思考要复杂的多，鲁迅《阿Q正传》要彻底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要刻划中国人的魂灵出来，阿Q精神的主要特点：中国人的自欺，精神胜利法，合群的盲目的自大。这个与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的中国人分析有对应。鲁迅的批判也是自我批判，这是鲁迅的伟大。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很清晰谈到了他的文化观，就是拿来主义，这一点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得很好：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鲁迅全集》1卷，56页[3]。

鲁迅的拿来主义就是提倡：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价值的部分，另一方面将西方文化的优秀的部分勇敢地拿来。这里引鲁迅的一段感想，来看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鲁迅对胸襟之博大的汉唐盛世很怀念，鲁迅1925年2月9日写的《看镜有感》中：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俗字么？……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之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全集》1卷，118页。

在鲁迅心中，宋代是中国文化衰弊陵夷的转折点，应该说鲁迅塑造阿Q主要为了集中抨击宋明以来封闭的、枯萎的纲常名教。周作人写过几本回忆鲁迅的书，对理解鲁迅思想的形成作用很大，先来看这样两段，鲁迅批判的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些什么，可增加对鲁迅对吃人礼教的批判的理解：

他几乎专门和“朱晦庵”为难，攻击的绝不客气。读者们应当记得他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那是极好的资料，说明他反礼教思想的起源。“二十四孝”据说是“朱子”所编教孝的通俗书，专门发挥“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的精义的，有的简直凶残无道，如“郭巨埋儿”这一节，在鲁迅的文章里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也就显示它给他的刺激是多么大。《鲁迅的文学修养》。

他在书房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未曾给了他大的坏的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的纯朴，不及后来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鲁迅读古书》[4]。

这么来看，鲁迅表面上往往看起来是持全盘西化论，暗地里却在用力认真整理、重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这才是真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那些抱残守缺的国粹论者，都是孱弱的孱头），《中国小说史略》现在还是这领域国人无法逾越的高峰，为什么？除了鲁迅的勤奋与天赋，还与鲁迅的重振中国文化这个潜在的使命分不开。这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对鲁迅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鲁迅的创造力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精神对他的推动。那么，怎样来看鲁迅的个体性？鲁迅的个体主义的确是更重要的因素。

关于鲁迅的个体主义，这里分析的是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AyiTeng Hu Wan1927-）的观点，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现在我所看到的鲁迅形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可称为“真正的个人主义”的鲁迅，我要向鲁迅探寻的问题，如果会因“真正的个人主义”这一提法而被误解，那么便是构成西方近代文化根底的“个”的思想方式。……鲁迅根据“个的思想”这一西欧近代的精神原理，对传统实施了激烈彻底的否定[5]。

伊藤虎丸对鲁迅的看法，也代表现在国内一般学人对鲁迅的看法，那就是鲁迅已经非常个体化了。随着东西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现在，鲁迅也面临不够个体化，不够丰富的挑战。那么这样来看，竹内好与伊藤虎丸的看法，代表鲁迅精神的两面，正好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的两面。

2.

海外学者与汉学家生活在西方，对鲁迅有另外的看法，这就是多从中国人的内在情感出发，看中国人的生命感实际上是与中国人的深层的文化积淀有关。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表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价值，而在情感方面丢不开中国旧传统[6]。余英时作一个事实判断，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拼命想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7]。

余英时分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鲁迅1908年至1909年在东京与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等八人听章太炎讲小学，章太炎的气质学问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是肯定的。章太炎是鲁迅心目中的晚清的革命英雄，余英时在书上写道：

章太炎在寄寓日本的时代，颇接触到日本批判儒学思想家如远藤隆吉、白河次郎诸人的著作，所以《訄书》第二篇“订孔”，即仿《论衡》的问孔而来，更使人诧异的是他对远藤、白河等人的激烈反孔言论虽略有辩解，但是丝毫不以为忤，可见这位国学大师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于儒家。五四以来大家的推崇的非正统的思想家如王充、嵇康、阮籍、颜元、戴震等人差不多都曾先由他作过近代的评价。在消极的一方面，五四以后反程、朱的风气，也和他多少有些关系，对于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他早就指出是一言以为不智，章氏虽没有公开的反礼教，但他提倡“五朝学”，盛称钱大昕《何晏论》为何氏辩诬，对玄学清淡有着相当高估价，甚至对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他也从当时政治背景上去加以同情的解释。这一点对鲁迅的反传统、反礼教思想尤其有很深的渊源[8]。

余英时与杜维明这样的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其实是想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为儒家说上话，世界也不是一元的世界。美国的西方马克思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1934－）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他们的民族寓言，鲁迅的文本就是中国的民族寓言，这是对鲁迅的东方的论定。按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的看法，世界实际上是诸神之争的世界，每种文化后面都有神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的文明冲突论大概是韦伯的说法的另外一个版本。鲁迅的文化精神是多元的，以单一性分析鲁迅精神会产生偏差。但最主要的还在鲁迅的人格在以前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中没有见到过，人格的高度代表了一个群体的高度。鲁迅的文化态度实际上是开放的，一种综合的态度。鲁迅说过一些关于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总体范式已经死了，这是否是对拿来主义的反驳？很明显的现代化分很多方面，至少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板块，传统进入现代化就会出现文化精神的重组与创新，那么就存在这样的一些可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传统与现代可以共存；传统可以弥补现代化的不足，而且避免西方现代化的物化的很多负面的缺陷。鲁迅大概在三个方面都作过很深的思考，第一个方面相近的观点，鲁迅说过中国文化已经死掉了的话。这就是鲁迅20年代给报社开书目时写的要中国青少年少看中国书，不要读印度的书，多看西方的书。当时伤害了一些热爱国学的人，鲁迅看来是全盘西化论者。鲁迅也说过在中国改革很困难，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有时很困难，有时不妨把话说得很过，得到的效果可能达到中间。但的确，鲁迅肯定经常思考的就是传统文化可以保存下去的东西是什么？陈寅恪说王国维之死是为文化而死，这种心态也困扰者鲁迅。王国维对传统文化爱到这样的地步，这说明传统文化有很美的一面。那么鲁迅的思路是把这很美的一面保存下来，把西方好的一面也拿来，这是竹内好说的中国的大国心态，以主人的态度拿来，汉唐盛世就是这种心态。中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西方文化就是高于东方，那么这种拿来的主人心态就很可能有问题，阿Q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出现，但鲁迅也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存在落后的压力，但我可以认真地去学习，我还是可以理智清醒地把西方好的东西拿来。问题还存在，如果人格类型存在于文化中，个体与文化就存在抉择。鲁迅认为首先是个体比文化先，个体的生存先于文化的重要性，哪种精神使个体强大，就先拿来学习，而不是先文化，后生存。但也遇到西方文化吸收的问题，至少如果我能够比西方更了解西方，那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那问题就转化为对中国人的素质的挑战，鲁迅说的首先要立人，立人后凡事举，最终就是国人素质的问题，这也是拿来主义的一个潜在的立场。鲁迅思考，传统怎样发展暂时不要定论，这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后代会去实践这些问题。这些方面鲁迅都考虑到了，所以，鲁迅的心态是开放的，是海纳百川的拿来主义。这样，传统可以与西方文化并存，或传统可以弥补现代性的不足，这些情况会同时存在于未来中国的现实中。马克斯·韦伯认为，东方的艺术的细腻、敏感是西方没有的。对照来看，在西方内部也分东方西方，斯拉夫民族为东方，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与捷克音乐比维也纳音乐更敏感，布拉格在音乐上比维也纳更赋有深度。犹太文化属于东方，也比西方敏感，也极大激发西方精神向深度、细腻发展。当然，每人心中的主次定位不同，但单一性肯定不是健康的选择。中国文化人的内心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是紧张、悲凉的，应该以拿来主义的心态去超越了。文化的希望在于综合、超越、创造，对抗可以休已。文化的繁荣基本上来自对文化的综合，群体的气度就至关重要。鲁迅的大国心态是经过独立人格改变了的，拿来主义的态度是健康的。在大部分海外华人学者看来，鲁迅的根底主要还是儒家文化，余英时与林毓生（LINYusheng，1934－）其实就是这样认为的。林毓生认为鲁迅最内在的精神主要不是西方式的个体主义，鲁迅承传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众所周知，鲁迅早年受过严格而良好的中国正统教育。他承认自己受过中国古典文化太多的濡染，难免深深受其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中国的思想家，他仍在一种不可能产生真正欧洲式存在同一性危机的文化轨道中运转。……他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尽管打破了这种文明的构架）：那就是来自提倡“天人合一”由自身内在地达到超验境界，神与人同在的有机宇宙观的一种态度[9]。

林毓生产生这样的认识，主要由于他身处西方文化语境中，比较客观感受到传统对一个群体的影响的复杂性，有时面对的生存的问题不同，看的方向也不同，林毓生的观点以偏概全，但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

3.

按韦伯的分析，中国实际上是文官管理体系，韦伯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宋代表现得最充分。现在的官僚管理体系是严格工具理性化的科层制，技术化、分工的产物。中国缺的是现代性中的合理性的逻辑体系。技术理性，在日本已经很彻底建立起来。鲁迅的西化实际上是从精神的个体性建立为目标，没有在逻辑体系方面的研究用力。伊藤虎丸说的鲁迅的个的思想这一西欧近代的精神原理，鲁迅怎样建立的，这应该来自他读的大量的西方小说与文学研究文章。这里做一点分析，来看鲁迅的西学学习。鲁迅在日本东京与周作人编译《域外小说集》，鲁迅译三篇，分别为安特莱夫的《默》与《谩》及迦尔洵的《四日》，都是一些唯美主义，有颓废色彩的小说。选文与鲁迅个人的一种审美情趣有关，鲁迅天生具有清俊幽深的气质。周作人很了解鲁迅，周作人回忆当时的鲁迅：在许多作家中间，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吧。虽然不能确说。此外有迦尔洵，其《四日》一篇已译登《域外小说集》中，又有《红笑》，则与勒耳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决斗》、均未及译，又甚喜科罗连珂，后来多年后只由我译其《玛加耳的梦》一篇而已。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剧《巡按》等[10]。

这三篇小说，谈的是这样一些故事。安特莱夫的《默》与《谩》，《谩》叙述了一个妇女对爱情不忠，背弃了丈夫，投向另一个男人怀胞。他的丈夫希望他回头转意，但只得到空虚。《默》写老年夫妇由于爱女不愿与他们说话，他们因她的沉默而发疯，最后自杀。小说幽深阴冷。后来鲁迅在《药》的结尾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所说的就是这种风格。迦尔洵的《红花》塑造了一个狂人形象，狂人生活在疯人院中，他认为世界的所有邪恶都是由于院子里的三株罂粟花引起的，为了消灭邪恶，他竭尽全力去摘掉罂粟花，在衰竭中幸福而死。类似形象在鲁迅的很多小说中可以见到。现在可以看到鲁迅的十卷译文集，大半为俄罗斯文学作品。刘半农说过关于鲁迅的一句话，“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自己不反对这一个说法。鲁迅应该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一些，主要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与鲁迅的精神气质有冲突。尼采与鲁迅的关系更复杂一些，要专文分析。鲁迅精神气质最主要一点魏晋风度，后面再分析。

鲁迅早期写过很有名的文章《摩罗诗力说》，谈的大部分是西方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这与乔治·勃兰兑斯（GeorgeBrandes，1842－1927）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时期的作家相当。日本学者北冈正子（KitaokaMasako，1936－）写了一本书《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谈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实际上是编译之作。鲁迅当时在东京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鲁迅熟日文，初通德文，回国后曾打算到德国留学，由于要资助周作人的学费，就作罢。鲁迅不通俄文，鲁迅在日本学过几天俄文，没有坚持下去。当时在北京，鲁迅与俄罗斯童话作家爱罗先珂（B.R.Epomehk，1889－1952）是用日文交流的。鲁迅的译文基本上从日文，可以对照德文的就对照德文译出。

《摩罗诗力说》第二节指出：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着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为极点。北冈正子指出这段话表明鲁迅实际上是人道主义精神的捍卫者：从“人世所以可悲”的说法，可知鲁迅从弱者即经常面临灭亡危险的方面接受了进化论，并且因此承受着巨大冲击。……即使说是同样的冲击，鲁迅却和严复等人不同，他们在强者与弱者的位置交换上发展民族救亡的契机。鲁迅怀疑强者弱者构成的价值体系结构本身，并在这种情况下承受了冲击。而向既存价值体系挑战的鲁迅的“精神进化论”提供奋斗和目标形象的，当然惟有“摩罗派”诗人[11]。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鲁迅全集》1卷，80页。

列文森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特殊性不存在民族灭亡的危险，而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在世界上的“边缘化”，中国精英分子不能忍受，希望“驾于欧美之上”，于是激进改革[12]。这运用到鲁迅身上是不正确的。鲁迅就是要中国人活得有人样，还没有想去欺凌外邦人，鲁迅实际上平等、仁政、博爱、大悲悯精神均很强。鲁迅很反对拿破仑的征战，视拿破仑征战为大屠戮。

4.

其实，鲁迅的国学修养精深，对国学的这种爱不亚于王国维。在鲁迅身上找传统文化的各种精神大概均可找到，中国传统文化在鲁迅的精神气质中的体现最主要一点：魏晋风度。鲁迅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他这样看鲁迅的魏晋风度：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读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美之书。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13]。

对汉魏艺术，鲁迅也十分喜爱，许寿裳回忆：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研究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14]。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有一个观点，他称“鲁迅可说是千百年来嵇康阮籍的第一个知己”[15]。他的根据是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这一段话：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的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鲁迅全集》3卷，513-515页。

对鲁迅的魏晋风度的分析，留待以后专门研究，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也很有意义的问题。看看竹林七贤的画像砖，有那个时代的无言之美，魏晋讲神韵，这就是神韵。鲁迅精神其中一脉就源于这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写得如此神韵，不是没有原因的。

鲁迅受佛教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只是列出一些资料，希望有准备更充分的人去研究了。许寿裳的话一直是研究鲁迅与佛教关系的指南：民三之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所以对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藉以研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鲁迅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16]。鲁迅在日记中有购买佛经的详细记录，何锡章在《鲁迅读书生涯》对这些日记作了辑录，下面不厌其详引用：翻阅鲁迅日记，就可发现，1914年，鲁迅买书的主要兴趣在佛学。在这年3月及以前所买的书籍中，1912年有《观无量寿佛经图赞》，1913年有别人赠的《劝发菩提心文》，自己买的《释迦谱》，1914年1月至3月，仅有《翁松禅书书谱》一册。到了这年4月中旬，就开始大量购入佛学典籍了。其基本情况如下：四月十八日：“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说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四月十九日：“午后往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

五月二十三日：“往留黎厂文明书局买《般若灯论》一部三册，《中观释论》一部二册，《法界无差别论疏》一部一册，《十住毗婆沙论》一部三册。”五月十五日：“午后赴留黎厂有正书局买《中国名画》第十七集一册，……又《华严三种》一册”。五月三十一日：“往有正书局买《思益梵天所问经》一册，《金刚经六译》一册，《金刚经、心经略疏》一册，《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合一册，《八宗纲要》。”

六月六日：“往有正书局买《心经金刚经注》等五种六册，《贤首国师别传》一册，《佛教初学课本》一册”（引者按：后两种于六月九日寄给了周作人）。

七月四日：“午后赴留黎厂买《四十二章经等三种》一册，《贤愚因缘经》一部四册”。

七月十一日：“又往有正书局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共五册，……《唐高僧传》十册”。

七月二十九日：“又至有正书局买《瑜伽师地论》一部五本，……梁译、唐译《起信论》二册”。

七月三十一日：“访许季市还买经钱，并借《高僧传》一部归”。

八月七日：“访许季市还《高僧传》，借《弘明集》”。

八月八日：“往有正书局买（唐）、宋、明《高僧传》各一部十册，《续原教论》一册”。

八月二十三日：“午后往留黎厂有正书局买《老子翼》四册，《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各一册，又石印《释迦佛坐象》、《华严法会图》各一枚，《观音象》四枚”。

九月所购佛经及相关书籍甚多，计有《十二因缘》等四经同本一册，《起信论直解》一册，明南藏本《大方广泥洹经》、《般涅槃经》、《入阿毗（达）磨论》各一部，《阿育王经》、《付法藏因缘经》各一部，《长阿含经》一部六本，《般若心经五家注》一本，《龙舒净土文》一本，《善女人传》一本，《金刚经论》一本，《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一本，《辨正论》一部三本，《集古今佛道论衡》一部两本，《广弘明集》一部十本，《菩提资粮论》一册，《大安般守意经》一部，《中阿含经》一部十二册，《阿毗达磨杂集论》一部三册，《一切经音义》一部四册。

十月购买的佛学书籍，计有《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一册，《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一册，《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一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部两册，《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一部二册，《天人感通录》、《释迦成道记注》各一册，《法海观澜》一部二册，《居士传》一部四册。[17]

引这些也是大概看看鲁迅读经的一些范围，但鲁迅并非全看完了，鲁迅有一个读书习惯，分精研与泛览，这些佛经鲁迅一般会泛览一下，不过，鲁迅也就是从1914年初到1915年上半年这段时间读佛经，很快就知其梗概，以后就不怎么看佛经了。佛教对鲁迅的影响，我们可从他的很多文章中看出，1924年开始写的《野草》表现得比较集中，鲁迅在去世前1936年写的一些散文中也可看到佛教很深的影响，如《女吊》。现在引《野草·墓碣文》全文：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巅。……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2卷，202－203页。

《野草》为散文诗，是伟大的杰作。鲁迅的生命力来自于绝望中的抗争。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与鲁迅实际上是擦肩而过，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鲁迅的虚无感很大程度来自佛教的影响。《野草·墓碣文》写得阴森恐惧，主要原因在于五四启蒙运动的落潮，而在这样的现实中，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哀。佛教对鲁迅的意义是虚无中的无意识的反向运动。鲁迅这时看起来很悲观，实际上是很积极。实际上佛教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统，但作为一种纯粹精神的促进力量，佛教起到了超越性的激发作用，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也很明显。“……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这里，佛教成为鲁迅的西方的个体性逻辑的一种代换逻辑，佛教的纯粹空无的超越使鲁迅精神向个体性更纯粹的坚定性迈进。在鲁迅精神中，诸神之争以相争相和的面目出现。精神的多元可以造就一种纯粹的气质，鲁迅艺术上是有性格的人。多元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提升是必需的。

这里来看周作人的一点分析，可增加对鲁迅的性格的理解：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朱文公”朱熹这两个人物，丝毫不感到影响。[18]

现在看来，鲁迅的思考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在鲁迅身上寻找传统文化的每一种影子都是不难的，同时鲁迅持有拿来主义的态度，对西学他也是强劲地去吸收、创造与超越。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霍颖　译），见　张京媛　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回心来自英语conversion的日语翻译，意为基督教中的忏悔，自觉，自省的意思。

3.鲁迅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1981年版。

4.周作人。关于鲁迅，431页，止庵　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5.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12-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35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7-1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3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乐黛云　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22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周作人。关于鲁迅，504页，止庵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　译），184-18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12.墨子刻为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和批判》的序言，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3.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24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4.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24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5.曹聚仁。鲁迅评传，158-15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16.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24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7.何锡章。鲁迅读书生涯，43-4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18.周作人。关于鲁迅，435页，止庵　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