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一个令人费解的称号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一个令人费解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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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暂时无派

方永刚先生病逝了，英年的他到底没能抗过癌症的侵袭。在他的名字刚刚被公众知晓的时候，我曾写过两个关于他的帖子，发在强国论坛上。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再谈论他就有点不够尊重了，毕竟，中国有句老话，“死人为大”。但是，得知他死后，给他的称号是“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我又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堵”的感觉。在不使死去的人难堪和不使自己难受这两者之间，我自私地选择了后者，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话。

过去，常听说某某人“忠于祖国”、“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也听说过有人“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还从来没有听说谁忠于某个理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又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如果一个人相信某种理论是正确的，他会将这个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会对其产生信仰，却很难想象，他会对其产生忠诚。对于身为共产党员的方永刚，他死后，我们没有听说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也没有听说他忠于共产党，我们被告知：他忠于的是一个（或者说一组）近年来创新出来的“理论”。

我无法理解，宣传这样一个“楷模”是为了什么。如果是号召人们象他那样去“忠诚”创新理论，那客观的结果其实恰恰是在否定创新理论，因为道理很简单：“创新”本身的含义，就是不忠诚。最近，有位常以古人为鉴的人引用了王安石的一句话：“祖宗不足法”。这里的“不足法”大概应该是一种创新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不忠诚的意思吧。马克思主义曾被认为是共产党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也曾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近二、三十年，有人发现很难继续对它们“忠诚”下去，于是，就将它们“创新”了。不仅如此，在前不久闭幕的一次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被告知，“创新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系统”，还要被继续“创新”；也是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听到继续解放思想的号召。有了“创新理论”，还要解放思想，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告诉我们不要“忠诚”这个“创新理论”吧。

这些年，中国的“主流”社会有一个很怪癖的嗜好：喜欢自相矛盾。一种说法不弄出一点自相矛盾的东西就不能叫做理论；一种行为不做出一点自相矛盾的举动就不能叫做创新。就这样，解放思想的震天动地的呐喊和忠诚创新理论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在这个嗜好的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解放思想”还是“忠诚党的创新理论”，这颇让人有点为难。除非对上面说的一切都当耳边风，否则，中国的各级党政官员都可能会变成哈姆雷特，每天花上几个小时问自己一个同样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抬杠，也许他们会说，创新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这样说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是不是也可以问一句：“解放思想”这样的思想可不可以解放呢？

不知别人是怎样感觉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和中国的“主流”们讲理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所以不讲也罢。对于“忠诚创新理论”的说法，我们姑且认为是成立的。接下来问题是：方永刚真的“忠诚党的创新理论”吗？在把一本《邓小平文选》的边都读地发毛了的同时，他还写了一本叫做《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的书。在这本书里，他是这样评价蒋介石的：“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看得出，他对这个别人诅咒的名字是充满了敬畏的。蒋介石是什么人？是一个对外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对内对工农大众残酷剥削和镇压的人，是一个双手沾满仁人志士和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不往深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蒋介石的敬畏就是对共产党的不敬，这么说不算过分吧？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典型”呢？我想可以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方永刚忠诚的“创新理论”虽然不包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包括蒋介石和他的“三民主义”（注意：不是孙中山的联俄、连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不觉得树这个典型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了。但是，这样理解实在过于惊世骇俗、实在过于匪夷所思、实在令地下有知的江姐和洛阳烈士们寒心、实在令活着的亲者痛和仇者快。果真如此，这个“创新”无异于复辟----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中国从前并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我宁愿这只是我自己为了把这个帖子写清楚而提出的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假设。

第二种理解是，对于创新理论，方永刚根本谈不上“忠诚”，他无非是将自己挣饭吃的工作做得出色一点就是了。充其量象我在以前的一个帖子里说过的，比较敬业而已。要说他真的“忠诚”什么的话，倒是他对蒋介石忠诚更合乎逻辑，因为这种忠诚和他生前挣饭吃的营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容易让人理解为精神层次的追求。我从前读博士时，有个指导委员会的教授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他在讲授专业课的时候，告诉学生，生命的起源是一种叫做RNA（核糖核酸）的有机分子。但是，在私下，他坚持认为世界是上帝在七千年前创造的。我问过他：既然这样坚信“创世论”，为什么还要讲RNA。他回答说“I need some money to support my family, right?（我得养家糊口，是不是？）”。方永刚将创新理论讲得感天动地、催人泪下，也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业务比较精湛一点，实在和“忠诚”搭不上边。这样一来，他的这个典型就有很大的水份了，或者说称号给错了，比较确切的称号应该是“精通宣传创新理论技巧的楷模”。

当然，要说方永刚对于创新理论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客观。有媒体报道，他给自己定了两个生日：一个是真正的母难日，另一个是“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看起来，方永刚是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因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脉相承”，他对创新理论如此投入的宣传，就有可能包含有感恩的成分。有感恩之心，总比忘恩负义要好，但感恩不等于忠诚。有人曾将方永刚的感恩和雷锋的感恩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较，二者虽然都是感恩，结果却大不相同，后者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带动了一代社会主义风尚；而前者除了成就了一位“家族”致富的带头人，看不出有什么社会意义。当然，对创新理论的宣传则另当别论，只是，这种宣传的社会意义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有待于历史检验。

方永刚的感恩来自于童年不愉快的记忆。据说，他很想不通为什么他年轻时，贫下中农的孩子们参军、上学或当工人的这样的好事，他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轮不上。其实，他可以问一问他的父亲：为什么解放前，贫下中农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他父亲却能？他也可以问一问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他的儿子可以上学，弱势群体的孩子却要当童工、当“包身工”？他甚至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他一个除了“理论” 并无真正的安身立命技能的人富得都不知“咋吃咋玩了”，相当多的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农民还在为基本的生活条件发愁？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用创新前的理论，这叫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成了统治者；另外的阶级失败了，成了被统治者。当然，用创新后的理论也可以解释，这一切都属于“和谐社会”的现象，“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要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和谐”和“被和谐”之间的关系有所颠倒而已。

我在自己以前的一个题目为《“以人为本”的“人”应该包括多少人？》的帖子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人为本’的，难道人类曾经有过以动物或者植物的利益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的时候吗？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是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说句不好听的，是人类永不满足的消费欲望。革命也好，改革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让人能过上‘更好的日子’，都是以人为本的。如果想找出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作为‘本’的人是不同的人。比如，为满足‘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就是以组成‘先进生产力’的人为本的；而为工农大众的翻身而进行的革命呢？当然也就是以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为本的了。”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政治活动，说到底，都是围绕着为什么人的问题，或者说都是围绕着人群中的“比例”----为多数人还为少数人的问题。这个“比例”，就决定了一个历史人物是伟人还是矮子、是政治家还是政客、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方永刚童年的困惑，是个“比例”问题；他成年后的感恩，也是个“比例”问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当年的同学们，没能延长方永刚的生命，在一声声的“永刚，我来看你来了的”呼唤声中，他还是走了。对于他的死，一定有人会认为重于泰山，也一定有人会认为轻于鸿毛，孰重孰轻？谁是谁非，“比例”而已。

传统上，共产党人喜欢把自己的死称为“向马克思报到”。那么。作为共产党员的方永刚会不会去报到呢？具体地说，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祖宗”，方永刚会选择向谁报到呢？我估计，不管向谁报到，他大概都不大容易被“注册”，因为，无论在他们哪一位面前，他都很象一个机会主义者。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去向共产党的祖宗报到，他要去朝拜的，很可能是那位“从溪口到慈湖”的人。