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徒刑太便宜了陈良宇

十八年徒刑太便宜了陈良宇

千重山 

一、从1988年至2006年，为上海新黄浦（集团）公司、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等单位在拆迁补偿、获得财政补贴款、解决楼盘闲置问题等方面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

二、2002年，擅自决定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限期转让给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导致该股权价值未按规定进行评估而被低价转让，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亿余元。

三、2002年至2003年，为徇私情同意有关部门违规为陈良军征用土地，导致537亩土地被征用，其中183亩系由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441万余元。后陈良军将其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非法获利1.18亿元。

四、2004年，陈良宇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算算吧，把这四项罪行相加，一共给国家造成了14.748亿人民币的损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为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才判十八年有期徒刑，岂不是大大便宜了这小子？幸亏陈良宇当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否则还不判个死刑？

可是许霆就不一样了，他不是官，没有社会地位，一旦失足就要作穿监狱，如果不是社会广泛的呼吁，如果不是舆论的强力干预，这小子肯定要判死刑的，无期徒刑是便宜他，而许霆弄的那不过是十七万罢，比起陈良宇来可是九牛一毛呀，可判决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看陈良宇判决结果：14.748亿除以18年，贪污一亿才判1.22年，许霆案17万除以5年，换算成亿元要判2941年，后者是前者的2410倍，当然了这是许霆案的改判结果，如果不改判，那比例就没有办法计算了，因为比例太大，一般的人心理承受不起。如此判决真是便宜了陈良宇这小子

据说陈良宇有悔过表现，那就是他著名的三声对不起：“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这三声“对不起”还真管用，一下子就闻名了全国，名人毕竟是名人，在什么场合下说话都能享誉全国，象陈良宇这样大官，对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他的这三声“对不起”，居然把他的罪过抵消了，如此这般岂不是便宜了这小子？

陈良宇犯事是从1988年开始的，他当过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区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谓春风得意，可谓风光无限，可谁知道他是边腐败边升迁上来的，多少年来他不知吃了多少山珍海味，挥霍了多少人民的血汗钱，干了多少缺德事，败坏了多少党风法纪，提拔了多少虾兵蟹将为非作歹，让多少上海老百姓一起和他遭殃，这一切罪恶算在一起，那区区十八年徒刑又算得了什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其中有一句是“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可是本次判决没有包含这一条，那么他是怎么道德败坏的，怎么玩弄女性的，怎么搞权色交易的，都没有涉及到，不知是故意漏掉的还是怕牵涉更大的面，能让陈良宇这小子逃脱掉这些惩罚，真是便宜了陈良宇这小子。须知如果是老百姓玩弄女性，那不是无期也是死刑呀。

相当年陈良宇也高呼反腐败，喊的比谁都响，他曾强调说：“反腐倡廉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作出新贡献。”，真是说的比唱的好，脸皮没有比他更厚了。

陈良宇曾经是上海电视台的明星，只要有上海新闻，总能看到陈良宇那慈祥的笑容，很长时间以来，给我的印象还真不错，觉得他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谁能想到他是面善心狠董卓式的人物，他的这副面孔不知蒙骗了多少人，不仅蒙骗了他的上司，还蒙骗了下属，不仅蒙骗普通百姓，还蒙骗了善良的年轻女子。

陈良宇终于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一个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长的有多善，只要他违背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总有一天要受到惩罚的，陈良宇是如此，王良宇，张良宇，李良宇也是如此，一切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不管他伪装的多少深，总有败露的一天，到那时就不会再便宜他们了，陈良宇这小子真是检了个大便宜呀。

原载：强国论坛

附：
人民的好公仆陈良宇（人民日报，1990）

本文原载199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题目是《父母“失”去一个儿子，群众得到一个公仆——“面疙瘩”区长轶事》，作者：李富昌，刘士安。
　　
　　“面疙瘩”区长是谁？您只要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走一趟，别人就会告诉您：那是他们的区长陈 良 宇。陈区长常常加班加点地工作，很晚才能回家。肚子饿了，老让食堂做点面疙瘩充饥，于是就得了这么个风趣的绰号。那么，“面疙瘩”区长的父母到底有什么苦恼呢？
　　
　　父亲有苦难言
　　
　　陈 良宇的父亲陈更华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十年动乱中受到冲击，被迫交出家中一间住房。“文革”后，陈更华为归还这间住房四处奔走，可是有关部门很快解决这类问题有困难。就在这时候，陈 良 宇升任市老干部局局长，陈更华顿觉眼前一亮，心想这下总该有点希望了吧。父亲提起房子的事，陈 良宇马上表明态度：“老干部中 要解决这类问题的人很多，我不能先为自家着想。”陈更华见儿子言之在理，房子的事就搁了下来。
　　
　　１９８７年５月，陈 良 宇担任了黄浦区区长。消息传开，不少人对陈更华说，这次好了，房子的问题总算可以解决了。可当上区长的陈 良宇尽管忙得经常吃面疙瘩，却没忘记向家里人关照一件事：房子的事要相信党的政策，该解决的早晚也得解决，不该解决的找谁也白搭。他向家人打招呼，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和过去一样，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反映问题，决不能打他区长的牌子。儿子有言在先，父亲虽然想不通，却也从未违反。
　　
　　去年１０月，陈更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给市长写信反映自己的房子问题，又怕寄信到不了市长手里，便向儿子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托他方便时把信面送市长，但是又被陈 良宇拒绝了。为了减轻父母家里四世同堂、拥挤不堪的困难，陈 良 宇把年逾九旬的祖父母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陈更华给市长的信直到如今也没有发出去，房子的事他再也不提了。他说：“家里的事连儿子都不办，讲出去好多人都不信，还有人说我房子解决不了是因为条件太苛刻，我真是有苦难言。”
　　
　　陈 良 宇从父亲这件事上深知信访工作的重要，在他繁忙的公务日程上，处理群众信访占了重要地位。去年直接写给陈 良 宇的群众来信有３０４封，经陈良 宇解决或解 释的有２３５件。陈 良宇还根据来信线索，时常骑着自行车上门家访和实地调查，召集有关部门现场协调，责成限期处理。就这样，好几件疑难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母亲伤心“失”子
　　
　　陈 良 宇是家中长子，母子感情很深，可现在母亲李谋真讲起儿子来却总是叹气：“良宇自从当了区长后，一年内路过我家门不知多少次，但他进家门来只有两三次，也还是来去匆匆。”
　　
　　李谋真１９８７年得了胆结石，卧床休息了几个月。她知道儿子忙，人称“面疙瘩”区长，没让家里人把病情告诉陈 良宇。不久过春节了，母亲大年初一打电话给陈 良宇，让他无论如何回家来团聚。上午１１点过后，陈 良宇赶到家里，看到母亲面色不好，一问才知生病的事。午饭刚吃完，陈 良宇就告别父母匆匆走了，说是下午要到区里值班。李谋真算了算，这半年多来母子难得的一次见面才个把小时。事后，陈 良宇捎给母亲１００元钱，说公家的小车不能派私用，这钱是让母亲看病时坐出租车用的。
　　
　　李谋真想起儿子６０年代参军后经常给家里写信问安，而如今想见他一面都如此困难，不禁两眼湿润、声音哽咽地说：“良宇当了区长，我却失去了一个儿子。”
　　
　　李谋真“失”去了一个儿子，黄浦区的群众却得到了一个好区长。陈 良宇常说，黄浦区是上海市的窗口，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上海和国家的声誉。在区委的支持下，他刚上任就提出了黄浦区各项工作都要争创一流的指导思想。为了争创一流，陈 良 宇全副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连孝敬父母也无暇顾及。去年，黄浦区夺得了１０多个市和全国重大项目竞争的第一，陈 良 宇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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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hyzm34 于 03-31-2008 20:58 发表:

　　昨天：本文原载于2004年12月31日上海《新闻晚报》，题目是《土八路与洋学生的交往——我与陈更华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作者张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像是说，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有着不同境况的人，难有共同语言，不可能成为朋友。可是陈更华先生———这位上个世纪40年代的美国留学生、洋味十足的归国华侨，却和我这个小学还没读完，土得不能再土的抗日“土八路”交往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互相视为知已，说来颇有点戏剧性。
　　
　　留洋X光专家胜过资本家
　　
　　1953年的夏天，我为邀请李谋真同志（陈更华先生的夫人）到刚筹建的铁路卫生学校（铁道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第一次去了陈家。当我按图索骥找到陈家之后，着实让我惊讶了一番：他们不仅是住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福利公司楼上），而且居住的大楼门口，居然有个外国人看门（印度人，所谓“红头阿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侍候中国人。
　　
　　当时，看惯了三四口人挤在不足6平方米亭子间的情景，我感到他们的家居十分宽轩,少说也有100多平方米的面积，大厅的窗下就是南京路，显得非常敞亮。家具也很洋气，居然还有冰箱……如果他是资本家，我倒不会感到意外，但我知道他只是个X光专家，用现在的话说，也属于“工薪阶层”，怎么会比我此前看到过的资本家的家里还阔气？
　　
　　后来才明白，当时一台X光机器的价值几乎是医院所有设备价值的70%，而且大部分医院还买不起。老陈不仅仅会修这样的高精尖设备（当时中国会摆弄的人不过几十人），还受聘于国外某知名船级社，是他们的中国代表之一，对船舶和一些大型设备的安全检验，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洋包子”率真“土包子”投缘
　　
　　从人事资料上我已经知道，陈更华先生是1948年从南京考上公派留学生资格，在美国留学4年后，放弃了当地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所以，当他西装革履出现在我面前时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没有知识分子常有的矜持和莫测高深，他热诚中透露出直率，加上1米80的身材，显得豁达、豪爽并略带点粗犷。这风度很对我这“土八路”的胃口，于是我也就毫不拘束地和他聊了起来。
　　
　　那次见面，已经过去50多年，当时谈话的许多细节虽然已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却是至今难忘的，当时美国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只是从政治学习中知道，美国劳动人民受剥削，很苦，甚至煤矿工人家里无煤烧……所以我问了他美国工人的一些情况。出人意料的是，他告诉我美国的许多工人都有轿车、冰箱，干活很紧张，但咖啡、可口可乐等饮料在厂里尽管喝……
　　
　　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能对我这样一个“土八路”讲真话，实在让我惊讶。因为当时抗美援朝风头刚过，反美的气氛仍十分强烈。我意识到他是个没有心计的大好人。当他问我当兵打仗的事，以及解放军、共产党的种种情况，我具体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了，但肯定也是“灶王爷上天，实话实说”。就这样，一个“洋包子”和一个“土包子”，一见如故，我们谈得很投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老陈的交往激发了我对知识文化的兴趣。在老陈的影响下，我自学英语，并于1956年考进华东师大历史系（函授）。使我感激不尽的是，他不嫌我土，也不嫌烦，而且不要回报地帮助我。
　　
　　也许，现在会有人以为是因为老陈的夫人老李要进铁路卫校，他巴结我。其实当时老李并不想进铁路局，而是铁路局需要她。因为当时铁路卫校找不到理疗教师，而老李精于此道，可她不愿意干。是我磨破嘴皮，才使她勉强点了头，可没过三天却说“要到北京去做事”，其实这是她不肯干的托词。我好说歹说，最后才同意只干一个学期。不过一个学期后她受到学生好评，受到领导器重，特别是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谷风同志（和老李一样，也是浙江富裕家庭出身的女知识分子）和她很有共同语言，老李这才同意正式转为铁路职工。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铁路局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想进而进不来，可老李偏偏不愿到铁路局来工作。当我就此事问老陈时，他说：“我们怕公家的饭难吃”。的确，老陈他当时是凭专业知识和技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医院的X光机器发生问题，还有船舶鉴定等等都不得不找他，所以收入不菲。但上世纪50年代末，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使他不得不到国营的单位工作。这时，我这“土包子”对他也派上点用处———在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待人处事，我成了“大学生”，他变成“小学生”，对他，我也起了点参谋作用。
　　
　　这不，一开始他就碰上尴尬事。分配他工作，竟要把他分配到“光学仪器厂”，还说“是为了发挥他的专长”。老陈以为是有意为难他，气呼呼地对我说：“X光是电学，这是常识，为什么叫我到光学仪器厂？”我告诉他：“共产党的干部学过物理的不多，哪里分得出光学电学，你若不说，连我也弄不清，你只要说明白，他们会改。”
　　
　　最惨的事在“文革”中
　　
　　要说“惨”，我比他更甚，因为我是在大会上被揪出来，押到台上批斗的；但我运动经历得多，不那么在乎，心情也和老陈不同。因我在运动初期很不应该地先整了人，而且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我把整人不当回事。只有被人整了、蹲在“牛棚”中，才明白整人太不应该。所以，我没多少怨气，倒有较多的内疚。老陈则不同，他从不整人，只知工作。当初是为了爱国而不肯留在美国，在解放后就回了国。“文革”中，却硬说他是“美国特务”被关进“牛棚”，足足“隔离”了两年。还说 “你不是特务回国干什么！”更使他伤心的是：军事学院毕业的大儿子，也因他而不能分配到军队，学非所用地给弄回上海当了工人。
　　
　　在 1971年前后，我和老陈在南京路上不期而遇，好友在经历过“牛棚”后重逢，都很激动。在饭馆里我听了他的倾诉。并劝他说“好歹我们都过来了，那些当右派的可比咱们惨，那不也得受么！”他说：“幸亏反右时我还没进国营单位，要不，说不定也是右派。”这么想倒也宽慰了许多。直到不久前，他还告诉我，对那次会面印象很深。
　　
　　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的日子好过了，我们交往又多了起来，好像他还到我的单位来过几次。
　　
　　有一种邂逅名字叫“美好”
　　
　　在老陈的三个儿子中，我和他大儿子比较熟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医院干部门诊看病，恰遇他也在那儿排队候诊。看到我，他站起来打了个招呼，还把我让到前面，即兴闲聊了几句。因为我知道，老陈夫妇都是只钻技术不问政治，所以，也就想当然地以为，他在这里看病肯定也是个非党的技术干部。闲聊中就不自觉地摆起长者的架式，说了一些开导教育的话。而他也是谦和地应答，并不多说什么。不久，我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他不仅是党员干部，而且正是管我们的那个局的局长。说实话，党的高级干部，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一个人在医院默默排队候诊？我想，这恐怕与老陈的严格家教有关。
　　
　　从这开始，我再也没和老陈联系过，倒不全是由于那次“闲聊”的不好意思，更主要的是老陈的儿子一再进步，我想，老陈家一定高朋满座，就不再去凑热闹了。恰值当时电话一再改号（从6位上升到7位、8位），以及我家搬迁等缘故，老陈也一直找不到我。我们就此失去联系好多年。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老陈在打听我的电话和住址。我这才再次和老陈联系上。接到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劈头就责问我：“我怎么得罪了你，你这么长时间不理我？”
　　
　　我既感动又激动，好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实在没想到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还在想着我。就这样，我们又来往不断了。
　　

　陈 良 宇庭审中始终保持平静 最后陈述:三声对不起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陈 良 宇始终保持平静，精神状态良好。对控方的指控也给予配合
　　
　　启幕于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经历了漫长的近两年的侦查和审理之后，终于在2008年3月25日迎来了最高潮——开庭审理陈 良 宇。
　　
　　3月31日出版的2008年第7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审判陈 良 宇”报道，陈 良宇案的审判长由天津二中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董晓新亲自担任。陈 良 宇的律师，是来自北京的高子程和刘立目。公诉方指控陈 良宇犯有三宗罪——受贿、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其中受贿四项，总计收受金额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滥用职权为两项；玩忽职守一项。
　　
　　当天的庭审从上午9时开始，至中午12时暂时休庭，下午1时30分继续开庭。由于控辩双方存在一定争议，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至下午5时，庭审全部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次日，陈 良 宇被押回秦城监狱。
　　
　　据旁听者介绍，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陈 良宇始终保持平静，精神状态良好。对控方的指控也给予配合。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大意为“事有前因，建议从轻处理”。庭审结束前，审判长表示：“合议庭注意到，陈 良 宇整个庭审过程中，认罪态度很好，回答问题实事求是。控辩双方一致认为，陈 良 宇配合工作，积极退赃，合议庭在合议后会积极考虑的。”
　　
　　据旁听人员介绍，庭审现场没有媒体记者，也没有家属到场。陈的妻子黄毅玲尽管到了法院，但因为自身同案情有关联，未能进入法庭。
　　
　　根据检方的指控，陈 良 宇具体四项受贿分别为：其一，接受港商杨崧才五次行贿，共23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为此，陈 良宇利用职权，帮助杨崧才的香港财捷投资有限公司在投资上海闽江饭店的项目上获得利益。据《财经》记者了解，杨崧才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海发展的港商之一。
　　
　　其二，陈 良 宇同意妻子黄毅玲在邱长清任总经理的上海MWB互感器厂挂名，并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从1996年至2006年间，邱长清共支付黄毅玲“工资”43万余元人民币。
　　
　　其三，陈 良 宇要求申花集团原董事长郁知非安排儿子陈维力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挂名副总经理，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同时，郁知非还为陈维力办理公司信用卡，供陈维力个人消费。以上两项总计35.2万元。为此，上海市财政支持申花集团4238万元。
　　
　　其四，陈 良 宇同意上海新黄浦集团原总裁吴明烈为陈 良 宇的父亲陈更华换房。新换住房同旧房差价大约为93万余元。此外，陈 良 宇的家人还接受吴明烈的安排出国旅游，吴明烈用公款支出34.2万元。
　　
　　以上四项受贿罪行中的第三项，即郁知非为陈 良 宇儿子支付的总计35.2万元款项，其中有10万元被公诉人指控为索贿。而依据中国《刑法》，索贿属于从重情节。庭审中，陈 良 宇的辩护律师对郁知非为陈维力办公司信用卡的索贿情节提出了异议。
　　
　　据旁听者介绍，法庭调查显示，陈维力在上海申花任挂名副总经理后，有一次郁知非请陈 良 宇吃饭，陈维力并不在座。餐后郁知非用公司卡结账。陈 良宇当场问郁，其子陈维力是否有这样的卡？郁知非随后立即给陈维力办了一张卡，陈维力坦然受之。律师认为，当时陈 良宇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足以认定为索贿。
　　
　　陈 良 宇当庭也表示，自己当时只是问问儿子是否有这样为公事结账的卡，并没有别的想法。这是整个庭审过程中，陈 良 宇发表的有限的意见之一。
　　
　　从检方指控可知，陈 良 宇还曾利用职权，助其弟弟陈良军从土地交易中获得暴利。此罪被控“玩忽职守”，并使得其弟弟陈良军获取巨额非法利益。据悉，今年53岁的陈良军也已经被捕，涉嫌非法倒卖土地，该案目前尚未进入审理程序。
　　
　　在陈 良 宇案的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在陈良军倒卖土地问题上，陈 良 宇只应负领导责任，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控辩双方对此一时争执不下。此时，陈 良 宇主动对律师说：“你们别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陈 良 宇被检方指控的两项滥用职权罪行，均与上海社保案直接关联。其一，为不法商人张荣坤获取10亿余元社保贷款提供便利；其二，源于中国华闻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闻控股）所获上海社保的10亿元委托贷款。
　　
　　在3月25日的庭审中，陈 良 宇作了两分钟的最后陈述。“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他说。
　　
　　3月26日，陈 良 宇案开庭次日，《财经》记者曾至上海陈 良 宇父母寓所，见到陈 良 宇86岁的父亲陈更华，老人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提及儿子陈 良 宇，神色更显悲伤，声音哽咽低沉：“这些年他都在外面忙，我们对他的情况也很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